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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五家报刊的一代“红色报人”李竹如

2017-06-24何立波

钟山风雨 2017年3期
关键词:大众日报报纸山东

何立波

李竹如是中国报刊史上有名的“红色报人”,前后创办、负责和参与过《新亚日报》、《文化报》、《中国人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大众日报》五份报纸。抗战时期,李竹如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大众日报》管委会主任等职。主张“一张报纸胜过一发炮弹”的李竹如创造性建立了战时邮局的三位一体发行体制,开创了战争时期报刊“多种经营”的局面。1942年11月2日,李竹如在山东根据地第二次反“扫荡”中牺牲,年仅37岁。2014年9月,李竹如入选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

主办“大众喉舌”《新亚日报》,

用迂回的方式为人民说话

李竹如1905年1月5日生于山东利津县庄科村。在惠民四中读书时,李竹如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1925年春节,李竹如在家门口贴了“马列传天下,世界要大同”的对联,让马列主义第一次来到了庄科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初中毕业后,李竹如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高中。后因学校一度停办,他又进入济南正谊中学。1927年春,李竹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和正谊中学的进步同学集资创办了油印的《竞进》周报,从此开始了作为一个革命宣传家的生涯。

1928年“五三”惨案后,李竹如回到家乡利津县发动群众,公开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后在反动派追捕下,他不得不二次去南京。在南京,他考进国立中央大学(1927年6月,东南大学等校合并为新的国立中央大学)。他主办的《前哨》壁报,曾张贴在国立中央大学门口,在校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李竹如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后因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暂时到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任教。当时,他准备一面教书,一面办报纸。报纸定名为《今报》,报社的牌子写好后还没挂出去,国民党在济南大肆逮捕进步学生,查禁进步报刊,《今报》出版无望。李竹如在济南也无法隐蔽,又转到平原县第五乡师任教。

李竹如教书期间进行了多种宣传活动。他利用上农村经济学课,给学生讲《资本论》;并在学校中组织读书会,引导学生阅读马克思、列宁的书。他还多次组织学生排演富有革命内容的戏剧。1934年3月1日溥仪当了伪满傀儡皇帝后,李竹如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编写了讽刺剧《大登殿》,并亲自任导演和演员。

在平原县第五乡师工作期间,李竹如还在济南与同学一起创办了《新亚日报》。报社社长杨沛如是国民党员,李竹如任副社长,负责实际发行工作。报纸创办之日,李竹如在《新亚日报》筹备处的大墙上,贴了四个大字:“大众喉舌”。这个报纸创办之初,确是大众的喉舌。虽然挂名的社长是国民党员,实际办报的却是李竹如和他在原正谊中学的一些同学。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有时他不得不用迂回的方式为人民说话。如针对国民党报刊的欺骗宣传,他在一篇题为《怎样读杂志》的连载文章中提醒读者:“我们读杂志时要不受它的迷惑,必须持着批判分析的态度,……只要常常忘不了事实,拿事实和报纸上说的相印证,一切的欺骗便不攻自破了。”他有时也在报上进行较为公开的宣传。1935年美国和日本政府为第三国际问题向苏联提出抗议后,为了回击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攻击,《新亚日报》刊载了《第三国际与苏联》一文。

李竹如既教課,又当编辑和撰稿人,经常往返于济南、平原之间。后来他放弃教书,专去办报。《新亚日报》在读者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可是李竹如和报社社长杨沛如思想分歧也越来越大。在杨沛如的排挤下,李竹如离开了报社,于1936年夏到了上海。

以《文化报》为阵地,

“发动整个民族抗战的伟力”

1936年7月,在上海文化界一些朋友的支持下,李竹如与共产党人娄凝先、高清远、罗中敏等办起了一份四开铅印的《文化报》,李竹如担任主编。蔡元培为该报题了报头。

《文化报》社设在一间旧式楼房底层的统厢房里,编辑、发行、吃饭、睡觉等也都挤在这一间房内。在当时的白色恐怖政策下,《文化报》要在严厉的控制、阻挠和威胁中生存。李竹如坚持讲实话、说真话、反映群众呼声的宗旨,受到了广大热心读者的欢迎。

