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民意评官的源头当是汉魏时代的乡议选士制度，从最初的选拔官员要听取群众评议，逐渐发展到考核官员时也要参考群众评议。

官员要掌握民意，需要通过怎样的方式呢？大体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

自上而下，就是上起中央，下至州郡，都要定期派遣使臣、风宪官员等，分级分区巡行视察，听取群众对各级政府吏治官风的评价。

西汉时，刺史巡行郡国，每到一地，必定先去官立学校，就当局施政得失等问题让学生填写问卷，然后以“招待所”为临时办公地点，通过调阅计簿文档、分头察访寻问等途径了解情况。为防止受蒙蔽，刺史总是把会见当地长官、当面听取汇报等安排在最后。

汉成帝时，朱博任冀州刺史，负责常山、巨鹿、真定、中山等10个郡国的巡视。朱博刚刚上任没多久，就在巡视途中被四五百个群众包围在某县的“招待所”里，纷纷表达对当地官员的种种意见。这种方式为以后历朝所继承，唐宋时期的中央使臣、监察官员在巡行考察地方吏治时，都很注意搜集群众意见，有人将之概括为“欲考吏治，莫若询诸民言”。

自下而上，就是群众可以通过向各级官员或风宪官投书献状、当面陈述等方式，主动表达他们对本地吏治官风的看法和意见。

“差评”太多可能丢官

不要小看群众的“差评”，古代官员因为群众评价太差而丢官的，比比皆是。比如北魏的郦道元，就是那位撰写《水经注》的著名学者，在任东荆州刺史时，“威猛为治”，当地民众指责他施政苛刻严酷，结果被就地免职。

汉成帝时，薛宣管辖的高陵县令杨湛和栎阳县令谢游都是极其贪婪狡猾之人，薛宣封“吏民条言”给杨湛，给他施加压力，让他自动辞职；薛宣又发公函给谢游，开门见山地说“告栎阳令：吏民言令治行烦苛”，意思是群众对你这个栎阳县令很不满意，反映你施政无方，法令繁琐苛刻。于是，谢游的乌纱帽也丢了。

纵观历史，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代前期，可以说是民意反馈最为活跃的时期。朱元璋在面向全国人民、要求“户户有此一本”的《大诰》中明确提出，凡各地“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都可以对本省各级地方官吏的施政行为与绩效进行测评，自己一定根据民众评议，表扬好的，降免差的，惩办有罪的。

当然，还有一种官员对待“差评”的态度很常见，就是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

晚清名臣张之洞登上高位之时，也曾有“老百姓怎么看我”这样一问。1907年，张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入枢府，与袁世凯同掌政局。一次，他问幕僚高友唐：“外间对我有何议论？”高友唐答道：“近闻外面评论，说岑春萱不学无术，公（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

张之洞听后，捻须一笑说：“我自问迂拙，说我无术，的确如此，‘有学二字，亦愧不敢当。不过较岑春煊、袁世凯多识几个字。袁世凯岂只有术，其术真是太多了。至于说端方有学有术，未免阿其所好，他不过弄点假碑版、假字画、假铜器附庸风雅而已。”

虚假“民意秀”始终不绝

不过，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的大体制下，不是所有评价都会让官员知晓，更有甚者，有人还会通过伪造群众的评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明太祖时，河南府新安县主簿宋圮因违法乱纪被朝廷捉去，与其“同恶相济”的该县典史李继业，为救同伙，也为自救，居然想到了打民意牌。

他召集地方耆老刘汶兴等13人开会，要他們去南京向有关部门为宋圮说情。刘汶兴等人说“不敢去”，李继业马上以上交公粮时刁难他们相威胁。刘汶兴等人害怕，便说去是可以去，但是没盘缠。李继业说，那你们明天来找我吧，我给你们盘缠。等这13人第二天来领盘缠时，李继业却在官府装病，躲在里面不出来见人，只是让人传话说，官人今天病了，你们自己先去吧。老人们只得自备盘缠，赴京去说违心话。真相揭穿后，不仅李继业，就连被他胁迫的刘汶兴等人也受到了惩罚。

但各朝各代，这类“民意秀”始终不绝。宣宗时，永宁县税务局长（税课大使）刘迪宰羊置酒，求当地耆老给上级写信为他唱赞歌并乞留任；还有汉中府同知衙门的吏员们给上级投书，开列王聚种种政绩，推荐他出任知府，后来得知这是王聚设宴请客求来的。

（摘自《解放日报》2016.9.12）B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