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思想后结构主义转向的理论表述模式探析

2017-06-19○谭菲

文艺评论 2017年5期

○谭菲

○谭菲

引言：结构主义的内部超越

结构主义文论试图建立一种分析框架，此框架从任意一个具体文本中总结出来，并因其能够运用于任意一个文本中，实现构建适合于所有文本的大叙事框架的目的。罗兰·巴特发现，这种理想分析层次使得结构主义可能面临着无法运行的危险，于是他试图将意义引入结构分析中，并阐释文本内部存在非单一结构的差异性——《s/z》①的创作就是一个文本分析的具体实践，通过设立五种符码，结构主义式地切割叙事文本，将意义贯穿充盈于整个文本中，从结构主义内部提出了后结构主义转向的理论新路径。②

巴特首先对文本做出了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的区分，表明二者的区别在于文本意义复数性，因为可写文本令读者做文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使得意义的复数性被读者获取。屠友祥在《s/z》中译本导言中《〈s/z〉〈恩底弥翁的永睡〉及倾听》中表明，罗兰·巴特认为言说和书写因在场而能够相互交融和转换，故而阅读有能力驱散和播撒因写作引导而出的意义，理性逻辑与象征逻辑联合起来，进行意义的增补。罗伯特·休斯的《文学结构主义》③中同样指出了巴特通过代码来安排和分割文本以组织阐释材料，以获取意义的复数，成为可写性文本的观点，认为巴特以一种生机勃勃和富于创造性的方式将叙事的语义方面带进了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李素军认为，“巴特最终要消解的，正是这种附加在语言之上的意义的光环”④。重新审视语言结构在文本中的作用。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巴特针对可读文本《萨拉辛》的故事情节，提出了阉割概念，并指出可读文本的性质是被阉割了的编织物，因为它的复数意义被省略了。因而，巴特为了阐释意义复数性理论，采用了两种方法，其一，通过文本切片提取阅读现象，对应符码，从修辞学的角度论证可读文本中意义复数性的存在但受到限制。故而，文本是理论的有效例证。其二，文本意义的复数受限与《萨拉辛》中的赞比内拉阉割情节对应，在论述理论时借用了情节要素。因而，此时的文本成为了理论的喻体，形成一种互文效果。

如此，理论散段与文本分析两个部分之间既为观点与例证的关系，又为本体与喻体的关系。且观点与本体、例证与喻体并不完全吻合。例证中的贯穿全文的意义碎片在观点中不复呈现，取而代之的是符码本身所对应的理论投射。理论中的大多数逻辑并不来源于巴尔扎克的叙事系统，因而故事的人物、情节、环境等基本要素则成为理论印证的工具。

一、理论表述模式：符码中心的叙事共谋

在罗兰·巴特的理论中，符码一直占据中心地位。在这里，符码与符号、语言、话语等相概念相一致，旨在表明区别于意义、现实等文学外部世界的问题。作为受到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深远影响的结构主义学者，早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巴特就表明“结构主义不正是通过成功地描写‘语言’——言语来自语言，我们又能借语言再生言语——来驾驭无限的言语的吗”⑤的发问，对文本的内部要素占据中心地位的坚持予以一贯保持的态度。因而，在《s/z》的叙述中，所有的符号成了意义嵌入的基点。“结构主义者企图指出，文学意义如何依存于由某种文化的先前话语所产生的代码。”⑥巴特对《萨拉辛》的解读运用了5种符码。在这里，符码本身的构造及相互关系不是巴特所要描述的对象，“关键其实不在于表明一种结构，而在于按照可能演示一种构成动作……符码是引用的透视远景”⑦。符码成了从文本中提取出来的现象，并且这个现象存在多重出口，能够将文学意义嵌入到这些符码中。这里的文本现象是相互关联的，也即，文本现象从属于全文的叙事逻辑，是叙事文本总和的片段呈现，与叙事文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融关系。此时，文本不再通过字面意思自觉形成意义，而是必须通过符码的中介力量，并且这种中介力量不仅充当工具角色，而且占据中心地位。此外，还通过符码自身的滑动，能够囊括复数性意义：“能指遂获致一个添补的样式：滑动。”⑧形成了如下关系：

