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管子不仅主张法治，还特别提倡道德伦理教化，并提出了著名的“四维论”。它所传递的德治伦理思想是一种普世性的知识存在，并散发出诸多优秀的传播思想。在“微文化”盛行的当下，媒介文化日益发展的同时，信息超载及虚假现象也不容忽视。基于管子“四维论”的思想立场，本文旨在以此检阅与反思当代传媒及其文化背后的发展状态，以期诊断媒介文化的废弃现象，以及疏导微文化传播所面临的伦理道德问题。

【关键词】管子；四维论；微传播；微文化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233-03

一、管子“四维论”

《管子》是先秦古籍中一部体系性学术典籍，其学术理论超越历史时空，回答和解决了人类社会现实中的诸多问题，是一部难得的治世文献。书中所提倡的思想是法礼并重，即主张法治的同时，也提倡道德伦理教化。尤其是在论述“德”的治世價值的重要性时，管子提出了著名的“礼”“义”“廉”“耻”四说，以此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纲领，史称“四维论”。

“四维论”见于《管子》之《牧民篇》，其曰：“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1]管子将“礼”“义”“廉”“耻”四个维度当作是教化百姓、维护国家安定的首要纲领，继而使“四维”的重要性提升到治国安邦之高度。“四维”各有其规约与限定。首先，“礼”之规范是“不逾节”，思想行为不能超出道德标准，有尊敬合宜的态度与行为。有礼之人就不会超越应守之规。其次，“义”之规范是“不自进”，让自己的思想行为符合道德之准则。有义之人就不会妄自求进。再次，“廉”之规范是“不蔽恶”，不隐瞒自己的缺点与错误，品行端方，纯正高洁，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有廉之人就不会掩饰过错。最后，“耻”之规范是“不从枉”，对不当的言行举止有羞愧之心。有耻之人就不会趋从坏人。可见，“四维论”是对道德主体的一种伦理规范。我国素来享有“礼仪之邦”的佳誉，历代君主更是将“礼”视为社会管理的准则，以礼为治，以礼为教。微传播的理念唯有构建在和谐社会秩序的基础上，继而通过“礼”“义”“廉”“耻”的道德范式来规范群体的行为。特别在微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亦会从“四维论”中汲取营养，以期诊断媒介文化的废弃现象，以及疏导微传播时代中所面临的伦理道德问题。

二、当代微传播及其文化“废弃”

微传播时代，是一个以精练简洁作为文化传播特征的时代。与传统媒体内容及传播途径相比，作为微时代的一种全新传播方式，微传播集合了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多重特点，是一种更加精确的传播方式。传播者和受众不再局限于从事媒体行业的人，普通大众也能够作为制作者与输出者参与到各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随着微传媒时代的来临，人类进入媒介文化“废弃”的时代，只要有媒介生产或再生产的地方，它的文化废弃物就会不断衍生与堆积，文化“废弃”与微传播不无关系。

（一）微传播是当代一种全新的交流和表达方式，“微”日益成为主导日常生活及其社会发展的新兴文化范式。

随着“微时代”的来临，我们俨然从中国古代最基本的“大”传播范式，向“微”的文化范式转型。在先秦时代，“大”与“天”是同等意义上的文化范式，不仅可表达空间上的“大有”之象，还可指时间上的“伦序”之理；在汉唐社会，“大”被推崇为文化生态的最高范式，其“大美”思想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化伦理与五行哲学的自觉与醒悟，还彰显出一种空间扩张性气质；近代以来，“大”成为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诉求、经济发展方式以及文化行为理想，在微观政治与微观经济的刺激下，传统“大文化”的单向对话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型民众的交往需求；在后现代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大”被与之相对的范式“微”所取代，“微”日益成为主导日常生活及其社会发展的新兴文化范式。[2]

微传播是当代一种全新的交流和表达方式。微传播时代突出的核心点就是“微”，相对微小的传播力量传播微小的信息。微传播所传递的“微”可归结为“微内容”“微动作”“微介质”“微受众”。[3]“微内容”即传播的信息内容具有碎片化特质，或是一张简单的图片，或是一段简短的视频；“微动作”即只需简单操作便能完成各种用户体验，诸如一个点赞、转发，或者复制粘贴；“微介质”即是传播媒介的微小，手机等移动通信终端都可成为微传播的传播介质，能够将信息便捷地传递到互联网等公共空间，寻找和呼唤认同；“微受众”则是指传播对象的细分更加具体化与个性化。在媒介大舞台上，镁光灯早已聚拢在新兴的自媒体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处处有“微”的传播新时代。不可否认，微传播造就了一个全民传媒时代。在微传播中，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任何人都能够通过微传播的方式向大众呈现与表达自己。它的兴起使得传媒信息供给方式得到创新，为多样化的信息交流方式提供了可能。当然，微传播时代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同时对社会的影响力亦在不断增强，随之面临的问题也在与日俱增，诸如虚假信息的传播、怪诞的舆论生态现象、传媒业的道德缺失等，微传播已然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值得关注的新课题。

