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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习近平的“中国方案”

2017-06-21李建良

桂海论丛 2016年6期
关键词:中国方案七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李建良

摘要:习近平總书记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郑重宣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在这个新论断中,习近平总书记亮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回击了近年流行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了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两个基本标准,并郑重宣示了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追求——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中国方案;建党95周年“七一”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七一”讲话中强调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新论断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亮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回击了“历史终结论”,提出了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两个基本标准,郑重宣示了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追求——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本文拟对“中国方案”这一新论断的意蕴谈谈笔者的粗浅认识。

一、习近平的“中国方案”是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呢?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的“七一”讲话精神来看,“中国方案”应该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坚定不移的道路选择。近年来,国内外舆论对于我们正在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不少的错误看法。有的认为中国是在搞“资本社会主义”,有的认为中国是在搞“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有人说中国是在搞“新官僚资本主义”等等。实际上,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据时代条件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但由于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从本质上说它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又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必须长期坚持。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宣示“中国方案”的世界价值前,他郑重告诫:“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这一告诫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坚定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道路选择,坚定我们走自己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是在社会制度的意义上使用“中国方案”这一词组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其他场合也曾使用过“中国方案”这一词组,但都局限于单个领域,比如外交领域、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等。但是,作为在“社会制度”层面上使用这一词组,他在今年“七一”讲话中的使用应该是第一次。作为社会制度意义上的“中国方案”,无疑应当是指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第三,作为中国向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探索提供的“方案”,无疑应当是中国通过自身探索得来的“方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着强烈的探索精神。从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的历史看,我们党对苏联有两次借鉴:一是在中国革命中借鉴了苏联的革命模式;二是在新中国建设中借鉴了苏联的建设模式。对苏联模式也有两次突破:一次是对苏联革命模式的突破,另一次是对苏联建设模式的突破。与这两次突破相适应,我们进行了两次伟大创造:一次是突破了俄国革命中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另一次是突破了僵化的“苏联模式”的建设道路,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正是通过这些“借鉴”“突破”“创造”,中国人民实现了三次伟大飞跃,即“从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从衰落到扭转命运、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是来之不易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超越苏联社会主义、超越自我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第四,作为中国向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探索提供的“方案”,无疑应当是经过实践检验且有效的“方案”。从实践过程看,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科学命题之后,我们就一直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个主题,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时常受到各种来自“左”的和右的思想的干扰,但我们所坚持的这个主题从未动摇。这主要表现为党的十二大后历次党代会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我们可以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的报告题名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特点。从实践的结果上看,可以用三个“新的蓬勃生机”来概括,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也正是由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使得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得以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

二、“中国方案”正面回击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亮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后又明确指出:“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这是一个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新观点,是对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一个正面回击。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恰好发表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当时,“民主转型的浪潮正在东欧、拉美、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进行得如火如荼”,苏东剧变似乎验证了“历史终结论”的正确性,外加新闻媒体对他的作品言过其实的推崇,福山一时声名大噪。但是,即使是在当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广受质疑,而后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本身已经证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错误的。然而,一方面,直到2014年,福山不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生机和活力,不顾西方国家内部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制推行其自由民主制度所造成的乱象丛生的事实,依然坚持认为“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抵达那个终点,但我们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另一方面,福山历史终结论就其实质而言,与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并无二致,而我们有些人乃至党内有的同志都未能认清其错误所在,以至于不知不觉地成了其错误理论的吹鼓手。可以说,这或许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提出“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这一马克思主义新论断,对福山的错误理论以及“普世价值”观加以驳斥的原因。因此,很有必要在这里分析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错误,以正视听。

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苏东剧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挫折。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之后,他将文章扩展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名噪一时。这里所说的“历史”,按福山后来的解释,“并不是一个个事件的发生”,而是指“人类社会形态”。他这样写道:“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他还直言不讳地说,在“历史的终结?”这篇文章中“我阐述了一个热门话题,内容涉及到过去几年中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在全世界涌现的合法性,它为什么会战胜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近代的共产主义。但是,不仅如此,我还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由于“历史”指的是“人类社会形态”,因而“历史的终结”就是“社会形态”的终结,自由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的联合就是20世纪末的“福音”,或者更直白地说,自由民主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这就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笔者认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个别代替一般的逻辑错误。福山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事物的共性和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福山错误地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直接等同,因而也就错误地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崩溃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终结。同时,他还始终未能分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甚至将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相提并论。

