李少威

自记事起，我对广州一直保持着一种很轻松的记忆。

这么说，好像自己是在广州土生土长一般，但其实我是韶关人。虽则同属一省，但在广州人看来，我已是“北方人”了。有一个说法是，在广州人看来，凡在北面的都是北方人。至于秦岭淮河，他们是一概不问的。

2004年初到这座城市，我跟一个广州人强调我真的不是北方人时，他问道：“你们那下雪吗？”

“下啊。”

“那就对了嘛。”

噢，这是另一个分别南北的标准，他们把会下雪的地方都叫“北方”。2016年春天，广州下了一场小雪，让它也“北方”了一把，年轻人都疯了，就像下的是兴奋剂似的。这也难怪，回溯历史，广州上一次下雪还是1951年的事情了，那时他们的父母都尚未出生。

我对广州的所谓“轻松的记忆”，是停留在市井生活层面的，它温暖，宁静，快乐，达观，至于其来源，后面再详述。现在先说明的是，这一记忆的顽固性，正是缘于我和广州一直都只有“半拉子关系”—工作13年来，单位一直在广州，但并不生活于此。

前有童年记忆，后有现实的距离感，于是竟生成了非常奇异的怀旧感。

“小确幸”

我的童年躺在1980年代的黑白照片中。

在那个时代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一定特别有成就感，我就是一个活证据：一个远在粤北乡村的孩子，借助文化产品，竟然建立了对广州生活的某种“乡情”。

那时经常看一套系列漫画，叫《乐叔和虾仔》。乐叔是个茶楼退休工人（这一身份高度浓缩着广州的传统生活方式），无论晴雨，他都带着一把雨伞，虾仔则是一个留着“逗号头”的学龄前儿童，听名字像是个渔家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