《文化报》不仅有一批热心的读者,而且团结了一批作者和朋友,比如沈钧儒、范长江等知名的媒体人士,后来,《文化报》还设立了专栏,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丁玲等作家多次在《文化报》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文章。为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出报,李竹如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几乎每期报纸都有他写的社论、评论。在国民党书报检查制度下,《文化报》经常被迫“开天窗”,但它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当年《文化报》创刊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蒋介石顽固地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压制人民的抗日活动。《文化报》创刊后及时出击,连续发表《对于绥远抗战应有的认识》、《为国牺牲》、《抗战》、《绥战的前途》等多篇社论,公开提出“联合一切有抗战决心的人民,发动整个民族抗战的伟力”的口号。然而,租界报检当局不允许报纸上出现有关抗日的言论,甚至规定不准使用“抗日”一词。李竹如等面对这种状况,便采取一些巧妙措施应对。如他们使用把“抗日”改为“抗X”、“日军”改为“X军”、“日方”改为“某方”等办法来处理文章中的有关词语。经这样处理发表后,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

《文化报》关于国内外时事的评论大多是李竹如亲自撰写的。如他撰写的《目前的世界新形势》一文指出:“在意、德称霸之后,最先受害的未必是苏联,……法西斯魁首的真意,是在削弱了苏联的势力以后,先用各小国(或者英法的一部分)土地财产,把他们自己养肥,然后再与苏俄作决定的战斗。”二战爆发后的情景,印证了李竹如当年的预见。

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1937年2月6日,李竹如在《文化报》上发表的致友人的信中,委婉地鼓励读者:“严寒曾经磨难着人们,但严寒的后面就是和暖的春天。记准吧,年轻的朋友们,严冬并不能永远统治世界啊。”《文化报》还经常刊载一些揭露国民党腐败的独裁统治,倡导科学民主思想的文章。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曾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丁玲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终于在党的帮助下,于1936年9月逃离南京,1937年2月来到延安,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由于国民党特务造了许多谣言,上海文化界许多人都关注丁玲的命运。《文化报》准备在1937年5月19日发表一篇反映丁玲在陕北状况的文章,但国民党当局禁止发表。《文化报》上留下一千多字的空白,然而编者巧妙地留下一个标题:“丁玲胖了”。读者从这四个字可以想象到丁玲脱离虎口以及她在陕北的境遇,给那些准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热血青年以鼓励。

《文化报》是李竹如创办的第二份报纸,是属于文化类报纸,他为当时的文人们提供了最佳平台。而他自己也化名为丁时,在报纸上发表了众多文章。他说:“我要做的,就是为了联合一切可以抗战的人民,联合人民的抗战决心,发动整个民族抗战的伟力。”

李竹如编办的《文化报》共一年时间,出版了112期。报纸不仅在上海本地发行,还发行到了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和陕西等地。《文化报》只有一年的历史,但它在新闻和文化上留下了巨大的历史财富。

创办晋冀豫省委机关报《中国人报》,

把话说到人民大众心里去

从1938年4月初至下旬,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围攻作战,八路军彻底粉碎了日军对晋东南根据地的九路围攻。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后,为了加强对敌后民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及时把抗战消息传到广大民众中,宣传报道敌后军民的抗日斗争情况,晋冀豫省委决心创办一份地方报纸,也是一份对外宣传的省委机关报。