第二,实质是在诠释黑格尔的唯心史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实质是一种错误的唯心史观。福山是如何论证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的呢?他说:“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看看黑格尔和他的基于‘获得认可的斗争的非唯物史观”。在福山看来,在黑格尔的“非唯物史观”中,“获得认可的斗争”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正是它们驱动着整个历史的进程”。福山这样写道:“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获得认可的欲望从一开始就会驱使两个原始时代的战士寻求冒生命危险以获得别人对他作为人的认可。当对死亡的本能恐惧迫使其中一名战士投降时,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便应运而生。”作为“获得认可的斗争”的一种结果,“人类社会划分成主人和奴隶两个阶级:主人阶级愿意拿生命去冒险,奴隶阶级则向怕死的本性投降。”福山把这样的社会形态称为“不平等的贵族政治社会”,并认为这样的社会尚“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主人或者奴隶获得认可的欲望”,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尽管“奴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看做是人。但是,主人所获得的认可也不充分,因为其他主人并没有认可他,而奴隶的人格则还不完整”,因而,“在贵族政治社会中,对未得到充分认可的不满情绪,构成了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呢?他说:“黑格尔相信,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中固有的矛盾最终都是通过法国和美国式的革命得到解决的。这两场民主革命消灭了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歧视性待遇,让过去的奴隶成为自己的主人,同时建立了人民主权和法治原则。主人和奴隶之间与生俱来的不平等的认可被普遍和互相的认可取而代之,每个公民认可所有其他公民的尊严和人格,而这些尊严和人格又被国家以赋予权利的形式加以认可。”最后,“黑格尔根据美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曾断言历史已经走到尽头,原因在于驱动历史车轮的欲望——为获得认可而进行斗争——现在已经在一个实现了普遍和互相认可的社会中得到了满足。没有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制度可以更好地满足这种渴望,因此历史不可能再进步了。”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福山在理论上并无多少创新之处,他只不过是在诠释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而已。与此同时,福山理论创新不足引起了西方现代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的激烈批评。他批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本质上属于一种基督教的末世论”,是“主张‘基督教眼界有优先地位的黑格尔的模式”。他揶揄福山的著作说:“难道我们在此所看到的不是一本新的福音书,一部关于作为历史之终结的马克思主义的灭亡这一主题最喧闹、最中立、最‘成功的著作吗?”。

第三,严重歪曲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福山在论述他的所谓历史有一个终结点时有这样一段论述:“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一个所谓人类行为历史性的观点,即人类社会随着时代发展从原始社会发展到更复杂、更高级的社会结构的观点。马克思也同意历史进程从根本上是辩证的,也就是过去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包含着内部矛盾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显现出来,最后导致社会形态的崩溃并被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马克思还赞成黑格尔对历史有終结可能性的看法,他曾预见一种没有矛盾的最终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实现将结束历史进程。”福山的这段论述无非是想说明,马克思、黑格尔和他一样,都是历史终结论者,他们的不同之处只不过在于历史的终结点到底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民主制度而已。如果说福山本人不赞同马克思主义,人们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福山把马克思看成是一个与他一样的历史终结论者,那么这样的解读完全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误读和歪曲,人们甚至有理由怀疑福山是否真正读过马克思的著作。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马克思本人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一个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而不是什么“获得认可的欲望”,推动社会形态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并且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在马克思1859年为其公开发表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简短序言中就有清晰的表达。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其次,共产主义社会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人们“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开端。恩格斯在他所写的一本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著名小册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表达了历史没有终结的观点。他说:“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如果一定要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的终结”,那么,按马克思的观点,它终结的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同样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他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同时,共产主义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终结,它更是一个人们“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新时代的开端。在恩格斯所著、马克思作序并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的又一本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社会,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人们“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上述所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当然也是重要的著作,我们不知道,福山先生从哪里看出马克思是一个历史终结论者呢?

第四,与社会发展事实不相符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与经验事实不相符。因为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并没有“终结”,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这样的事实胜于任何雄辩与诡辩,它有力地证明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过是保守派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所唱的一曲虚幻的赞歌而已。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历史没有终结”。同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的那样,“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其客册性。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也不可能被终结”。

三、以实践性和人民性的标准评判“中国方案”

中国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的“中国方案”,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在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超越前人、超越自我的一个创造。它反映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共性,更有其鲜明的政治品格,那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它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应当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标准,即实践性标准和人民性标准。

“看事实”就是实践性标准。一方面,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决定的;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决定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具体地说,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那就是要看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是否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等等这些事实。“看中国人民的判断”就是人民性标准。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以,检验我们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最高准则就是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的判断标准也就是要看人民群众的认同度、满意度。如同对“鞋子合不合脚”的评判最有发言权的是穿鞋子的人道理一样,对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评判,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而不是别人,更不是带着有色眼镜的人。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对包括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内的各种救国“方案”都试过了,实践证明它们并不能救中国,更遑论发展中国。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的成功之路,这就是事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判断,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曾有这样一个报道,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迪克森在其新著中披露:“事实上,中国人民普遍支持他们的政治体制……在2010年和2014年进行的两次调查均发现:民众普遍支持和信任政权的核心机构。比如,按照从0分至10分的标准,对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平均在7.5和8分之间”。他还说,“多数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国家已经拥有了高度民主,并对现行民主质量感到满意,对不远的将来进一步加强民主充满了乐观”,并认为这一点“可能令读者大感意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的判断。

