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莹

摘要：基于广西贺州烟草产业贫困县精准扶贫现状的实践调查，构建了广西贺州烟草产业精准扶贫影响机制的多元回归估计模型，并得出结论，①扶贫资金对贫困县精准脱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②从资金来源结构看，中央和地方财政扶贫资金（产业扶贫）对脱贫效果更加显著；③从扶贫资金投入结构来看，农业项目、教育及培训项目的扶贫投入与脱贫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结合研究结论，构建了广西贺州烟草产业资金精准扶贫长效机制。

關键词：烟草产业；精准扶贫；正相关；机制；广西贺州

中图分类号：F323.89；F76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10-1997-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7.10.050

The Realistic Difficultie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of Tobacco Industry in Hezhou of Guangxi

TAN Ying

（China Tobacco Guangxi Industrial Co.， Ltd.， Nanning 53000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alistic dilemma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f Hezhou， the tobacco industry poverty county in Guangxi，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estimate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obacco industri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Hezhou.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The poverty relief fund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of poor counties. ②Comparing with sources structure of other funds， central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s（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d the most efficient. ③From the angle of the funding structure， the investment of agricultural project， training and education project in poverty allevia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 to the poverty relieve rate. Combining the result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ecision'，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f tobacco industrial funds in Hezhou was put forward， that is to apply "precision" from 3 dimensions： to enhance the scal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vestment， to make a diversified integration of the central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s，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telligent alleviation， an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mechanism for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 tobacco industry；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sitive correlation； mechanism； Hezhou of Guangxi

从2014年开始，中国将每年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从中可以看到国家对贫困人口的关注和重视。2016年，中国采用“631指数法”，确定全国592个县（旗、市）为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区，这些区域主要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和特困地区，其中，中西部地区的扶贫县占据了80%以上。广西贺州市是中国西部地区扶贫工作的重点，尤其是以烟草种植为产业特色的贫困区域在广西贫困县中面临扶贫现实困境。以往广西贺州烟草种植产业扶贫工作存在三大问题，一是针对某一特定县域的烟草产业进行扶持，但是由于烟草产业具有区域性特点，造成扶持工作难以对产业精准定位的问题；二是零散式的烟草产业扶持方式，难以对烟草种植产业的精准扶贫形成合力，尤其是针对烟草种植户的技术扶持很难形成有效的精准扶持示范效应，技术扶持带动作用不明显；三是对烟草种植扶贫项目识别缺乏制度的顶层设计，项目筛选机制不健全。采用种植、加工、流通等全产业链式的理想扶贫方式，存在着扶贫资源分散、浪费与偏差问题。

2013年，中国颁布《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了“精准扶贫”的产业发展思路。广西贺州烟草产业也必须走精准扶贫的路线，才能促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结合广西贺州烟草产业特色，在立足广西贺州贫困县现实需求的大前提下，充分发掘共有的烟草种植产业带、共通的技术需求环节、共性的烟草产业扶贫对象，优化烟草产业扶贫资源配置，在扶贫区域内实现烟草“产业定位精确、科技着力精准、技术服务精细”，最大程度地将广西贺州烟草种植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打造扶贫产业带，增强广西贺州烟草种植扶贫地区经济的内生增长极。在此基础上，对广西贺州烟草产业精准扶贫的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扶贫资金效率低是造成贫困人口脱贫慢的关键所在。结合考察结果及文献梳理，构建了烟草产业精准扶贫的理论模型及影响机制，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影响广西贺州烟草产业精准扶贫的重要因素。最后，结合实证结果构建了广西贺州烟草产业精准扶贫的创新机制，以期为全国贫困地区的烟草产业精准扶贫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

1 调查设计

1.1 调查区域概况

调查区域为广西贺州晒黄烟分布区，主要为平桂区公会、沙田镇和邵平县的凤凰、樟木林、黄姚等乡镇；调查对象为以上区域的300个种植户。

晒黄烟是广西贺州的传统产业，也是特色产业。近几年随着卷烟工业对晒黄烟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广西贺州晒黄烟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黄烟种植已经成为广西贺州贫困乡镇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选取晒黄烟这种单一产业，主要是因为研究的是对某一产业的精准扶贫，规避了过去以县域为单位的扶贫工作研究缺陷。

