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雷+王玏

摘要：以古代汉水中下游流域城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历史文献及方志舆图的梳理，分析了4个历史时期该流域城镇从农业文明发展、工商业文化交流、城镇格局的稳定与发展到城镇网络功能完善的演变历程，并结合案例分析了古代汉水中下游地区城镇营建特色。旨在为当今流域地区滨水城市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城镇群；古代城镇；空间格局；演变；汉水流域

中图分类号：TU9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10-1869-04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7.10.018

Study on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Ancient Towns under the Water Network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Han River Basin

WEI Lei1，WANG Le2

（1.College of the Arts，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2.College of Hort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the ancient town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Han River basin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ancient maps were collected， and four historical periods from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natural eco-space basic pattern formation and the evolution course of ancient towns network function of the basin city cluster were analyzed. It also combined with case study of ancient towns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Han River basi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ater network so as to provide experiences for today'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aterfront city in the river basin.

Key words： city cluster； ancient town；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Han river basin

自古以来，人类聚居地的发展与流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密不可分。尼罗河流域孕育了埃及、希腊、罗马、拜占庭、伊斯兰等文明；两河流域孕育了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等文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等则共同促进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华夏文明”。

关于“华夏文明”的衍生与发展，张良皋[1]认为，古代巴域——巴人活动的区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其中心就在汉水中游的湖北省郧县、竹山一带。汉水流域众多城址遗存也表明其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本研究的古代时间界定为先秦至元明清时期，因为该历史时期是受水网影响最大，古代城镇格局变化最为丰富的时间段，研究对象界定于汉水中下游地区在方志舆图历史文献中能查找到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滨水城镇。通过研究历史阶段的汉水流域古代城镇空间格局演变，对于掌握流域水网与古代城镇的发展关联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通过对古代流域城镇演变机制的分析，对当代流域地区滨水城市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

1 历史时期汉水中下游流域城镇群布局的嬗变

1.1 联合城邦模式下的流域农业文明发展（先秦时期）

汉水流域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文明以屈家岭城邦文化为代表，这一历史时期的城市水系规划强调“治水”，与城背溪、大溪时代灌溉系统的萌芽期相比，这一历史时期不仅关注稻田灌溉措施，还以完善的排水系统保护聚落发展，因此在屈家岭时期便为汉水连城的空间格局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春秋时期，沔水（今汉水）一带逐步出现了榖、邓、鄾、卢、罗、鄀、权、唐、随、厉、郧等古国，流域农业发展迅速（图1），以水稻田耕作为主；而到了战国时期，燕、赵、秦、魏、齐、韩、蜀、楚、越多国抗衡的格局逐渐形成，各地注重防御工事的修筑，城址自身的布局逐渐发生变化，部分城壕与河道相连，且诸多古国具有水关，这反映出汉水流域古国治水、用水的先进水平。从先秦时期汉水流域古国的发展脉络不难看出，其治水过程经历了防洪、灌溉、军事防御3个功能的不断完善，流域古国的发展依托汉水资源形成了联合城邦，并伴随着流域农业的发展而不断兴盛。

1.2 水上交通的发展促进城邦工商业发展及文化交流（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到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水流域的城邦建设在满足防御的同时，依托于汉水水路交通逐渐开始进行了城邦之间的工商业与文化交流。在城市建设方面，曾经主要是农业城市的古代城市，在后汉至六朝时期，作为政治、军事与工商业城市的性质逐渐浓厚起來，遂形成“作为行政治所并拥有较大数量人口的城郭都市，与脱离城市而散布于田野的村落”之间的对立。这一时期汉水流域的城邦与聚落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但凡郡县治所大抵筑有城垣，而城郭之外的乡村地区则主要是山居的村落和规模较小的农户，正如《夔州图经》中描述的“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3]。这种城居与山居的显著差异，带来了城郭与村落发展的显著差异，城邦获得了更多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便利水上和陆路的交通则促进了城邦之间的工商业与文化交流。

1.3 水网的完善带动流域城镇格局的稳定与发展（隋唐宋时期）

直至隋唐五代时期，沔水（汉水）水网进一步完善，流域特征日益显著，州、郡、县规模不断发展，并由此衍生了诸多初具规模的聚落及聚落群，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聚落及聚落群得到更多的发展，流域城镇群的基本格局开始形成（图2）。唐代时期汉水流域共有州县城58座，典型的代表有郢州、荆州、襄州、随州和均州等处，且大多已具备城郭形态，这些在《舆地纪胜》各州府景物栏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描述了州府所包括的衙署亭堂台榭等，通过记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流域城市结构得以完善，同时城郭的修筑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聚落发展。这一时期的市场结合水陆交通形成了独特的以码头、渡口为中心的“鱼市”、“桥市”类型，正如《食货七·天下盛衰户口》记开元中之太平景象云：“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肆皆有驴赁客乘，悠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4]。

1.4 城镇群中心凸显并带动流域城镇网络功能结构日趋完善（元明清时期）

相较于隋唐宋时期以郢州、荆州、襄州等多中心发展的空间格局，元明清时期沔水（今汉水）流域的中心逐渐向襄阳、武昌一带转移，襄阳和武昌的中心地位显著，周边聚邑发展迅速，并形成了相应规模的“卫星”城邑和聚邑群，同时西部山区的城邑建设也有所加强，这种转变为流域城镇群功能的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元代以前，武昌对江有汉阳城，黄州对面有鄂城，襄阳对面有樊城，但这些城邑分属不同行政区所以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卫星城市[2]。而到了明代，这些城市周边兴建起满足航运、商业、市场等功能的卫星城市，且这些城市与中心城市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为中心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汉口就是典型的例子。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大量船只只能停靠汉口，促进了汉口的繁荣，早期汉口并未设置城垣，主要是水上贸易的重要交流场所，它的航运和商业功能成为武昌与汉阳城的重要补充（图3、图4）。

