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欣

回顾中国早期核军控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是贯穿其中的核心内容。起初，反对的重点是美国，但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之后，中国在核军控领域主要是揭露苏联的“假裁军、真扩军”，对美国的批评有所减弱。事实上，从70年代初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开始，中国对国际核军控机制的态度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开始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而这种变化正是从中美接触开始的……

珍寶岛事件引起毛泽东警觉

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在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期间，曾多次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也曾试图把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扼杀在摇篮里。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无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国民情感上说，中国都对美国和苏联控制的国际核军控体制持抵制态度。这一时期，中国的核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郑重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即著名的“不首先使用原则”。基于此，当时中国的核军控政策具有两个特点：其一，中国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强烈反对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反美色彩要浓于反苏；其二，中国所强调的并非单纯的核军控，而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也就是说，中国早期核军控政策具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

然而，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中苏珍宝岛事件并非简单的军事冲突，它背后笼罩着强烈的核阴影。过去都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核威胁，1969年，苏联倚仗核武器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这还是头一遭。毛泽东随即以他惯用的革命口号提出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9月23日和29日，中国分别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如此密集的两次核试验，也彰显出中国并不畏惧苏联核威胁的决心。

“联美制苏”

中苏关系的恶化为中美接触提供了良机，但中美关系的改善却是缓慢的，甚至是曲折的。由于中美之间长时间的对立，中国在分析中美苏三者关系的时候，很难摆脱掉“美苏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这种政治化的分析模式，尤其是对待核军控问题。因此，中国一直对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极为关注。10月20日，苏联正式通知美国，同意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0月2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把美苏核会谈与中苏边界会议联系在一起，指出：“中苏边界会议一开，苏联即告美国在赫尔辛基于下月17日举行核会谈预备性讨论。于是，双方都从实力地位出发，向各方施加压力或显示威力。”

翌年1月初，周恩来又指出：“美国现在削减常规武器，减少外国军事基地，搞大规模核武器，特别是在赫尔辛基会谈之前，大搞扩军备战，看来都是对付苏联的。”也就是说，在中国领导人眼中，美苏争霸仍是主要的，而他们之间勾结起来反华和单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似乎还不太可能。

根据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中国开始谨慎地与美国进行接触，毛泽东的“联美制苏”战略构想初露端倪。在核军控问题上，中国开始对自己的政策进行微调，尽管仍坚持核军控的一贯立场，但在语境上，批判美国起码要比过去和缓得多，甚至在针对苏联的核裁军建议上与美国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

这一默契在1972年达到了顶峰。是年，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周恩来谈道：“美国搞扩军备战既是针对我们的，但更多的是针对苏联的，它把我们看做是潜在的敌人。”

这反映出中国对美国核战略认知的变化。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关于核军控问题，周恩来一方面对苏联的“假裁军”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坚持了中国的原则和立场。他对尼克松说：“你们两家（指美苏）搞军备竞赛，水涨船高……搞核武器花那么多钱，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到一定时候还要报废，下个世纪（人民）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核武器。”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的“联美制苏”战略构想也进一步得以确立。

7月24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等谈话时说，我们的政策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利用矛盾，如果要打的话，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

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访华。毛泽东在17日晚至18日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试图把“联美制苏”战略构想进一步深化，不仅中美联合对抗苏联，还要在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反苏统一战线。毛泽东说：过去中美两国是敌人，但现在我们是朋友。我们应当“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一条线”理论。为进一步统一思想，2月25日，周恩来起草关于基辛格访华的外交通报，指出：中美关系的改善，并不改变中国反对美苏两霸的原则立场。今后中国的对外方针“依然是反对两霸，但要有主有次”，“打击揭露的重点应是苏修”。

“三个世界”

也正是在1973年，美苏缓和达到高潮。11月10日，基辛格再次访华。12日，毛、基会谈，主题是“联美制苏”战略。基辛格一上来就大谈苏联对华威胁的严重性，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中国的安全环境受到破坏。毛泽东则回道，中国的“核力量不比一只苍蝇大多少”，并不具备威胁，更何况当前苏联的“能力与野心相矛盾”，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应该不大。但是在整个会谈中，基辛格那种施舍的姿态令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多少有些不快。与此同时，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基辛格不仅强调苏联进攻的可能性，而且还详细地提出了与中国建立热线等具体方案，这让周恩来多少有些吃惊。本来就对美国踩在中国的肩膀上与苏联搞缓和表示不满的毛泽东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考虑到美苏缓和对中国的冲击以及中美关系的冷淡，1974年初，毛泽东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对外战略问题，2月22日，他借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之际，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这一次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反对美苏两霸为基本目标，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身上。

基于“三个世界”理论，中国加强对美苏核军控政策的批评。不久，邓小平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在向世界阐述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同时，也对美苏核军控政策进行了批评。他说：“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至1974年中期，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问题上，无暇顾及中美关系的进展。邓小平取代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成为中美高层对话的中方首席代表，但根基并未牢固；而尼克松由于水门事件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在外交政策上谨小慎微。中美缓和由此陷入停滞。

1975年11月24日，美苏签署联合声明，计划签订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新协定。第二天基辛格顺道访华，为福特访华做准备并向中方通报美苏峰会的情况。由于中美缓和陷入停滞，中方对基辛格态度冷淡。对于计划中的《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中国表示强烈的质疑，指出：“这个协议只规定了这种武器的数量限额，而这个限额又超过了它们各自现有的数量，至于质量则没有任何限制。因此，很清楚，这样一个协议，与其说是一个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不如说是一个扩充战略武器的协议。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个协议签订后，美苏双方都在加紧发展和部署新型的战略武器，力图压倒对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未立即发生根本性改变，“三个世界”理论仍然指导着中国的核军控政策。“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外交思想的精华，其核心仍然是他所熟悉的统一战线，他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身上，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争霸。但是，随着中国对外政策从以革命为中心转移到以国家利益为中心，中国核军控政策的理论主义色彩开始越来越淡。（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6.8期）B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