苏珊·桑塔格在《写作本身：论罗兰·巴尔特》中认为，“巴特运用的分类手法是标准型的，符号学的典型的三元体——所指、能指和记号”⑨。这里的巴特似乎遵循着这种符号学三元体，对严格分类十分偏爱。“语言被抽干了实体和观念性之后，便成为主体与客体之间以及象征与真实之间的分界域。它被理解为物质的界限，上述两个方面按此界限彼此辩证地构成对方。”⑩主客体之间与语言具有着必然的联系。

对从阅读者角度的阅读现象中提取出来的符码做出能指的定性，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含蓄意指。在含蓄意指中，现象与符号之间构成了共谋关系，二者共同导引着文本走向结局。且这种现象是由作者刻意向读者指引而出的，故而读者也参与了这个共谋场。

例如“美”⑪一则中，巴特在象征符码中，将马里亚尼娜的完美与萨拉辛眼中赞比内拉的完美对比，认为“有一修辞格把受喻物的这种空白（美的符码的独自展呈，不与其他符码关联，凿断了无限延续的能指链）照原样呈现出来，空白的存在状况被复原为受喻物的言说：这修辞格是强喻。”⑫事实上，巴尔扎克的这篇小说，是通过套嵌关系组合起来的。讲述叙述者与侯爵夫人在场的环境时，马里亚尼娜是这个环境中的重要环节。而讲述萨拉辛的故事时，赞比内拉是重要环节。这两个相扣的故事中间通过二者的美形成了交流，也即马里亚尼娜的特质象征着赞比内拉的特质，故事在这种内部的环扣中得以持续进行，相互印证。且作为赞比内拉的后代，马里亚尼娜和菲利波等人都展现出了完美又被阉割的特质。

不仅是叙事序列之间的相互指涉，文本现象直接指涉到了外部世界。例如“引逗”⑬一则中，巴特认为，这里的晚会、郊区、宅第纯是平淡的材料，于话语的自然流动中，激发财富意象，使得符码这一载体具有了意识形态性的自然效果，故而推动叙事的真实化倾向。宅第的富丽堂皇是阅读现象，从中得到的是关于财富的意素符码，进而从意识形态上投射到对资产阶级财富来路不明的现实主义抨击。确实如此，1848年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年代，同时又是作家出于自身的责任不得不重新选择语言的转折点。“区别巴尔扎克‘思想’和福楼拜‘思想’的是统一流派内的差异性，而使他们的写作彼此对立的则是一种基本的分裂，它正好发生于两种经济结构相互连接从而引起心理和意识产生决定性变化之时。”⑭“由于他（巴特）在《s/z》进行结构分析的《萨拉辛》要比这一转折（指1848年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取得决定性胜利）早十八年，因此，巴特有理由认为在《萨拉辛》所描述的那个年代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没有达到独立自足的完满程度。⑮这样一来，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就这样通过话语与其意识形态搭建起来了。于是，波旁宫通过财富意素符码含蓄意指，指涉资产阶级的财富聚集方式。

以上列举的章节中，巴特对《萨拉辛》的文本分析，完全服务于巴特的以符码为中心的叙事共谋论。也即，小说《萨拉辛》的这部分章节此时处于巴特理论的例证位置。上文提到，《s/z》中有两个部分，巴特在对小说《萨拉辛》的符码式切片解读，以求对应现实意义，突出符码的中心地位，指出叙事序列的渐进与不可逆的符码之间是共谋关系，因而限制了文本的意义复数性，以此来反对可读文本自身的狭隘性。以上列举的章节事实上体现了这一部分的运作。此时的巴特从巴尔扎克的角度来阐释文本的意义，通过洞察作者的意图，分析作者的话语选择和情节序列的编织方式，来给每一个符码以特定的意义所指，并在所指完成之后详细地用语录片段的方式阐释符码本身的作用，赋予其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巴特对可读文本本身的态度如何，他都在《萨拉辛》中表明了符码作为透视远景的基点这一观点，并且认为可写文本中这一原则同样适用，尽管没有具体的例证进行阐述。

二、理论表述：互文性的理论换喻

事实上，除了符码中心地位的论述之外，《s/z》中还有另一种叙述方式，这就是互文性的批评方法。互文性原是西方文学理论界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向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种文本理论。在互文性概念的首创者克里斯蒂娃那里,互文性指任何文本都与别的文本互相交织，“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⑯。

