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雯

课题项目：本文为黑龙江大学校级研究生创新科研重点项目《十七年诗歌经典化》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JSCX2016-046HLJU。

摘 要：“五四”新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其文学经典的生成過程与传统文学息息相关。不论是与传统的决裂还是后期一些文化先锋向传统的回归，都被视为一种“五四”传统流传下来，对之后的文学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十七年诗歌经典生成过程中，延安文艺与五四文学是其两大主要影响因子。同样于传统经典中攫取新经典生成的资源，“五四”与十七年呈现出了不同的风貌。最为典型的即是“五四”前后文化先锋的思想转型。本文以梁启超、胡适这两位置身于“五四”运动酝酿、发生、发展到结束整个过程的公共知识分子为例，辨析其思想转型的表现，从而探究五四后期，思想渐趋保守的知识分子们思想转型的内在文化心理。

关键词：“五四”；文化先锋；思想转型；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02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路径由制度变革转向思想解放。封建思想弊端逐渐显露，知识分子不得不以激进的态度引入西方先进的文化，以破旧立新、解放思想、启蒙大众。在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新文学开端即失却了民族根基。新诗发展30年间，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冲突与龃龉日益显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未来主义等思潮在诗坛上风起云涌、高潮迭起。言语的切近、浅白，意象与意象间的跳跃，讽刺、隐喻、蒙太奇等艺术手法千变万化，日新月异。与形式上的喧嚣繁荣相比，新诗的内容却陷入精神贫血的衰颓状态。新诗不但无法承载、反映时代文化语境、社会现实图景，诗歌自身应有的那种意境圆融的诗意与韵味亦早已消失殆尽。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后不久，梁启超、胡适就已开始反思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激进反叛的偏颇之处。在理性的思考下，他们开始重新定位民族传统文化。民族危亡之际，梁启超一出现在文坛就身兼知识分子与政客的双重身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失去了可依附的政权。彷徨之际，他选择文学救国，试图通过文学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立场鲜明地批判旧的封建阶级的文学，主张开创新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在小说界、诗界、文界掀起了三大革命浪潮。在诗界革命中，他主张以浅显易懂的俗语文字来表现现实问题。然而，这样一个激进的、极为重视文学的“致用”性的革命者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即将到来之际退出了政治舞台，转而研究民族传统文化。一改之前对文学功用性的强调，梁启超以学者的身份走上学术文化的舞台，“以学问为目的，不以学问为手段”，提出了“为学问而学问”的主张。本着这样的原则进行学术研究，梁启超写了大量的古典学术研究著作，成为了“东方文化派”的代表，回归中正，探索中国古典文化的新发展。

历史齿轮的旋转并不会因一个人的退出而停滞。梁启超思想发生转折的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掀起白话文运动的帷幕。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胡适决心尝试作白话诗并将自己的写作经验总结为“八事”。“八事”中的文学革命主张与国内《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的主张不谋而合，二人共同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帷幕。整个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思想是十分激进的，他的《尝试集》从语言层面上对传统的文言文进行根本性地、彻底地革新。然而这样一位坚持西方实用主义文学观，彻底颠覆盛行千年的文言语体的文学革命者，后期“对社会现实却一直持有一种改良的态度：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旧文化学术则反对盲从，主张以科学的态度整理国故。”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是他对于新思潮的理解。由此可见，胡适对于新思潮的见解与彻底反叛传统文化，宣传西方文化的陈独秀是不一样的。后期胡适的思想理论渐趋保守，开始着手重新整理与反思传统文化，最终与陈独秀等激进的革命分子分道扬镳。

综合来看，促发“五四”文化先锋思想转变的文化心理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民族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梁启超和胡适所接受的启蒙教育都是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清末民初，国门大开，他们被迫或主动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新旧两种文化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碰撞融合，他们既不能彻底抛开传统文化，将废旧与立新完全隔离开来，又无法拒斥西方文化的诱惑，抱残守缺。梁启超的“三界革命”是其文学主张中最为激进的部分。然而，这些主张中不难找出民族传统文化的痕迹。他保留、沿用了传统旧小说的结构体式——长篇章回体，并且借鉴了传统小说的叙述语气。为解决新诗理论与创作实践不协调的问题，又不得不用“古风格”搭救“新语句”，以造“新意境”。胡适亦将中国传统的“汉学”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研究方向和路子。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存在于梁启超和胡适思想变革的始终，只是在除旧立新的时代诉求下，以隐性的方式存在而已。一旦变革的浪潮褪去，这种隐性的影响就会在日后的反思中占据重要地位。

其次，新文化运动落潮后，新文化对西方文化“消化不良”，新文学愈加模糊而不确定。新旧之间的转换出现裂隙，知识分子们陷入或者建构一种没有根基、徒有新形式的新文学，或者对旧有文化做出妥协的两难境地。梁启超的欧洲之旅中呈现出的西方文化极具破坏性的一面，迫使他开始反思中西文化的优劣差异。他既反对保守派的“西学中源说”，又批判全盘西化者的崇洋媚外。他强调“心醉西风”但也并不完全舍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主张利用西方的理论来改造民族传统文化，以此来创建新文学。胡适将新思潮归纳为四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其“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进一步说明。并在后期投入到了“整理国故”的工作当中，以寻找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道路为出发点，整理古代经典，探索古典文学中的优良传统。

第三，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知识分子们的思想观念逐渐走向成熟。褪去了年少轻狂的冲动激进，走向中年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整合自己多年来接收的多样繁杂的文化思想，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品格。梁启超退出政坛，探寻中西文化融合路径的学者时已然45岁。相较于康梁变法时期23岁的他而言，经过时代淘洗的他已经拥有了去粗取精的选择能力。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时，胡适年仅25岁，正是拥有理想与激情，急切渴望确认自身社会价值的年纪。那时候的胡适可以为了推行白话文而与友人进行激烈的笔战，分毫不让，据理力争。即使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尝试着新诗的创作，并且努力寻求支持。然而，新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对文学革命本质的进一步认识以及思想的不断成熟，使得胡适由激进转为保守，开启了新的民族寻根之旅，为新文学的发展寻求根基。

透过梁启超和胡适的思想转型，我们可以看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救亡的时代背景使得他们的文学观一直处于致用与审美标准左右摇摆，功利与艺术追求相互矛盾的状态。正是因这不稳定、变化多端的状态，他们的文学观念和思想理论经常会随其对国民、国家态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更使这一代人的文艺理论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推移。这是一个时代特殊的文化现象，它的背后蕴含了深厚的时代历史、社会文化和个人素质的转换过程，值得我们深入挖掘、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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