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美欧可能正进入一个强势领导人密集登场的新时代。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除了口无遮拦，咄咄逼人的强势风格是他的突出特征。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国会质询时那张愤怒的脸，很容易让人把她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联系在一起。温和如邻家大妈的德国总理默尔克，近来也会时不时展示强硬的一面。

1992年，美国共和党人帕特·布坎南在那年的总统竞选中主打民粹牌，主张建隔离墙阻挡墨西哥非法移民，大幅提升关税以保护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停止对外援助，把美国大兵从海外撤回本土。当时美国中产们对全球化的感觉如沐春风，布坎南的那些言论如刺耳的噪音，其总统梦最终止步共和党初选。

时移势易。2016年的总统选举，布坎南的那些主张几乎被特朗普照单全收，但结果却完全不一样。自那以后的全球化，导致美国低端制造业外流，留守本土的不多的工作机会，大多也被更能吃苦耐劳的移民抢走了。原因并不复杂，危机感是孕育强势领导人的沃土。

危機感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更深刻的还在于身份认同上。默克尔禁止穆斯林女性穿戴“遮面长袍”，因为她认为这种长袍是阻止穆斯林女性融入德国社会的障碍。在如今的欧美国家，为何肤色不同、鼻子形状不一样，不会招致反感？因为这些差异，不像某些独特的着装那样显性地突出了身份认同中的“他者”——异于西方主流道德标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印象。

美国学者凯恩·斯坦纳有这样一个观点，威权主义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人格特征，而是人们在感知到威胁时，而表现出的不宽容的心理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