七七事变后,李竹如和几位革命知识分子一起去延安,途经山西时被一二九师留下做民运工作。1938年5月1日,李竹如等创办了我党抗日根据地的第一张报纸——晋冀豫省委机关报《中国人报》,李竹如担任社长兼总编辑。1938年8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通知,晋冀豫省委改为晋冀豫区委,标志着晋冀豫区正式形成。区委十分重视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于8月1日发出了《中共晋冀豫区委对党报的决定》,要求《中国人报》上的社论与区委负责同志或其他领导同志应看作指示性质的文件,必须详读并讨论之。每次社论都带有指示政治形势与工作任务的性质,应特别注意,而且区委宣传部对各级宣传部一般工作的指示,要经常通过《中国人报》传达下去,要随时由此把握工作的方针与方向。《中国人报》的编排内容,包括新华社播发的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以及国内特别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本地区的抗日斗争、群众武装和群众组织发动情况;省委(区委)的指示性文件等。在根据地内,各县都设有发行站,报纸出版后,及时由报社通讯班送到各县,逐级发往各地。向游击区和敌占区发放的报纸,由党的秘密交通站转递。在战争环境下,报纸的纸张来源、印刷、发行都有许多困难。

《中国人报》先是油印,又改石印,1938年11月1日起改为铅印。朱德和北方局的领导同志曾亲到报社表示祝贺。李竹如要求报纸办得生动活泼、语言通俗,把话说到人民大众心里去。李竹如除经常自己写稿外,还担负了全部审稿和部分改稿任务,每期报纸稿件都经他审阅付印。

1939年1月1日,《中国人报》社与《新华日报》的一部分同志合并,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李竹如担任副总编辑。《新华日报》华北版是根据地内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单位,特别是《中国人报》终刊后,绝大多数人员都调到了该报,更加强了它的力量。

不久,李竹如调到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任编辑部部长,组织出版了《辩证法唯物论》、《论持久战浅说》等书籍。李竹如又与张磐石等创办了反映抗日根據地军民斗争生活的综合性刊物《抗战生活》。《抗战生活》创刊于1939年4月1日,是一份反映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的综合性杂志,半月刊,由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抗战生活》出至第6期后,遭遇日军围攻长治地区,于当年6月15日休刊,1940年5月1日复刊。1941年12月,《抗战生活》与《华北文艺》合并后停刊,改出《华北文化》。

建立山东战时邮政总局,

开创《大众日报》发行新局面

1939年5月,中央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在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李竹如被北方局选调去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民运部长。此前1939年元旦,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成立。《大众日报》的诞生,开创了山东新闻史上的新纪元。但这支队伍无论在数量上和政治业务素质上,都远远不能适应工作的要求。这是当时一个突出的矛盾。在《大众日报》创刊一周年前一天,李竹如来报社主持开会,和总编辑兼社长于寄愚等同志研究纪念创刊一周年事宜。大家决定元旦出纪念增刊,并分别组织文章、题词。李竹如提议报告党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李竹如马上给党中央发电报。不几天,毛泽东主席从延安用电报发来贺词。山东分局电台译完即交分局机要室,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看过又当即派警卫员送给报社。报社的同志们得知毛主席在千里之外的延安,还关怀我们敌后的报纸,都十分高兴。文印室张惠等同志立即动手刻蜡板,先把题词油印出来,分送大家阅读,接着发工厂排印,迎接新的一年。

1940年春,李竹如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并兼任《大众日报》社管委会主任(社长)。1941年6月28日,为适应山东抗日斗争形势需要,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大众通讯社基础上组建成立新华社国内分社中的第一个省级分社——新华社山东分社,李竹如兼任分社社长。

当时《大众日报》社员工多是年轻人,缺少办报工作经验,李竹如认真抓编辑记者队伍的建设和报纸的改进,写了许多有指导作用的文章。李竹如很重视宣传工作的计划性、主动性。除了有总的计划外,他每天早上都交代下面同志今天要办几件事,到晚上就检查每件事做得怎么样。李竹如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回答含糊或模棱两可者,会毫不客气地批评。李竹如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提高新闻工作人员的思想、政策水平,他经常给大家作学习辅导。他领导下的《大众日报》社,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为党培养干部的学校,许多编辑、记者后来都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

