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远朋

[摘 要]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给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带来现实挑战。作为中国共产党嵌入党外系统的实现方式，党组不仅是党的执政中介和领导机制，而且发挥着重要的整合功能，呈现出独特的嵌入式整合逻辑。通过党组设立，完成组织嵌入和人事嵌入的“一次整合”；又通过党组在党外组织中进行政治的、利益的和文化的三种面向整合而实现“二次整合”，形成一种“双重嵌套”的社会整合结构。在这种整合结构中，党组进行了党内和党外的“双向”整合，并以自身独特的“权威—权力”作用方式，实现了执政党与党外组织之间的“共生共赢”，体现出“党组政治”的运转逻辑以及执政党制度化整合的特征。

[关键词]党组；嵌入；社会整合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7）03-0015-06

纵观世界，任何社会都存在整合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引起了社会的急剧变迁，同时深刻改变了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关系，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和社会整合能力带来迫在眉睫的挑战。“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1]（P332）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优化利用“存量”资源，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以增强社会整合的效度。

作为执政党组织体系的重要一环，党组是党联结党外系统并对其进行领导的组织载体，是中国政治中党政关系的关键联结枢纽，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党组条例（试行）》（下称《党组条例》）规定，党组是“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的领导机构，在本单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并首次对党组进行了“定规立矩”，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目前学者们对党组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党委—党组—国家政权机关模式”的党政关系层面，而对党组在执政党社会整合中的功能及其内在逻辑缺乏研究积累和深入思考。有鉴于此，本文以党章和《党组条例》为文本分析基础，结合政府过程的研究方法，首先在“嵌入性”视角下分析党组的基本组织属性，进而着重探讨党组在执政党社会整合中的功能及作用逻辑，以期拓展“党组政治”及政党整合的研究空间，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及中国政治过程的理解和认知。

一、党组：一种嵌入式领导机制

“嵌入”（Embeddedness）的概念最早由卡尔·波兰尼提出，后由格兰诺维特发展并引入社会学领域，现已成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重要分析工具。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学者罗峰较早运用“嵌入性”的范式，考察了中国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并在宏观层面提出了政党对于国家和社会存在政治嵌入、社会嵌入和文化嵌入三个维度。随后，“政党嵌入”的分析视角逐渐兴起。

作为执政党设立在党外组织领导机关中的领导核心，党组是中国共产党嵌入党外系统并对其进行领导的具体表现和实现方式。“在社会学领域，嵌入性通常是指某种社会联结镶嵌于其他社会联结之中。”[2]一般而言，“嵌入”意味着一个系统通过某种组织或机制与其他系统发生关联，并在二者有机互动的基础上实现组织功能的整体性发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生活中，执政党的领导不是直接通过党的命令或组织来实现，而是通过党“嵌入”国家和社会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和机制具体实现的。作为执政党向党外系统的延伸，党组就是实现“政党嵌入”和执政党领导的组织形式和中介机制，“是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的重要途径，体现了我们党独特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3]。可见在我国，党组是执政党嵌入党外系统并对其进行领导的组织形式，也即执政党的嵌入式领导机制。

作为一种嵌入式的领导机制，党组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其对嵌入客体进行有效整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力量不断成长和分化，逐步改变了执政党社会整合的基础，并引发社会与执政党、政府的紧张关系。对于执政党而言，组织空间和认同资源不断被社会组织等挤占，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受到削弱，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威也加速流失。因此对于嵌入并活动在党外场域的党组而言，只有对国家政权以及社会领域的各类组织等嵌入客体进行有效整合，才能发挥自身领导核心作用，进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领导地位。

二、党组整合：三种面向的分析

中国的历史逻辑和现代化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社会整合的主导力量，而“组织网络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最有力的整合机制”[4]。为此，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和利益分化，执政党不断强化自身组织建设，其中党组便是党延伸和嵌入党外系统的组织网络，发挥着重要的整合作用。