本文认为，这里的互文性与相关研究中关于《s/z》提出的互文性不同。“（巴特将《萨拉辛》）分解为561个阅读片段，每个片段由不同的词、词组、句子和句组等长度单位组成。然后又设定了5种符码……交织构成了一种网络的多元复合文本，为解读《萨拉辛涅》提供了多种入口和通道。”⑰这是作为互文性的一般解读，旨在描述文本之间内部相关联的互文性。而本文的互文性指的是文本被打碎后作为符码的存在与由此而得出的理论性总结之间的互文关系，此时的文本是理论逻辑的一个喻体：

互文与以符码中心地位的理论的论述相比，互文性批评从《萨拉辛》文本中提取的要素并将其归结为理论的方法存在着模式上的差异。符码中心地位的阐述主要是在文本中找到相应的现象，总结出符码，并将符码与文本的进展，外部世界的交流途径等通过含蓄意指与话语共谋勾勒出来。而互文性批评的方式，是将文本中的要素提取出来，并将此要素的话语编织路径与理论的阐述路径对应起来，二者同时进行，并按照必然的逻辑方式呈现出二者内在的相关性。这里的要素虽然脱胎于叙事文本本身，但是已经作为工具脱离文本自身，并在巴特的理论阐释中独立存在。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言：“巴特所展示的分类法却并不那么精致，甚至追求一种僵化的明晰性，但作为一种论述工具相当有力。”⑱为了阐释其理论，文本中的要素成为有效手段。例如：“广泛流播的传染病”⑲一节中，巴特定义了萨拉辛，他认为萨拉辛作为一个雕塑家，对模特的完满性的需求是必要的。萨拉辛因为自己的艺术家职业对现实物的完满性需求，导致他十分迫切地占有雕像的真实物赞比内拉。正如现实主义作品，必须得到其模仿物的整体真实性，才可作出描绘。可以说，现实主义作品是萨拉辛的一个喻体。

接下来，巴特阐释了现实主义作品的另一个特征——充满性。“文学的充满”⑳一则中，巴特认为阉割的传染性也蔓延至萨拉辛处。“据萨拉辛式玄学，意义、艺术和性形成一条同样的替换链：充满之链”，并指出，“中篇小说本身就是种完足的象征：文充满着复合的、断续的、聚积的意义，然而又被其句子的‘自然’运动打磨、擦亮了……任何古典之文（能引人阅读之文）都心照不宣地是种充满之文学的艺术。”而萨拉辛的死亡则又象征着充满之文学的末路——象征的完足（在浪漫艺术中发展至极点），是西方文化的最后一个化身。

萨拉辛的完满与可读文本的完满性的对应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紧密，事实上其内核存在着断裂。萨拉辛对完满程度的追求，是基于这个作为艺术家的人物对美的女性的不懈追求的性格特征。而做叙事作品编织的初衷来看，作者巴尔扎克描述这种性格特征，有着对资产阶级自身的讽刺，也是对新兴资产阶级对财富积累过程荒诞描述的必要。巴特认为，通过一个换喻力量的不可逆作用，也就是萨拉辛对爱情的毫无意义的想法，使得故事的完满性到这里只能因萨拉辛和语言的共同死亡而终结。因而萨拉辛的完满性受到了阉割传染性的伤害，导致萨拉辛这个人物与故事一起终结了。这两种完满性通过其自身的相似的特质而产生了连接的可能性。

巴尔扎克创作的小说《萨拉辛》、其对笔下的人物萨拉辛的塑造，是巴特对可读文本特质的完满性描述的例证。而萨拉辛这个人物所具有的完满性特点，是区别于巴尔扎克塑造下的萨拉辛的。因为此时的萨拉辛的完满性已经变成了一个符码性的存在，所有的关于萨拉辛的描述都是为了指向他的完满性特点，已经脱离了作者巴尔扎克。因此作为符码的“萨拉辛的完满性”直接对应的不是文本中萨拉辛性格、命运等等，而是作为本喻体双方中的一极，指向另一极——可读性文本的完满性，并将其连带作用——萨拉辛的死亡，指向西方小说、甚至文化转型的必要性。