（二）微文化的发展使信息传播的途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由此也带来信息超载、文化废弃及舆论生态乱象。

如今，微信、微博、微广告、微电影等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在彰显其蓬勃生命力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改变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任何传播，人人也都能够成为传播主体，分享个人的价值理念。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大量信息占用着人们的时间，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同时也在不断衍生与堆积，最终产生文化的废弃。

从传播层面看，微文化的产生使信息传播的途径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由此产生的信息超载现象不容忽视。微传播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单项式线性传播，它是一种新型的、快速的互动式传播，技术的进步和传媒业的发展带来的是媒介的迅速产业化。然而利弊相伴，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说，现代传媒一旦缺乏受众的关注与支持，就无法被称之为大众传播。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媒体追逐热点，试图引起受众的关注，于是诸多怪诞的内容被传送至餐桌，以供人们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受众来说，只要对信息内容感兴趣，只需一个简单的转发，或者复制粘贴，便能轻松将其传递出去，这种微传播效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大影响力。周而复始，信息的超载现象必然显露无遗。

从生产层面看，微文化的产生是一个十分迅速的过程，只要有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地方，它的文化废弃物就会不断衍生与堆积。在这个信息产生价值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大量繁冗的信息让人们应接不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通过微传播媒介快速进入人们的视野。面对数量如此多的内容，即使草草阅读都是难以想象的，更不用说仔细咀嚼吸收了。于是，废弃现象也就应运而生。譬如，笔者2017年3月10日在互联网上检索“四维论”一词，得出如下结果：百度上相关网页有16700个，相关新闻约有48篇，相关视频约有56条，相关图片约有12380张。面对海量的信息废弃物，尽管人们试图选择性地获取媒介信息，却很难保持理性的思考和应有的抵制。不可否认，新媒体的日益发展与成熟，给受众的生活带来诸多益处，同时也损伤了现代人的思考能力以及对媒介文化的理解力。

从经济层面看，微文化凭借其特有的微言文化而獲取利润。在这个注意力成为一种经济常态的时代下，似乎一切信息都能够用来娱乐消遣，道德、文明、自律都被抛之脑后，唯有巨大化的利润才是人们足以竞相争夺的彩头。这时，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博取受众眼球无疑使得微文化逐渐走向废弃的开端。不难发现，为了适应快速嬗变的媒介发展，当今的社会风气正在微传播的影响下呈现出日益复杂的变化趋势。譬如，部分明星离婚事件所发酵出的一系列问题。诸多媒体似乎非常懂得如何吸引大众的眼球，由此带来的怪诞舆论生态现象，以及诸多自我营销群体的出现，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三、管子“四维论”介入当代微传播

管子在“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义、廉、耻三个伦理维度。从《管子》中所述“礼”“义”“廉”“耻”各自的内容来看，“四维”伦理是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社会道德教育。在微文化盛行的微传播时代，我们要借鉴“四维论”的传播范式，汲取“礼义廉耻”的优秀思想，加强传播过程中的道德伦理建设。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人的诸多活动都伴随着信息的产生，都具有传播功能，管子“四维论”对当代微传播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礼”“义”“廉”“耻”四个维度散发出诸多增益于微传播发展的思想，并在道德伦理及舆论生态层面显示出独特的功能。

在“礼”的层面，深化意识范畴的道德思想教育，增强对微文化传播的理解力。管子将“礼”的要求从庙堂的君、臣，推广到社会各个阶层，从而将伦理道德这一官方意识形态推行到整个社会，形成全社会的道德标准。[4]在微传播中，受众作为信息接收者，要受到相应的伦理道德方面的约束，其再次传递的内容以及所采取的形式，也要符合伦理道德标准。如今，受众接受信息的空间被多元化分割，面对庞大的信息量，全凭个人喜好取舍。生活中一些虚假信息的存在，也给社会带来诸如诚信伦理关系的危机。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或许包含真实事件的合理成分，但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远离真相。虚假事件的产生，最终带来的不仅是诚信伦理关系的危机，还有一个诸多文化信息废弃的时代。微传播的盛行俨然在当代社会掀起令人震撼的巨浪。