（一）政治面向的整合

党组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其发挥整合作用的首要环节就是对党外系统进行政治面向的整合，即通过贯彻落实执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将党外组织多元、分散的社会政治要素纳入执政党的领导逻辑之中，以增强执政党在权力组织网络中的轴心地位，维护整个国家生活统合性的权力形态。具体而言，党组进行政治面向的整合有赖于以下三种方式。

其一，履行政治领导责任。党组对党外组织进行有效整合的关键是要充分发挥执政黨的政治优势。《党组条例》明确规定党组“负责学习、宣传、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决策部署，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因此，党组通过在日常运转中贯彻党中央的理论政策及上级党组织的决定、指示，并积极引导、组织本单位的党员及群众加以落实，将党的领导化为具体行动，在本单位中发挥“导航”和“掌舵”作用，将党外系统的行动与发展纳入执政党的领导逻辑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

其二，履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责任。《党组条例》规定，党组要加强对本单位党的建设的领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并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监督和管理。“从根本上讲，政治整合是通过党组织的战斗力、党员干部的领导力和党员的影响力来实现的，是一种认知的整合、精神的整合。因而党自身的组织形象、作风形象和领导形象，对党的政治整合的有效性有直接的影响。”[5]（P264）因此，党组履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责任，管理本单位党员干部是党组发挥整合作用的重要构成，对于增强党员的政治忠诚与责任感，规范党内秩序和严肃组织生活，增强执政党内聚力与社会整合力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团结本单位的党外人士。党组整合的目的在于将社会各方力量凝聚在执政党周围，更好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团结党外人士、整合党外资源是党组整合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党组条例》明确规定，党组应当“重视对党外干部、人才的培养使用，更好团结带领党外干部和群众，凝聚各方面智慧力量，完成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体现出党组对党外组织中党外资源的整合。这种整合有利于执政党扩大统一战线，整合全社会资源和力量进行现代化国家建设。

（二）利益面向的整合

“世界并不是某一独特利益的天下，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天下。”[6]（P82）利益整合是社会整合的真实本质，也是执政党整合的基础性内容。有效的利益整合离不开畅通的利益表达途径、科学的利益聚合机制以及合理的利益实现机制。

其一，决策咨询吸纳。由于嵌入并活动在党外系统，党组能够较好地了解国家政权和社会领域尤其是新生社会政治力量的利益诉求。根据《党组条例》规定，党组有权讨论、决定本单位内部机构设置、职责、人员编制等事项，以及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重要问题。而党组在决定有关重要问题时，“应当根据需要充分征求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及本单位党员群众的意见”。党组的重大决策应当充分协商，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因此在贯彻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实现“上情下达”的同时，党组可以通过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咨询，有效吸纳、整合本单位成员，尤其是党外干部和普通群众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同时实现本单位有组织化的意见表达。由于“没有组织的参与堕落为群众运动，而缺乏群众参与的组织就堕落为个人宗派”[1]（P336），因此党组的决策咨询吸纳不仅对于聚合所在单位的利益诉求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执政党权威具有一定价值。

其二，“下情上达”。作为执政党的组织网络，党组要向批准其成立的党组织负责。《党组条例》规定“必须建立健全党组向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请示报告工作制度”。因此党组可以通过请示报告等渠道，将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党外人士的意见、要求等传输给上级党组织，以便执政党完成更大范围的意见综合，更好地整合党外场域的各方利益；同时有利于执政党及时纠正可能的政策偏差，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三）文化面向的整合