然而,“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他们既不看事实,也不看人民的选择和判断,而是戴着有色眼镜凭主观臆断甚至妖魔化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把本来仅仅属于自己的制度包装成所谓的“普世价值”,其目的无非就是企图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且这种企图是长期的、一贯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这并非出于我们的主观臆断,相反,我们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美国的《时代周刊》网站曾刊文谈论美国的对华政策,文章称:“美国希望中国将发展成民主国家的这个观点,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是美国与一个不以为然的独裁政权保持密切联系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看看美国一些政治家的言论和近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便知此言不虚。基辛格在其新著《论中国》中多次谈到,“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对于美国普世价值观传播的强制性,他承认,“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世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基辛格还透露,在1992年9月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克林顿批评布什政府在“89风波”后在对华政策上过度“溺爱”,对中国不够强硬。克林顿认为,“中国不能永远顶住民主变革的力量”,对此他还断言:“总有一天,它会走东欧和前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路。美国必须竭尽所能鼓励这一进程。”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则重提其前輩杜勒斯的战略,直截了当地表明要“和平演变”中国,称美国将“通过鼓励这一大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努力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向民主国家和平演变”,而且,“在美国,克林顿和克里斯托弗的言论毫无争议”。再看近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知,美国不仅是这么说的,而且也是这么干的。奥巴马任期内共发布了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年的报告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的“美国的持久国家利益”。2015年的报告则公开宣称普世价值观“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方面的利益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中国则是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推销的一个重点对象。

本来,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所赖以发展的历史条件各不相同,正是这种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差异性造就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而美国却把自己的制度包装成“普世价值”,包装成整个人类必须效法的金科玉律,并且不惜采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以及其它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强制推行。美国的这种傲慢与偏见甚至偏执,毫无疑问首先出于其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但也与美国的国家特性有关。关于美国的国家特性英国《经济学人》的两个编辑直截了当地将美国定位为根深蒂固的“右派国家”。他们在其合著《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中指出,“美国比其他类似的欧洲国家更为保守”。在作者看来,美国的保守性一是表现为“一神教”的宗教气息浓厚。他们写道:“美国公民远比欧洲公民相信宗教,道德价值上也远为传统……美国也是唯一一个有半数家庭进行饭前祷告的国家。”以宗教尤其是以“一神教”为文化基础的价值观,一般都有较强的排他性(比如视他人为异教徒,视他国为邪恶轴心等等),这与中国以世俗的而非宗教的儒家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价值观——“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大相径庭的。二是表现为对国家干预的强烈排斥。比如,美国比深受社会民主党影响的西欧更能容忍贫富差距,“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完全由政府支持的医疗保健系统的国家,也是西方民主国家中唯一不向所有家庭提供儿童抚养资助的国家。美国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仅有的妇女产假期间不带薪的两个国家之一,而另一个国家——澳大利亚正积极考虑妇女产假期间薪资照付。”。实际上,尽管奥巴马版的全民医保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保守派依然“将奥巴马妖魔化为一个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奉行人民至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为人民发展、由人民享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右派国家”的美国持强烈的排斥态度就不足为怪了。我们也可以预见,美国对我们的价值观渗透将是持续的、长期的。

四、“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

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一些西方国家囿于其国强必霸的陈旧思维,对中国的发展进步疑虑重重,对中国依据国际法维护自身正当利益也说三道四、指手匦脚,不断制造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其实,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从历史上看,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发展的前列,为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落后的中国饱受了列强的欺凌。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其中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等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和团结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那时起,中国一直都将“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正是基于这一历史使命和承诺,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郑重宣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不仅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自信,而且还彰显了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即以“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形式做出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60年前的1956年,是我国刚刚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年,也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年。就在当年,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鼓励全党全国人民通过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开辟美好的未来,以使中国“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他还说:“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邓小平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谈到中国的发展进步与应当对人类多作贡献的问题。1985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国改革的意义和影响时,他对“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思考已经突破了技术意义上的贡献范畴,开始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将“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与“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他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两年之后的1987年,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时,他已经非常明确地将中国的发展与应当对人类多作贡献的问题定位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道路的贡献。他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一方面“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关于中国的发展进步与对人类和世界做出更大贡献的思想,并将其作为中国梦思想的组成部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和行动的一贯性和坚定性。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坦桑尼亚演讲时,在谈到中国正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后,明确表示,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同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他同时还强调,要向世界展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是将“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思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的,是发展中国自己与为人类和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有机统一。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使得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并将继续创造更大的奇迹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面向未来郑重宣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晚年时曾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他说:“中国似乎在探索一条中间道路……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现在看来,“中国方案”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供给世界的礼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探索更好社会制度从而发展起来的可供借鉴的成功范例,这不仅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且还彰显了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和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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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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