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虹

委托罗青长讲情报课

1947年中秋节前夕，我们延安中学刚从陕北辗转半年后东渡黄河，住在山西临县的郝家坡村。一天上午，中央社会部的干部王琚来到延安中学选调学员，我有幸被选中，分配在主管情报工作的一室。

当时，凡是新到中央社会部的同志，都要接受情报史的教育。李克农委托刚从陕北回到机关的罗青长（时任一室主任）给我们讲情报课。罗青长熟悉情况，口才又好，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他讲到的“顾顺章案”的细节犹令我记忆深刻。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机关进驻上海。当时的上海情况复杂，敌特云集。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中共于1927年11月成立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由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负责，直接受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成员有陈云、陈赓、李克农、李强、潘汉年、刘鼎等人。1928年至1929年，周恩来趁国民党建立最高特务机构的机会，先后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核心机构中统局，李克农担任中统局电讯部门负责人，钱壮飞担任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秘书，胡底以影视工作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他们三人成立一个情报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

中央特科为什么由顾顺章负责呢？因为他是工人出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上海武装暴动时担任纠察队队长，表现英勇。1930年因积极推行“立三路线”，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人鬼点子很多，还会变魔术，经常通过非正常手段为党中央筹集经费，且生活腐化，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

1931年4月，中央派顧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边区，完成任务后，顾顺章滞留武汉。在武汉期间，他以艺名“华光奇”的招牌在公众场合表演魔术，结果被叛徒尤崇新认出，遭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逮捕。

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主动向侦缉处处长蔡孟坚提出，他要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提供他所知道的共产党中央的重要机密。

4月25日，正是星期六，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照例去上海玩女人，办公室只留钱壮飞值班。从傍晚到深夜，钱壮飞连续收到六封“亲译”的特急电报。所谓“亲译”电报，是指徐恩曾要亲自译电的绝密电报。通常“亲译”密码本均由徐恩曾随身携带，碰巧那天徐去上海之前，钱壮飞劝他把密码本留下，免得丢失。徐出于对钱的信任，就把密码本留给了他。

钱壮飞觉得，这连续发来的六封“亲译”特急电报非同寻常，一定有重大事情发生。果然，他译出电文后大惊失色，竟然是顾顺章叛变。电报称，如果能将顾顺章立刻押解南京，三日之内，定将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电报还说，徐恩曾身边有共产党潜伏人员，消息切勿泄露。

关系重大，万分火急，钱壮飞立刻将电报内容写成一份情报，要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火车赶往上海面交李克农。他本人把电报封好，原样放在写字台上，随后也离开南京潜伏起来。

4月26日，顾顺章由武汉乘军舰被押送至南京，面见了蒋介石。蒋立即下令上海军警宪特全面出动，原指望将我党领导人一网打尽，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听李克农讲“王石坚案”真相

刚进入中央社会部不久，我听到老同志们在议论，中央社会部在敌区的王石坚情报系统遭到破坏。但王石坚是何人？为什么遭到破坏？我不得而知，也不便打听。因为李克农刚说过，情报部门有一条纪律，不该说的不能说，不该问的不能问。正巧1947年11月下旬，我姑父胡乔木从陕北毛主席身边来到山西临县办事，顺便和姑妈谷羽（当时在临县三交镇搞土改）来中央社会部看望李克农和我。于是李克农派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们谈了一上午，我和姑妈就在旁边听着。交谈不久，李克农把话题转到王石坚案件上，因为李克农当时刚为王石坚案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检讨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潜伏敌区情报组织被破坏的情况，感到既新奇又震惊。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山东文登人，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北平从事革命活动。1941年6月，王石坚被派到西安接替罗青长的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联络潜伏人员熊向晖（时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陈忠经（时任三青团西北地区负责人）、申健（时任西安地区三青团负责人），指导他们工作。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期间，他们（主要是熊向晖）曾提供许多重要情报。

王石坚去西安后，除经营原有情报关系外，又大大拓展了情报网络，在北平、兰州、沈阳、承德、保定等地建立了情报组织。

1947年9月23日，王石坚在北平交道口京兆街23号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台长李政宣及报务员、译电员四人当场被捕，并在住地搜出大量电报底稿。李政宣是王石坚与北平情报组织的联系人，被捕后很快供出他所知道的潜伏人员和上级领导人。敌人顺藤摸瓜，使王石坚在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情报组织和五部地下电台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被捕的情报干部达44人，受牵连被捕的123人。其中五名重要情报人员（谢士炎、朱建国、丁行之、石淳、赵良璋）英勇牺牲。王石坚本人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获。所幸的是，熊向晖等三人未遭逮捕，此时他们已被胡宗南送往美国深造（后经李克农多方设法，使他们安全回到中央社会部）。

面对王石坚情报系统遭到如此大的破坏，时在山西临县山沟里的李克农心急如焚，寝食不安，他一面写书面检讨呈送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情况，总结教训，请求处分；一面采取应变措施，尽量减少损失。

李克农在谈完王石坚案的经过后对胡乔木说，他在检讨报告中总结了几条教训：一是不应让王石坚同时负责多个地区的情报组织，让他的情报系统搞得如此庞大；二是情报工作、统战工作和地下党工作不应相互交叉，北平最大的教训就是在军事调处执行部时期发展的各种关系全部交给了王石坚领导；三是对王石坚系统的工作要求过多，情报信息量过大，致使电台发报时间过长，增加了暴露的机会；四是对王石坚情报系统研究指导不够。李克农对此深感内疚，请求中央给他处分。

胡乔木告诉李克农：毛主席和周恩来都已看了他给中央的检讨报告。周恩来说，公开战争也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隐蔽战争，处分就不必了，只要接受教训就好。毛主席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希望李克农尽快稳定情绪，振作精神，为解放战争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摘自《百年潮》2016.11期）B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