现代化进程中，任何团体或组织都存在内聚力问题。协调党外组织的矛盾与冲突，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念作支撑，而贯彻执政党的路线政策也需要思想的力量，因此价值整合是党组有效整合的重要支撑和有力保障，而价值整合主要是通过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实现的。“通过意识形态这种工具来吸引和引导社会，凝聚人心，增加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政党履行社会整合功能的一个重要途径。”[7]（P152）党组在其成员自身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定理想信念的基础上，通过传播、践行执政党文化与理念，使党的信念、原则与规范渗透到党外组织机体内部，有利于拓展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增强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党组的价值整合有利于丰富执政党的认同资源，保障党外组织的良性发展。《党组条例》规定，党组有权讨论和决定本单位“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事项”。中国共产党倡导和践行的核心价值体系，能够凝聚人心，成为化约多元利益主体的最大公约数，为党组发挥意识形态整合功能提供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从理论上讲，由于发展逻辑的不同，社会组织等嵌入客体的成长可能对执政党的资源尤其是认同资源产生“争夺效应”。通过弘扬执政党先进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理念，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党组能够对嵌入客体实现价值凝聚和文化整合。这种整合在提升执政党领导力和影响力的基础上，有助于减少执政党与社会组织等嵌入客体之间的距离和隔阂，解决二者可能存在的“双向认同”问题，同时促进党外组织自身的理性发展。

三、党组整合的逻辑特点

作为执政党嵌入党外系统的特殊“节点”和枢纽，党组发挥整合功能在整合结构、实现路向、作用方式以及整合结果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特色。剖析党组整合功能的作用机理和结构特点，有利于挖掘“党组政治”的内在逻辑以及深化对政党整合规律的研究。

（一）整合结构：“双重嵌套”

从结构上看，党组整合功能的发挥体现出“双重嵌套”的整合逻辑[8]。作为执政党嵌入党外系统的领导机制，党组首先实现了执政党在党外系统中的人事嵌入和整合。所谓“人事嵌入”，是指“执政党通过人事安排来占据环境中相关组织的重要岗位”[9]（P152）。按照《党组条例》规定，在党外组织领导机关“有党员领导成员3人以上的，经批准可以设立党组”。因此党组的设立意味着将党外组织领导成员中的党员吸纳入党的组织机体，使其成为党内的党员精英，实现人事方面的吸纳与整合。这种整合有利于将社会利益“转移”到党内进行协调，避免利益冲突的公开化。可见党组首先实现了执政党在人事方面的嵌入与吸纳，完成了对嵌入客体的“一次整合”。在此基础上，党组通过自身的运转逻辑发挥領导核心作用，进行政治的、利益的和文化的三种面向整合，又实现了对嵌入客体的“二次整合”，形成了“双重嵌套”的整合结构。

（二）整合路向：“内外结合”

虽然党组在党外系统中进行运作，但其整合内容还包括了执政党的内部整合，呈现出党内和党外“双向”的整合路径。“党内整合”体现在党组通过对本单位党的建设进行领导，强化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并讨论决定有关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方面的重要事项等，对本单位的党内生活和政治秩序进行规范和整合，以增强党外系统中党组织自身的内聚力。与之相对，“党外整合”是指党组对本单位中党外资源和力量的统筹与整合。党组通过对本单位统战工作和工青妇等群团工作进行领导，重视培养、使用党外的干部和人才，并在日常活动中注意团结党外干部和群众，尤其在决策时充分听取党外人士的意志诉求，团结、统筹党外各方的智慧和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在党组“内外结合”的整合路向中，党内整合与党外整合相辅相成。有效的党内整合是进行党外整合的基础，而党外整合是党内整合的延伸。党组这种“内外结合”的整合路向实现了执政党整合社会与整合自身的统一。

（三）整合方式：“权威-权力”

党组发挥整合功能是通过“权威—权力”的复合方式来进行的。一方面，作为政党的组织网络，党组整合属于政党整合的范畴。而政党整合不同于法律制度的惩戒型整合，也不同于国家权力的强制型整合，是一种“通过信念、信仰和政治影响力对社会进行有机性的深度组织和整合”[5]（P262），即一种权威影响型整合。另言之，党组整合是靠政党自身的权威来赢得党外系统尤其是党外人士的认同和支持。由于权威不同于权力，“权力发号施令，并在必要时援之以强制；权威则‘呼吁，它没有惩罚的功能，一旦它进行强制，便不再是权威了。因此权威是一种权力形式，一种影响力的形式，它来自人们自发的授权，它从自愿服从、为民认可中得到力量”[10]（P192）。在这层意义上，党组对社会组织等嵌入客体的领导权是一种影响力领导权，其作用的发挥要靠争取、说服、影响等“软”方式来进行。