在“义”的层面，引导正确的价值取向。作为维系社会人际传播的品德规范，“义”在微传播中所突出的是道义，是公正，是责任。“义”，立身的根本原则，凝聚了一个社会的精神财富和人的基本素质。譬如，一则新闻的产生离不开记者的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经历者，客观真实地还原事情本来面貌，让受众看到事物的本质，用正确的思维判断新闻价值，将“义”之范式贯穿始终，是其基本的职业素养，而频频出现的虚假新闻，无疑给传播者一记响亮的耳光。所以说，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的个人修养决定了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制约着传播的效果，是传播活动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在“廉”的层面，制定正确的行为规范，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生存理念，从而防范利益熏心所带来的风险。传统观念认为，在市场经济下，道德伦理必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然而事与愿违，尽管经济在不断上升，但社会中伦理道德却并未提升。当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相遇，所产生的价值冲突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发展。“廉”是人们自觉地用来控制社会生活的一种行为准则，当传媒机构为解决自身利益问题而进行谋利行为时，社会道德建设也就在逐渐瓦解。在“耻”的层面，要拥有无误的价值观念。“耻”为羞愧之称，羞愧乃由人心所生，故而作为维系社会人际关系的道德修养，知“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历史不断前进与发展，“耻”也在逐渐内化为人们的行为道德准则，成为规约大众的道德底线，告诫人们要行为得当，知羞耻。

2016年9月16日晚，一位年轻明星的离世让所有人从震惊到伤感，再到怀疑，最后引来不少人的唏嘘。在人们窥私欲和猎奇心理的刺激下，探究其死亡原因的各种报道笼罩网络。这时，死亡不再是令人唏嘘的悲痛离世，转瞬成为一次次逾越底线的话题较量，成了媒体抢占头条的角逐。“逝者为大”是传承数千年的基本社会准则，而当今人们道德沦丧，无疑是对良知与道德的漠视。

（二）“四维论”被后世文化援引与借鉴，对当下微传播的道德导向与伦理作用是明显的。

就知识传播视角而言，《管子·牧民》中的“礼”“义”“廉”“耻”等道德范式成为春秋时期以及后世文学与规范中最为频繁的援引。《论语·雍也第六》曾提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5]由此可见，能够广泛地学习文化知识，并接受礼的节制，也就可以不背离正道，我们今天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正是礼的具体应用。《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6]无论做人、做事都要合乎道义。道义是人生存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够放弃的，是指导我们的处事原则。《庄子》之“让王”曰：“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7]在庄子看来，“廉洁”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换句话说，取利必须顾及他人，不能以损坏他人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当今社会，我们应当知礼义，懂廉耻，把握正确的道德导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就传播学的社会价值而言，管子提出的“礼”“义”“廉”“耻”思想对当代微传播的启示具有非常高的导向作用。微传播时代的“礼”，是维系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微传播时代的“义”，是维系社会人际关系的品德规范，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公正合宜的举动；微传播时代的“廉”，关系到信息传递者的文化素养，是牵制信息传递者品行的有效力量；微传播时代的“耻”，是信息传递者自身的道德修养。

就传播内容及其最终效果而言，《管子·牧民》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8]缺了一维，国家就会不稳定；缺了两维，国家就会有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会被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走向灭亡。倾斜可以扶正，危险可以挽救，倾覆可以再起，如果走向灭亡，那就不可收拾了。如此说来，四维缺一不可，它关乎国家存亡，关乎人们生存处事的命运，是国家礼义行为和道德观念的最高准则，是衡量一切视听言论和伦理道德的标准。换言之，传播过程中的内容一定要以“礼义廉耻”为准绳，否则将会走向灭亡，不得挽救。

四、结语

简言之，“文明的进程是一个伴随废弃以及废弃物处理的过程，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找到适合存储或倾倒废弃物的社会改良的角落。”[9]传播活动的“潜规则”，置社会的基本道德、荣辱于不顾，它正表现着当今社会文化的危机。管子“四维论”是对当今微传播时代的微文化意识形态的全新设计，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今天加强法制伦理教育，还能够从一个侧面警醒人们对微文化行为的道德约束，从而防范微文化废弃以及废弃物所带来的风险。它所传递的社会学知识无须更多的合法依据，亦能表现出一种被信任与理解的世界性知识存在与价值隐喻。

参考文献：

[1][8]（清）苏渊雷.经世文鉴（上册）[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38.

[2][9]潘天波.变化的传播方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北京数字科普协会.数字博物馆发展新趋势[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70.

[4]崔蘭海.《管子》廉政理论研究[J].管子学刊，2014（2）.

[5]（春秋）孔子.论语[M].长沙：岳麓书社，2000，55.

[6]孟轲.孟子[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79.

[7]庄子.庄子[M].韩维志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152.

作者简介：

郭碧玮（1992-），女，汉族，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艺术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