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珞

Huang Zhou is a special figure of Changan School of Painting， wh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school of painting. Although Huang is a disciple of Zhao Wangyun， his achievements are no less than any other founder.

长安画派中，有一个特殊的“小辈”，他本是赵望云的弟子，最后却画得比师父还出名，他是长安画派的重要人物，在西北驻足的时间却并不算长。论资历，他确实是长安画派的后继者，论成就，他却不逊于任何一位长安画派的开创者。他就是黄胄。

黄胄本姓梁，1925年出生于河北。故乡荒僻，家中穷苦，但却挡不住他一腔的艺术热忱。他自小便是个胸怀抱负的文艺青年，黄胄之名取自“炎黄之胄”，而这“炎黄”之理想后来更是伴随了他的一生。

40年代初，黄胄偶遇画家韩乐然。虽然没有师承关系，但曾留学法国的韩乐然对黄胄却有着艺术上的启迪之功。1944年，经人介绍，黄胄拜赵望云为师，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艺术旅程。直到1949年参军之前，黄胄始终跟随赵望云学画，并到各地写生。这期间，他画画、写小说，第一次用“黄胄”笔名在《西安夜报》上发表了鲁迅小说《示众》插图。

1948年夏天，黃胄随老师赵望云赴青海祁连山少数民族地区旅行写生，作品在兰州展出时引起极大反响，也迎来了黄胄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当时，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也去参观了他们的画展，甚为喜欢，遂邀请他们去新疆写生。他们乘飞机去了乌鲁木齐，用了近三个月时间画了大量当地民族风俗生活作品，春节临近才返回西安。

这次新疆之行对黄胄影响至深，新疆的民族风情拨动了黄胄的艺术之弦。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多次赴新疆写生，在他的笔下，新疆是灵动的、跳跃的、色彩斑斓的。

长安画派众多高手中，黄胄是最擅长画人物尤其是少数民族人物的。在现当代画家中，能把少数民族人物刻画得如此生动的画家实在不多见。他笔下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以线造型，但使用的线却不是传统绘画中“十八描”的程式化线条，而是流畅、有力甚至疾厉的线，是轻松活泼、随心所欲的线。在人物面部、手部等一些关键部位，画家用笔果断、明确，另一些部分则用繁复的线条来表现。看似重复，其实没有一条是多余的。正是由于线条的反复，才造成一种特别的韵味，好像音乐中的和声，显得丰富、厚重而和谐，因此增加了线条的表现力。黄胄的用色也很大胆，把那些鲜明、单纯的色彩与墨色配置起来，强烈艳丽，产生较强的视觉扩张感，既有传统意味又富有现代感。

黄胄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美术教育，学习绘画完全凭的是自己的热爱与刻苦。这让他的作品丝毫没有传统笔墨的陈旧之感，而是充满了从现实生活中攫取的闪光点。他通过长期的写生练习强化了对生活的感受，加强了对对象的理解，从而能够准确地捕捉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瞬，继而表现出对象的精神特征。

除了少数民族人物画，黄胄另一个十分擅长的题材是画驴。他画的驴甚至可以和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李可染的牛相媲美，他更因此被画坛笑称为“驴贩子”。他笔下的驴栩栩如生，亲切得如同自家从小养大的“宠物”。这都源于黄胄对驴确实有一份与众不同的感情。

“文革”期间，黄胄被关进“牛棚”，放了三年的驴。他日日与驴为伍，长时间与驴接触，与驴结下了不解情缘。黄胄放驴，不是将驴当做牲畜，而是当做朋友，他不仅把自己的好吃的给驴吃，还经常和驴聊天。结果他养的驴完全没有了“驴脾气”，反而十分温顺，与人亲近。据说毛驴为了减轻主人的劳累，每当路过酒馆时便停下，直到黄胄从酒馆微醉而出。这样可爱、亲切、通人性的驴都被黄胄画在了纸上，让人们对驴的喜爱又增添了几分。

除了画画，黄胄还有社会活动家的身份。80年代初，他与李可染、蔡若虹、华君武等共同创建了中国画研究院。1986年，黄胄在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引起轰动，有人便提议建立黄胄艺术馆，他却说，我个人不足以建馆，要建就建属于炎黄子孙乃至人类的炎黄艺术馆。经过4年的筹措兴建，1991年，黄胄心心念念的炎黄艺术馆终于建成，完成了他作为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这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民办公助的现代化艺术馆。黄胄任艺术馆馆馆长，并捐献出自己收藏的古代书画文物200余件和代表作、速写作品1000余件。

炎黄之胄——无论从艺术还是社会影响上看，黄胄都是当之无愧杰出有为的炎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