另一方面，党组不是一般政党的组织网络，而是执政党组织体系的重要构成。执政党最大的特点在于“执政”，在于掌握国家公共权力。

因此执政党在进行社会整合过程中，除了發挥自身功能、拓展自身权威之外，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强制性地推行本党的政策、纲领及意识形态等，这使得党组整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执政党毕竟不是国家机关，其社会整合的强制性是公权力强制性的一种递延，而非执政党本身所固有。因此，党组整合的强制性是一种具有递延性质的“间接强制性”。可见党组整合的作用方式既有权威影响，又有权力强制，是一种带有间接强制性的“权威—权力”复合方式。

（四）整合结果：“共生共赢”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以自身强大辐射力和权力组织网络为基础，对国家和社会进行“同构性整合”[5] （P203-206）。在这种整合方式下，社会力量被党政主导的“全能国家”所“吞食”，整个社会被聚合成高度组织化的共同体，政党、国家和社会呈现“三位一体”的格局。这种整合虽然极大地增强了执政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却以牺牲国家和社会的自主发展为前提和代价，因此整合的主客体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样态。

与之相对，党组嵌入式整合则实现了执政党与党外组织之间的“共生共赢”。从组织角度来看，作为执政党的组织嵌入，党组不是整体性地将党组织“覆盖”或移植到党外组织，而是将组织嵌入党外组织中的领导机关，对党外系统的活动和发展进行规范和引导；从党组领导作用的发生机理看（见图1），党组不是直接给党外组织下命令、做指示，而是通过影响和带动非党组成员的单位负责人，在形成党外组织领导机关共同意志的基础上，再领导党外组织的普通成员。所以党组对党外组织进行的是一种“间接领导”，它并没有“越俎代庖”、代替党外组织功能，也没有打破党外系统自身的运转逻辑而进行“干预式领导”。党组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保证党的领导地位、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同时，也保障了党外组织按照自身的活动规律正常运转、发挥功能，实现了整合主客体之间的“共生共赢”关系。“有效的社会整合，不是通过执政党权力的无限扩张来完成的，相反，是通过合理范围内的公共权力运作、社会自治的有效展开以及两者的相互配合与合作来实现的。”[11] （P135）党组通过自身嵌入式的整合逻辑，建构了执政党与党外组织和谐的良性互动关系，增强了执政党社会整合的效度。

五、余 论

在中国政治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嵌入党外系统的实现方式，党组不仅是党的执政中介和领导机制，而且发挥着重要的整合功能，呈现出独特的嵌入式整合逻辑。党组的设立，意味着执政党完成组织嵌入和人事嵌入的“一次整合”；而党组通过在嵌入客体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进行政治的、利益的和文化的三种面向整合而实现“二次整合”，形成了一种“双重嵌套”的整合结构。在这种整合结构中，党组进行了党内和党外的“双向”整合，并以自身独特的“权威—权力”作用方式，实现了执政党与党外组织之间的“共生共赢”，体现出“党组政治”的运转逻辑和执政党制度化整合的特征。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党组作为执政党的组织网络和社会整合资源的功能必然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和开发。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分化与社会生活多元发展的态势日益明显，不断重塑执政党运作的外在环境和社会土壤，并对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社会整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充分激活和优化利用“党组政治”、完善社会整合方式，既是执政党化解社会压力与挑战、巩固自身领导地位的策略性需要，也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工青妇等团体是执政党的外围组织，同时也是党组的重要嵌入客体。这些外围组织本身就是联系执政党社会基础、阶级基础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执政党重要的社会整合资源。党组作用的发挥，不仅有利于规范党政关系，还有利于充分挖掘工青妇等外围组织联系群众、整合多元社会力量的功能，激活和丰富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资源，形成社会整合的合力，最大限度地将社会各方力量凝聚在执政党的周围，增强执政党在社会网络中的领导力，夯实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党组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党组在整合国家治理体系构成要素，调动国家治理体系内部机构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国家治理绩效等方面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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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