因此，这种本喻体关系，似乎可以进行替换。也就是说，可读性文本的完满性，可以用任意一个具有关联度的喻体进行换喻，巴尔扎克自身的完满性只是刚好属于中篇文本内部，于是被挪用来比喻，是一种近取而又曲折的比喻。正如雅各布森的发现，“语言中隐喻和转喻过程的区别不仅在语言的个别表达层次上，而且在更大的话语模式上都可看到。因此，在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话语都是根据相似或毗邻关系——也就是根据隐喻或转喻思维过程——来转换主题的”㉑。在这里，巴特将这种相似关系运用到了文本、批评与理论的三界关系中，给文本结合批评的理论讲述赋予了一种新型的阐释空间。理论逻辑与故事情节形成了互文性的紧密对应，又服从了巴特在《s/z》中提出的重要观点，二者之间融合得相当纯熟，给理论逻辑的阐释提供了极具方法论意义的模式。

三、理论表述的变奏模式

依前文所述，两种讲述理论的模式差别显著，第一种以符码为中心地位的叙事共谋理论，将文本当作是例证，陈述文本现象背后的符码中心，再由此中心作为出口，达成意义的指涉。第二种以文本中的要素作为引子，使得理论阐释路径与要素本身的话语路径对应起来，成为互文式批评中的两极。虽然模式相异，但其最终的理论指向殊途同归——二者都是为了阐释可读文本古典之文的弊端，可读文本古典之文既是被阉割了复数性的中空文本，又是自身充满地走入了其在历史长河中的象征完足的领域，极致的表述导致其不可再写。事实上，在这两种理论表述方式中，又呈现出诸多以此为基础的变奏模式。

可读性文本的意义复数性受限这一命题，首先在“解释”一则中被提出，此处没有正式进入文本分析。在做了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的区分之后，巴特表明，在文本复数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复数性的展呈成为了可能，《萨拉辛》成为批评的实验场。接下来，巴特在论述中结合文本阐释了可读文本复数性受限的特点。例如“对照I：增补”㉒一则中，叙述者“我”与话语之间形成了共谋关系，界线已经将狂欢与悲凉划分清楚，自身具备完满性，并无阐释必要。而正是这个多余的、不合常规的增补，也就是处于界线处的叙述者“我”，话语才得以继续流动，故事得以持续进行。

为了进一步表述增补情节设置与修辞学因子增补的关系，巴特在互文性的理论换喻方式中进行了变奏，此时与理论逻辑同驱并进喻体的不是文本要素，而是舶来品。“完美的乐谱”㉓一则：

能引人阅读之文的空间，点点节节，皆可拟于古典音乐乐谱。

在这里，古典之文与古典音乐乐谱之间的共性被揭示出来，也即阐释符码和布局符码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的，它们不可逆，一如旋律；意素符码、文化符码、象征符码是可逆的，与和声相类。且古典音乐的渐进秩序和叙事序列的渐进秩序都受到相同强制力的控制。旋律与和声相互配合，5种符码也必须相互配合，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一切序列都符合可逆要素的刻意构造。因而得出结论，古典之文是具有方向性的平面状态，虽然有可逆因素，却只能被强制性地赋予不可逆的方向。

这个互文性方式的一极来源于巴特自身的知识结构。“巴特在巴永讷度过了他的童年，在此，他和母亲、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并向他终生孤独的姑母（一个钢琴教师）学钢琴，他生活在一种音乐空气中。”㉔由于巴特对古典音乐的熟知和了解，在二者之间产生了联想，并从中挖掘了其共同特性而描述了他自身的理论逻辑。

同一个文本中同时出现既为现象又为要素的阐释，也即兼具两种阐述基本方式的表述，也同样存在。在本文第二节中论述的互文性批评方式所引用的“编织物”㉕一则中，赞比内拉显得萎靡不振引起了萨拉辛的盘问，赞比内拉因为恐惧而给了回答。作为要素来说，巴特认为赞比内拉对萨拉辛提问的回答暗示了故事结局中即将呈现的阉割真相，并由这一阉割真相互文性地指涉可读文本自身存在的阉割性质，是中空的，简化为意义单一性的文本。

而作为现象来说，萨拉辛却认为赞比内拉的回答是因为身体的不舒服。这个认为是一个阐释符码，也是巴尔扎克在修辞学上设立的圈套，它指涉的同样是叙述与话语之间的共谋关系——萨拉辛必须误会赞比内拉，不去联想赞比内拉的阉割性，且赞比内拉的回答必须呈现歧义的可能。这样故事才有可能继续，赞比内拉才有可能继续在恐惧的欺骗中让萨拉辛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这样共谋关系的文本再次证实了可读文本意义被简化，呈现单一性的特质。