1.2 调查方式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与烟草种植贫困户进行扶贫现状交流，并填写《广西贺州烟草产业精准扶贫现状调查问卷》。拟定了300份调查问卷，回收300份，回收率达100%，其中剔除存在漏填、填写错误等问题问卷5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95份，问卷有效率达98%。

2 广西贺州烟草产业精准扶贫的理论模型及机制研究

根据实践调查发现，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是影响广西贺州烟草产业精准扶贫效率的关键。同时，精准扶贫工作识别机制、工作管理机制、工作考评机制和工作帮扶机制也会对精准扶贫效率产生影响，本研究将其作为保障机制，一并纳入广西贺州烟草产业精准扶贫的理论模型构建中。

2.1 扶贫资金的投入结构与扶贫效率的关系机理

扶贫资金是精准脱贫的关键因素，贫困的本质、性质和特点发生改变，精准扶贫资金投入规模和投入结构就会随之而改变，从而提升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温饱”向“小康”社会的过渡，在温饱阶段，贫困的本质是大面积绝对贫困，扶贫资金主要投向人们的衣食住行；在这个阶段，贫困缓解与经济发展几乎是相同的概念。发展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分析了包括扶贫资金在内的外部资金的产业投入与贫困、发展的相互关系，比如，纳克斯提出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扶贫资金作为产业资本投入后，打破某个环节，改变循环过程，摆脱发展困境[1]。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指出要规模型提高资本投入才能达到产业发展中的“不可分性”的要求等[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性质开始转变，卢卡斯等学者的人力资本理论使扶贫资金结构更加多元化，教育、医疗等内容包含进来。其后，参与式扶贫理论代表人物和森等提出“能力贫困”，进一步将就业竞争、融资需求等因素纳入扶贫体系中，扶贫资金投入结构与脱贫的关系可以用图1的下半部分表示。

2.2 扶贫资金来源与扶贫效率的关系机理

扶贫资金来源结构与扶贫效率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产业扶贫资金主要来自于条块分割的财政体系中的资金，由于行政职能及财政实力的差异，扶贫财政资金的分配最终可能会出现“公平高于效率”的结果。尤其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今天，财政扶贫资金使用往往会出现“区域平衡优先于经济发展”的情况。李捷等[3]、全承相等[4]和雷望红[5]均提出“扶贫资金是政府的公共投资”、“扶贫资金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观点。因此，扶贫资金来源结构进一步优化，对扶贫效率提升具有显著影响。扶贫资金来源与扶贫的关系可用图1的上半部分表示。

3 广西贺州烟草产业精准扶贫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

基于烟草产业精准扶贫的理论模型，本研究设定实证检验模型，以探索广西贺州烟草产业精准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为扶贫资金精准使用提供理论指导。

3.1 变量选择

对于扶贫效率指标的衡量，中国财政部设有专门的扶贫资金使用效率量表，但是该量表较为复杂。出于精准扶贫本质的考虑，借鉴张玉平等[6]和左停等[7]对精准扶贫指标的概述，本研究认为使用贫困发生率（或者是脱贫发生率）能较好反映精准扶贫效果，且数据简单易得。贫困发生率越低或者说脱贫发生率越高，意味扶贫资金使用效率越高，扶贫越精准。

扶贫资金来源结构（IS）和扶贫资金投入结构（0S）中的变量使用《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的统计分类。影响扶贫效率的环境因素（SS）的指标选择较为复杂，这是因为扶贫效率环境因素包含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经济环境是影响扶贫效率最关键的环境因素，经济发展对区域脱贫带来的经济机会多，地区收入就會整体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就会降低，扶贫效果就越明显。因此，本研究选用人均GDP作为经济环境的衡量指标。模型所用变量的涵义见表1。

3.2 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对精准扶贫资金效率及影响因素的选择，构建了广西贺州烟草产业扶贫资金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