2 流域水网影响下的古代城镇布局演变机制

2.1 因水而建，以水为利

汉水流域的古代城市结合流域水网特征，形成了独特的选址方式与水资源利用方式。這些城邑大多大力发展水利、农业及水上交通运输，流域水系既可以作为城市的防御体系，也是城市中居民用水及农业用水的重要来源，并衍生了“刀耕水种”、“刀耕火种”及“火耕水耨”等农业技术，从汉水流域诸多楚国城址中考证的“水关”、“水门”等设施也反映了当时水上交通的发达程度。同时，流域地区古代城市周边的水网共同构建了汉水泄洪的通道和调蓄湖泊，是建城、引水灌溉及水上交通的主要水源。如古籍中记载：“沔水又东南，与揚口合。水上承江陵县赤湖。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来同会”[7]。“[楚]昭王十年，吴通漳水灌纪南城，如赤湖，进灌郢都，遂破楚”[8]。从文献中不难看出，充沛的水源为楚皇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丰富的水网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坚实的防御基础。

古代沔阳城的布局更为突出地反映了充分利用水资源的意图。沔阳城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并不拘泥于将繁华的街市及住宅区分布于城内，而是因水而发展，很多繁华的街市沿水布局于城外，城内反而显得空旷（图5）。如《沔阳州志》卷一“街衢”条下记载：“他郡邑之繁盛，皆国门内。沔则垣墉以内，廛市萧条，反在郭外下关及汉津桥内之东、西二市。至估舶云集，皆在小桥河干。”

2.2 因地就势，自由布局

汉水中下游流域一带的城市建设讲究“因天时、就地利”，尤其是在对水资源的利用上，既考虑引水，也不忽视防洪，真正做到了“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时，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10]。楚纪南城、鄂王城及楚皇城等均是如此（图6）。以汉水流域楚皇城为例，从其遗址的平面布局中不难发现，整个东城墙并非直线型，而是曲折蜿蜒的自由形态（图7），同时城内格局也非方格网状，紫金城也并非位于城址中部，这些布局特征均和基址自然条件有关。楚皇城城址东北高，西南低，东北部的缺角是由于为了将东北部高约1 m的高台位于城内，形成紫金城，这一高台既可防范水患，也可居高瞭望，充分反映了楚人建城的智慧。城内自由的布局形态，形成于引水灌溉的水系分布，城内塘堰众多，如“白龙池”及分布于西北、东南角的池塘若干，这些共同形成了城内的灌溉系统。城东南角约60 m的缺口则疑是白起引长渠支流灌城的出水口[11]。

2.3 尊重礼制，保聚发展

汉水流域的城市营建礼制大多仿自周礼，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周人，在城市建设方面便是如此。《考工记·匠人》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13]。这里所记载的营国制度集中体现了建都方面的礼制，在国的中心选择上也强调“择中立宫”。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并未做到，如齐国临淄的宫城在东南角；郑国故城的宫殿在西城北部；赵国的宫城有三个小城呈品字形组成，在大城的东南角并与大城不连在一起，而楚国的纪南城则是标准的择中而立，宫殿位于城的中部[14]。除纪南城外，汉水流域的楚皇城也反映出礼制思想。其紫金城乃是殿城所在，虽然位于城址北城角，但由于整个城址东部北窄南宽，因此紫金城仍是位于楚皇城的南北轴线上，仍可看出在楚皇城的建设在善用地利条件的基础上，仍反映出“择中而立”的思想。

在军事防御方面，汉水中下游流域的古代城市大多在其四角均发现有高台，有的利用自然地形，有的乃是人工堆建，功能多是作为瞭望台使用，这些作为古代城市的防御体系，反映了汉水中下游流域一带楚人保聚发展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模式是建立在生活物资储备充足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楚人得以保聚发展是完全依托充足的水源以实现农业灌溉，自给自足，形成了独特的具有流域地区特征的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模式。

3 结语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流域水网体系对于古代城镇群形成与演变产生的重要影响，对于流域城镇群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城市的选址、布局及建设方面，更体现在具有地域特征的城水交融的城镇群网络形成上。中国流域众多且多为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此类城市及城镇群的发展需要延续历史环境特征及地域文化特质，从而实现流域自然环境与城市人文环境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良皋.巴史别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2] 石 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3] 瞿蜕园.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 [唐]杜 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5] 刘森淼.荆楚古城风貌[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

[6] 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 [北宋]乐史撰，王文楚.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 陈 凡.古沔阳城研究与汉水下游古城之比较[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0.

[10] 李 山.管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 王仁湘，郭德维，程欣人，等.湖北宜城楚皇城勘查简报[J].考古，1980（3）：108-113.

[12] 徐 瑶，王 玏.乡村地区古代城市遗址整体保护研究——以汉水流域楚皇城遗址为例[J].华中建筑，2015（10）：153-156.

[13] 闻人军.考工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4] 郭德维.楚史·楚文化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