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

摘 要：在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明朝中后期，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局面，士商关系趋于复杂。作为明代话本小说集大成者，“三言二拍”重整家业类故事真实地反映出明中后期士商关系的嬗变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复杂性。

关键词：三言二拍；重整家业；经济形态；士商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01

一.“良贾何负闳儒”：重整家业类故事诞生的社会背景

“重本抑末”的思想从战国后期就产生了。《汉书食货志上》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商居列末位。到了汉代，刘邦“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贾在穿衣乘车上不仅低人一等，且商贾本人及其子孙都不得“仕宦为吏”，商人从此不再享有政治权利。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又更进一步对商贾的地位加以限制：“农民之家止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穿绸纱。”由此可见，明代以前，商人不仅在经济上受到朝政的打压和剥削，而且在政治文化地位等诸多方面也遭到严重的歧视和制约。而到了明代中后期，这一现象开始发生转变，主要有以下几点：

1.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

明代中后期，社会生产力飞速进步，社会分工逐渐扩大，商品经济日益繁荣，人们不再只依靠土地务农赖以为生，而是开始将目光投向经商这一条可以迅速致富的道路。“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2.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

大量富裕的商人阶层不仅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发财致富的梦想，也激发了人们对于金钱和财富的欲望。商人阶级的大量出现以及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使得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猛烈冲击，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以经商为耻，反而以致富为荣。新的财富观在商品经济下逐渐取代了旧的财富观。这一观念的转变也可以从“三言二拍”中看出。《二拍》借马少卿之口说道：“江浙名邦，原非异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商业不仅打破了从前被加以限制的枷鎖，不再是“贱流”，而且在部分商业极度发达的地区更是一跃成为四业之首，如：“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

3.商人形象地位的提高

学者王先明曾说道：“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商经历了由末到本、由末而首的上升性运动过程。”诚然，明代前的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大多是鄙薄、消极和负面的。唐代闺怨诗的一个重要类型之一就是“商妇怨”。比如刘采春的《哕喷曲六首》：“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诗人用商妇独守空房的幽怨反衬出商人重利轻情的负面形象。邵毅平也指出：“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虽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代，但可以说直到唐五代以前，商人都是文学中的隐身人，处于隐而未显的状态；

二.“早起夜眠，共扶家业”：重整家业的契机与手段

尽管明朝仍然奉行抑商政策，然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巨商往往能富甲一方。他们奢靡享乐的生活方式，令社会各阶层无不艳羡。物极必反，自然生活欲求得不到满足的人们从宋明理学长期压抑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整个社会盛行耽于饮食、奢侈铺张的风气。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业为越来越多的百姓所认可，他们对发财致富的渴望强烈冲击着旧的思想观念。尽管“三言二拍”的故事中仍然有人通过出仕做官而重整家业的（如《三孝廉让产立高名》，故事发生于东汉年间），但已经不再是明代重整家业主要和唯一的途径。本文将就明代重整家业故事为点对当时社会士商关系嬗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多维透视。

1.重整家业的契机

自宋代后，士与商的地位就已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与宋朝政府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沈垚在《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中写道：“宋太宗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宋太宗将权利尽收于官，因此与古时不同，士子必须兼事农桑以养家，否则便无法生存；而商人的子弟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所以可以一心一意地读书。因此，在沈垚看来，宋元明与以往朝代之间最大的变迁就是，宋元明前士子的子弟往往依旧是士子；

2.重整家业的手段

明代中后期，手工业的发达和商业的活跃，毫无疑问为欲重整家业之人提供了有利社会条件。此时，家庭手工业的迅猛发展初具规模，开始隐隐向资本主义工厂蜕变，并可与官府直接交易。如《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东京机户沈昱“专靠织造缎匹为活”，他收取各机户缎匹后，“到官府领了解批文书，亲解缎匹到京”。当时出现这种家有成批货物，能与官府直接打交道的织户，可见其生产规模之宏大，经营资本之厚实。

3.商人的品行道德

商人的品行道德虽与是否善于经商并无直接联系，但却深刻地影响着商人的经营。“三言二拍”中重整家业成功的人往往都是品行端正，道德高尚。否则，即便经商手段极为高明，倘若品行不端，道德败坏，积累的财富也会一夜倾空，“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初刻拍案惊奇》，卷一）

参考文献：

[1]谢肇涮，《五杂俎》[M].

[2]李贽，《焚书·答邓石阳》[M].

[3]李贽，《答邓明府》[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