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斌

1979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那年，被分配到一所高中教书，那是一个很偏僻的乡村，一条石子儿公路弯弯曲曲地从小镇伸出，爬行了近三十公里，进入一个山洼里卧着一个村庄，这就是乡政府所在地，中学在村子西头，校园北高南低，有雨水冲刷成的洪水沟，一道一道地从校园流向校门口。

我被分配教九年级的语文，因为第一次走上讲台，心情比较紧张。我想把书教好，对于每个字的读音和声调都弄清了，需要一本字典，就到乡供销社去买。

山村的供销社都是当地的农民来买东西，出出进进的男女穿得都很破很脏。卖字典的柜台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面皮很白，个子中等，从她的穿戴上就知道她是城里人，她怎么来的我很好奇，但我不能问。因为偏远的乡村很少有城里来的姑娘，看见她我心里一动，但没有更多的想法，终究跟她不认识，我伏在柜台上问她有没有字典？她看我一眼，好像还打量我一下，我不明白她那么认真地看我干什么。她回过头去打量一遍货架子，回过头来说，可能没有。我问她为什么是可能呢？你是卖货员，你应该知道有没有字典呀！她有点腼腆地抚摸着柜台说，我也是刚分配来，对于货架子上的货还不熟悉。我问她是怎么分配来的？我想可能是大中专毕业分配来的。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她是待业青年分配来的。我问她是从哪儿分配来的？她说是从这个乡所在的阿鲁科尔沁旗所在地的镇子。我稍稍有点失望，可惜她不是大中专毕业，我认为，文化高低接触起来不一样。

屋子里没有几个顾客，顾客又在别的柜台上买东西，她就有了和我说话的时间，她趴伏在柜台上，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说是这个乡高中的，也是刚毕业分配来的，當教师。说这些时我心中有一种优越感，我终究是专业学校毕业，又当老师，比她强一些。可能她也有了这种意识，就低下头不再跟我说话。我觉得这样不好，不平等就无法交流和来往了，我就岔开话头继续问她什么时候来字典？她说等下次进货时给我想着点。我问什么时候进货？她说不知道，她也刚来嘛。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也觉得该走了。她忽然问我急需这本字典吗？其实我也不咋急需，但我不能那么说，就说急需，她说星期日她回家探家给我捎回来一本。其实星期日我也回家，也可以到镇子买一本，但我没那么说，而是说那就谢谢你了。

星期一我去供销社，她见我走进屋就从柜台下掏出一本旧字典递给我，她说，这是我妈用过的一本，她说她妈在镇子里当小学老师，她不用了，给你吧！我就千恩万谢地要给她钱，当然我知道她不可能要钱，我只是做个样子而已。果然她说什么也不要钱。

因为这本字典的原因，我经常利用空余时间以买各种小商品的理由往供销社跑，目的是跟她说几句话，时间长了，她也很愿意跟我说话。

有一次星期日，她还到我的学校来看我，我们俩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因为是星期日，校园很肃静，温暖的阳光无声地从明亮的窗子里射进来，我们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她还要了我的手表看，然后她撸下她手腕上的表，递给我说咱们换表吧，我摆弄着她的很小的手表，意识到在我们那一带农村男女订亲都要交换一件小礼物，但我的那上海手表太旧了，跟她交换她太亏了，我说我的表不好，等我以后有了好的手表咱们再交换吧，她很不高兴地把表递给了我，又跟我说了一会儿话就走了。我怕在别的屋子里的老师看见我们两个走在一起，我送她出了屋门口，就没敢跟着她朝校门口走，而是站在屋门口小声跟她说，我不远送你了！她没有回头，低着头一直朝校门口走去。我非常希望她回一下头，最好是朝我笑一笑，但她没有，就那么一直低着头走出了校园。

暑假，我接到上级教育局调我到旗所在的镇子高中教书的调令，我去供销社向她告别，她的同事说她去镇子进货去了。我到新的学校后给她写过一封信，她没有回信，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回信，推测她不同意和我继续相处吧，我是个面矮的人，人家不愿意就别死皮赖脸了，也就没有跟她再联系。

又过了几年我娶妻生子，在小镇的街上见到她，她也早已经调回镇子工作了，她也领着一个小女孩儿，我问她小女孩是你的孩子吗？她说是。我犹豫一下，好奇地问她当年没接到过我的信吗？她说接到了，我问她为什么不给我回信呢？她脸色微红，低下头思量一下，小声说：“你的信写得文采飞扬，我写得没你那么好，无法回……我猜测你是故意显摆文化比我高，是不同意……我就很生气地没给你回信。”我相当吃惊，我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她没给我回信是这么个原因。我要是知道她这么想问题，我故意把信写得水汤尿蛋不就得了——天老爷，世界上有把情信写得漂亮而让婚姻告吹的事吗？

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故事该结束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