另一种互文性换喻的变奏模式是通过文本的现实意义指向而作为互文性文本的一极，例如“三处入口”㉖一则中的现实经济意义是作者巴尔扎克的叙事目的。巴尔扎克虚构了一个关于雕塑家与阉歌手的故事，来讽刺信心社会阶级财富的来源不明，指责他们的道德情操。而巴特再次从这个现实意义回返到叙事符号，借用了其中出现的中空要素，互文性地指涉了可读文本自身出现的经济系统的全面崩溃这一理论逻辑。

综上所述，可读文本意义复数性的简化和省略这一结论有着多种言说方式：巴特直接在理论中抛出；通过结合文本现象，总结以符码为中心的归类及其与叙事情节的关联；通过直接将文本内部要素与理论逻辑对应的互文换喻方式得出。在此基础上，出现诸种理论阐述的变奏：同时对文本内容进行符码总结和互文对应，论证理论本身；从文本作者的叙事技巧中指认叙事目的，再从中提取要素，互文性地投射理论本身得出，互文性对应的喻体一极直接指向文本外部等。在以两种理论阐释模式为基础的诸多变奏中，一方面，从修辞学的角度将符码的地位放在首要位置，发现文本现象与叙事手段之间的共谋关系并对可读文本进行否定，说明了巴特在深厚的结构主义影响下自身内部产生了裂变，是结构主义者自身的深刻反省，由此《s/z》被认为是巴特结构主义思想转向后结构主义的产物。另一方面，互文性的理论阐释方式也颇为新奇，将文本、批评与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打通，找到了诸多共性，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理论阐释中，服务于巴特自身的文本分析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创造性的言说方式并没有给理论逻辑本身增强说服力。因为在文中呈现的诸多模式变奏，如结合同时兼具符码中心的叙事共谋与互文性理论换喻的模式及改换了喻体对象之后的互文模式同时出现，都服务于意义复数性受限这一命题，阐述的目的基本相同，效果也基本类似。巴特在结构主义自觉向后结构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从自我读者角色扮演的方向入手，将意义充盈文本的努力仍然存在自身固有的矛盾。毕竟介入结构的意义本身如果只是作为现象存在，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抽取为无异于结构主义原则的“叙事结构”；而如果作为要素的互文性换喻的喻体一极，它随时可以为各种外在于文本内部意义的一切替换。

巴特在文本分析过程中，通过对可读文本本身的打碎文本纳入符码的复数性阅读，一方面，提供了解读复数意义的批评例证，因为这里所选择的可读文本并不是意义的单一，而是意义复数的节省，故而其具有既被否定又可作为例证的优势。另一方面，文本的切片式解读给文本内部差异的阐释提供了例证，说明复数性并非指向文本之间，而是文本内部。正是因为巴特抓住了文本复数性理论这一要点，他在对《萨拉辛》的文本阅读、符码式的批评以及提供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方法的理论之间，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弥合。文本、批评与理论的关系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给文论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全新意义，同时富有深刻的理论内涵。

虽然巴特的论述中，依然存在着诸多矛盾，例如论定《萨拉辛》为可读文本，文本意义的复数性受到限制，却又在批评过程中赋予了其很大程度上的意义丰富性；将文学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连通的初衷，最终因其理论模式的矛盾性未能完全实现，等等。因此，巴特的最终理论观点，我们如何取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考量，但他对于理论阐述方式所提供的创造性启发，我们当予以重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①⑦⑧⑫⑬⑲⑳㉒㉓㉕㉖[法]罗兰·巴特《s/z》[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第32页，第23页，第50页，第35页，第271页，第273页，第41页，第44页，第218页，第295页。

②Roland Barthes，s/z[M],Paris：Editions du Seuil,1976，p3.

③㉑Robert Scholes,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p148-156，p20.

④李素军《罗兰·巴特文论中语言和写作的关系研究》[J]，《文艺评论》，2015年第3期。

⑤张寅德《叙述学研究——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版，第3页。

⑥[美]乔纳森·卡勒《罗兰·巴尔特》[M]，方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4页。

⑨⑭⑱[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C]，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7页，第72页，第194页。

⑩⑪[法]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第50页。

⑮[日]铃村和成《巴特——文本的愉悦》[M]，戚印平、黄卫东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⑯[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页。

⑰段慧敏《作为创作技法和阅读手法的互文性》[J]，《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3期，第89-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