UP=F（IS，PS，OS，SS，ES） （1）

式中，UP为扶贫效率，PS为扶贫资金规模，IS为扶贫资金来源结构，共包含i个来源；OS为扶贫资金投入结构，共包含j个投入结构；SS为影响扶贫效率的环境因素；ES为影响扶贫效率的其他因素，共包含k个变量。

对式（1）进行线性转化，可以得出多个函数关系模型，见式（2）～（6），式中，i=1，2，3；j=1，2，3；k=1，2，3，4；β为弹性系数。

1）扶贫资金效率与扶贫资金规模之间的关系模型：

UP=β0+∑β1PS+∑β5SS+∑β6kESk+μ （2）

2）扶贫资金效率与扶贫资金来源结构之间的关系模型：

UP=β0+∑β1iISi+∑β5SS+∑β6kESk+μ （3）

3）扶贫资金效率与扶贫资金投入结构之间的关系模型：

UP=β0+∑β1jOSj+∑β5SS+∑β6kESk+μ （4）

4）扶贫资金效率与扶贫资金投入结构、扶贫资金来源结构之间的关系模型：

UP=β0+∑β1iISi+∑β1jOSj+∑β5SS+∑β6kESk+μ （5）

5）扶贫资金效率与扶贫资金投入结构、扶贫资金来源结构以及后两者交叉项之间的关系模型：

UP=β0+∑β1iISi+∑β1jOSj+∑β1iISi×∑β1jOSj+

∑β5SS+∑β6kESk+μ （6）

3.3 结果与分析

根据式（2）～（6），采用逐步回归估计方法，对广西贺州烟草产业精准扶贫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见表2。

对5个模型的拟合优度（R2）进行统计发现，5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较高；D.W值均在2附近，说明模型均不存在自相关。同时为了规避异方差问题，本研究采用了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进行回归。

模型1反映了广西贺州烟草产业扶贫资金效率与扶贫资金规模之间的关系，影响系数为-0.204，且是显著的。说明烟草产业扶贫资金每增长1%，贫困发生率则下降0.204%。可见，当前增加对广西贺州烟草产业扶贫资金规模，能有效地促进种植户精准脱贫。模型2反映了广西贺州烟草产业扶贫资金效率与扶贫资金来源结构之间的关系，影响系数为 -1.725，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中央和地方对广西贺州烟草产业的财政资金扶贫能有效降低种植户的贫困发生率，促进种植户精准脱贫，这与葛志军等[8]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同时扶贫贴息贷款（IS2）、以工代赈（IS3）的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相比较扶贫贴息贷款和以工代赈方式，中央和地方财政扶贫效果更明显，这意味着对广西贺州烟草产业进行开发式扶贫是有效的扶贫方式之一。

模型3反映了广西贺州烟草产业扶贫资金效率与扶贫资金投入结构之间的关系，其中农业项目投资（0S1）和教育培训项目投资（0S3）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326和-3.243，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烟草产业农业项目投资（0S1）和教育培训项目投资（0S3）各每增长1%，贫困发生率则分别下降0.326%和3.243%。可见，烟草产业农业项目投资和教育培训项目投资对精准脱贫起到了良好的效果；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0S2）脱贫效果一般，这可能源于广西贺州烟草产业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投资需求低于农业项目和教育培训项目。

模型4和模型5将扶贫资金投入结构因素和扶贫资金来源结构因素均融入进来，而模型5还考察了两者的交叉影响。两个模型下，财政扶贫资金（IS1）、农业项目投资（0S1）、教育培训项目投资（0S3）均是显著的，这些因素与因变量之间均呈负相关，进一步验证了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另外，模型5中增加了农业项目投资（0S1）与教育培训项目投资（0S3）的交叉项后，农业项目投资（0S1）、教育培训项目投资（0S3）的系数均有所增加，这说明相比较单项投资，实施综合扶贫投资的效果更好，这也意味着广西贺州烟草产业扶贫资金需要进一步整合。

另外，在5个模型中，影響扶贫效率的环境因素（SS）和影响扶贫效率的其他因素（ES）均与贫困发生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增加人均GDP，加强精准扶贫工作识别机制、工作管理机制、工作考评机制和工作帮扶机制等建设有利于促进广西贺州烟草产业种植户脱贫，这与孙兆霞[9]、闫东东等[10]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4 广西贺州烟草产业资金精准扶贫机制的构建