李竹如利用多种途径培养和造就人才,创办新闻业务刊物就是一个好方式。1941年7月,李竹如委托《大众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山东分社通讯部编辑出版了该会会刊——《记者生活》。当年夏秋编辑出刊仅三期,即因日伪军对我沂蒙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而被迫停刊。1942年6月,为了贯彻执行全党办报方针,适应大力发展工农通讯员、广泛开展通讯工作的需要,在《记者生活》的基础上创办了《青年记者》,由《大众日报》编辑部通联科负责编辑。从此,《青年记者》成为沟通《大众日报》编辑部同各地通讯员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由山东省战时邮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半公开发行。

李竹如抓《大众日报》的工作非常仔细。1940年春,李竹如到《大众日报》任职后不久,山东分局拨付给报社一笔经费。报社经理部主任刘力子派会计去80里外的山东分局取款。晚上开会时李竹如问刘力子“钱取了吗?”刘力子说:“才去取。”“几个人?”“一个人。”李竹如马上说:“这笔钱一个人取放心吗?你别开会啦,快去。”李竹如说:“不是不相信同志,是两人好商量,战争环境万一出问题,你也说不清。”刘力子拿起匣枪连夜追去。两人取款后,情况果然起了变化。刘力子他们与地方干部取得联系,组织了民兵护送,才绕过敌军驻地安全返回报社。几十年后,刘力子仍无限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李竹如同志盯得紧,稍许松懈大意,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大众日报》面向的是流动性极大的部队和广大农村,报纸的发行渠道不畅。敌后环境异常艰苦,发行不可能公开进行。1941年7月,山东分局指定“战工会”建立战时邮政机构。10月,根据李竹如的建议,山东分局、“战工会”、山东军区和《大众日报》社联合成立了山东战时邮政总局。1942年2月7日,山东战时邮政总局在沂南县马牧池乡双泉峪子村成立。5月10日,李竹如在谈发行工作时说:“晋东南某友人在来信中说:‘……我的信是口哈冻笔写给你的……但我看到你的信,已是身穿单衣,手摇小扇之时,中间经过了八个多月。延安《解放日报》须八个月我们才能看到……如果能很快地看到《解放日报》的全版,那是如何的欢欣呢?”“再就本省而论,过去的交通也太可怜了。去年刘处长因事赴湖西,途经×站,见《大众日报》集存成堆,交通员用以烧茶解渴……这对整个革命工作有多大的损失。”为此,“接受五年来的经验,实有集中力量成立战时邮局的必要”。

李竹如经常检查发行工作,现场办公解决问题。他说,一张报纸胜过一发炮弹,因此发行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发行越快越好。一次,李竹如到《大众日报》社作形势报告。一进门就看见发行科压了三天的报纸还没有送出去,他立即找编辑部主任查问,要求立刻发出去。李竹如批评说,同志们辛辛苦苦编辑印出报纸却被压着,多么不负责任,这是发行失职。当即宣布负责发行的人被撤职,马上换人,今后报纸绝不能压。

山东战时邮政总局建立后,《大众日报》发行状况大大改观。原来一个月也送不出去的报纸,现在三天就能看上,并普及到农村,发行量也增加一倍多。1942年10月1日起,《大众日报》改为二日刊,发行量也增加到每期8300份。由过去派订款收不上来,每月亏损三四十万,成本也保不住,到现在自愿预订按时缴款,并及时反映读者意见,供改进编辑工作。1942年“五一”大掃荡后,山东敌据点达3000个以上,最密地区平均三至五华里一个。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大众日报》重新建立了网格化的邮路,发挥了报纸的巨大威力。

1942年10月,日军在山东实行大规模“扫荡”。当时,山东党政军首脑机关都驻在滨海。为了缩小目标,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留在原地,省军区和“战工会”由滨海向鲁中转移。11月2日,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战斗中,李竹如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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