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广西贺州烟草产业扶贫资金投入对精准脱贫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从扶贫资金来源结构来看，相比其他来源渠道中央和地方财政扶贫资金的脱贫效果更加显著，开发式扶贫是广西贺州烟草产业有效的扶贫方式之一；第三，从扶贫资金投入结构来看，增加对广西贺州烟草产业项目和教育培训项目的资金投入，有利于降低贫困发生率。结合研究结论，落脚点在“精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广西贺州烟草产业资金精准扶贫机制进行构建。

4.1 继续扩大扶贫资金规模

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贺州烟草产业扶贫资金投入规模，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攻坚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作为精准扶贫资金的主要来源，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规模效益。另外，实证研究还融入了其他扶贫资金来源指标，这表明在广西贺州烟草产业扶贫中，还要发挥中间媒介的作用，广泛吸纳社会资本，激发民间投资，从实现多元化投资方式的创新，从而提高广西贺州烟草产业扶贫资源的规模和比例，实现政府财政和社会资本的良性互补，强化企业和组织在广西贺州烟草产业种植户精准脱贫中的中坚力量。

4.2 多元整合中央财政扶贫资金

研究表明扶贫涉农资金的整合对种植户脱贫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贺州贫困户和贫困村的整合范围和力度，调整和完善涉农扶贫资金的投入结构，发挥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对缓解贫困的重要作用，完善资金整合使用方案和决策程序，不断创新资金使用机制，完善资金管理程序，进而提高扶贫精准度。

4.3 实施产业扶贫和智力扶贫联动

研究表明，广西贺州产业扶贫和智力扶贫投入更能有效降低贫困发生率。因此，建议要在精准扶贫“六个一批”基础上重点进行产业扶贫和智力扶贫。放眼大局，于细节处落实“精准”，依托现有烟草种植优势产业，增加附加值较高的相关产业链扶贫资金的投入，从源头或关键点上帮助困难户精准脱贫。

加大对烟草产业知识教育和技术培训的资金扶贫，通过人力资本投入和开发，提升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加强当地政府、农业技术部门、农业院校等合作，开展农民技能培训活动，充分发挥外部力量对缓解贫困的作用。

4.4 加强扶贫保障机制建设

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良好的扶贫保障机制能显著提升脱贫率。一是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识别机制，识别留守老人聚集区的贫困村，依托烟草产业基础推广优质高效烟草扶贫项目。精准识别发展前景广阔，资金匮乏的贫困村或项目，由政府担保获取信用贷款以及政府财政支持补贴；二是建设精准扶贫工作帮扶机制。组建烟农专业服务合作社，依托烟叶生产关键环节，促进种烟规模化、生产专业化、烟农职业化的现代烟草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的发展；三是完善扶贫工作管理机制和工作考评机制，建立稳定的扶贫专业队伍，巩固扶贫效果，避免返贫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唐丽霞.精准扶贫机制的实现——基于各地的政策实践[J].贵州社会科学，2017（1）：158-162.

[2] 赵 丹.罗霄山区农村精准扶贫对策研究——以湖南桂东县泥湖村为例[J].湘南学院学报，2016，37（6）：87-89.

[3] 李 捷，罗庆华，郑昭峰，等.张家界市大鲵产业扶贫的调查与思考[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5，31（8）：999-1002.

[4] 全承相，贺丽君，全永海.产业扶贫精准化政策论析[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5，31（1）：118-123.

[5] 雷望红.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1）：34-37.

[6] 张玉平，田 胜，张桂芳，等.农村精准扶贫中的关键措施研究——以宜城市实施农村精准扶贫为例[J].湖北农业科学，2016，55（12）：3239-3242.

[7] 左 停，杨雨鑫，钟 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8）：156-162.

[8] 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56-58.

[9] 孙兆霞.脱嵌的产业扶贫——以贵州为案例[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3）：14-21.

[10] 闫东东，付 华.龙头企业参与产业扶贫的进化博弈分析[J].农村经济，2015（2）：8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