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尔

(1.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北京 100081；2.内蒙古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经济新常态下理性预期通货膨胀与实际通货膨胀的联系及影响因素

巴特尔1,2

(1.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北京 100081；2.内蒙古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基于我国2010～2016年第二季度CPI数据，分析当前实际通货膨胀、经济及政策因素对预期通货膨胀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实际通货膨胀对预期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经济、政策因素对预期通货膨胀形成的影响各不相同。在短期内，政策因素对预期通货膨胀的影响非常明显，但在长期内，预期通货膨胀的形成主要受经济因素影响。运用计量软件，建立实证模型,通过格兰杰、KMO及Barelett等方法检验实证结果，最后对经济转型和控制通货膨胀预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理性预期；通货膨胀；实证分析；政策调整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CPI变化率远高于银行利率变化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关注物价变化率趋势(肖争艳，陈彦斌，2004)[1]。从最近6年的消费物价指数看，2010年第一季度全国CPI平均为2%， 2011年的第三季度达到最高的6.1%水平，其中涨幅最大的一年是2011年，全年CPI平均比上年涨了5.4%，远超年初4%的目标，其中与老百姓生活最紧密的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9.1%。2013年开始CPI增速出现回落迹象，全年平均比上年上涨了2.6%，截至2015年第一季度，CPI指数降低到最低点的1.2%。从图1CPI变化率看，201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通货膨胀率有上升趋势，物价水平总体上趋于稳中上升，其中固定资产、能源价格上涨尤为显著。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及货币政策的调整分不开，货币政策的调整是物价水平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王政，2008)[2]。本文主要研究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如何正确引导消费者的通胀预期，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转型期如何调整货币政策提出政策建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网.图1 我国CPI变化情况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通货膨胀理论已经成为当前各个国家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自从凯恩斯将人的主观活动及不确定性因素考虑在经济分析中，以及弗里德曼将人的预期纳入通货膨胀分析以来，关于通货膨胀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理论界越来越重视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李晓西，1991)[3]。通货膨胀预期指社会公众对未来一段时期内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及其幅度大小的事前统计(杨文悦，2010)[4]。通货膨胀理论起源于16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并在法国重商主义的货币数量理论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重商主义者吉斯·博丁把16世纪末法国物价上涨归因于当时政府为了战争开支过度发行的金银货币数量。后来，洛克、李嘉图、奥肯等经济学家都对货币与商品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洛克指出货币价值取决于货币数量，货币数量越多，其价值越低，并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问题。李嘉图认为：“作为价值符号的纸币代表着一定含金量的货币，当纸币的发行量过多时，其价值必然下降。”奥肯认为：“正确理解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是真正理解通货膨胀成本的基础。”

表1 过去通货膨胀率预期值对未来通货膨胀率影响的权数比较

注：数据来源于史纹青《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二)公众理性预期形成条件分析

1.通货膨胀预期形成机制

2.理性预期假设

3.基于菲利普斯曲线分析通货膨胀预期

市场经济价格水平受到供给量的冲击时，既定时期内的商品供给量减少，同时劳动力的供给量也跟着减少，使社会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厂商产量下降，产量下降导致物价水平上升，而物价水平的上涨增加公众通货膨胀预期，此时，供给量的减少导致企业缩减其劳动力投入。根据传统的AD-AS模型分析，传统的费里普斯曲线存在严重缺陷，即没有考虑公众通胀预期将影响实际工资水平，但调整后的菲利普斯曲线从A向右移动到B，这时出现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局面，如图2所示。

图2 菲利普斯曲线

调整菲利普斯曲线时，决策者根据消费者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整，采取措施；如果消费者预期变动是某一个时点上随机心理预期，则菲利普斯曲线回到原来的位置A；如果菲利普斯曲线在B处有黏性，则决策者很难调整货币政策来解决调整后的菲利普斯曲线难题。另外，菲利普斯曲线假说陷阱理论也说明了货币政策决策者对经济潜在增长率判断失误的可能性，对失业率目标的过低判断而导致通货膨胀预期的加速。如果货币政策决策者认为经济处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之下，就增加货币供给量，试图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但如果货币政策决策者做出错误的判断，现实的经济处在产出缺口之上，则可能使经济陷入通货膨胀陷阱(郑挺国，王霞，苏娜，2012)[12]。

三、实际通货膨胀影响预期通货膨胀的实证分析

2010年我国存款准备金率调整7次，2011年调整6次，这种频繁调整使公众很难把握决策层的真实意图,对通货膨胀率很难做出正确的预期判断。图3趋势显示，2010年开始，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之间有脱离趋势(张蓓，2009)[13]，2011年三季度之后基本保持一致，这种走势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公众预期的理性状态，符合卢卡斯提出的合理理性预期理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网.图3 我国实际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表2 单位根检验结果

图4为检验VAR模型平稳性的特征根检验方法的结果，结果显示，模型的全部特征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之内，表明VAR模型是稳定的，是一个平稳系统。

图4 AR特征根倒数模的单位圆图示

(二)Granger因果检验

表3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三)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实际通货膨胀率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如何影响预期通货膨胀率及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程度。从图5的第一张图可知，在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之间预期通胀率受实际通胀率的正的影响，这种影响到第四阶段的附近达到最大值，并且这种影响持续到第七阶段才减弱为零。这说明公众对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时间为最少关注一年以上的物价变动情况。同样，从第二张图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一个标准差如何冲击实际通货膨胀率的过程来看，在第一阶段预期通货膨胀率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没有对实际通货膨胀率造成影响，当第二阶段开始之后，实际通胀率的变化对预期通胀率产生一定正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第四阶段附近达到最大值，且影响持续到第八阶段才减弱为零。

从脉冲响应函数的结论看，公众在形成t时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时，会考虑t时期及t-1时期的实际通货膨胀情况，当t时期实际通货膨胀率已给出，那么公众对t时期做出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是无效的，所以在t时期内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对实际通货膨胀率没有起太大的影响，但对未来实际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会持续到接近t+2时期。同时，t时期内形成的实际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对公众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影响较小。

图5 实际通货膨胀率的脉冲响应函数

四、影响公众预期通货膨胀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受很多不确定的经济因素影响，为分析不同因素如何影响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本文采用实际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储蓄存款利率、人民币汇率等宏观经济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以上变量提取因子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及模型设定

(二)影响因子SPSS回归分析

表4 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的适应性结果

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七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下面的总方差分解。由表5可知，7个影响因素指标中提取了两个主成分，方差贡献率达到92.573%。这两个主成分所解释的方差占总方差的92.573%，大于85%的标准，这个结果已保留了原数据中大多数指标的信息。

表5 总方差分解情况(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利用统计软件提取了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经济因子(经济因素)和政策因子(政策因素)，结果见表6。第一个主因子在πt、GDP、II、I、C和H指标上负荷较大，故可以命名为经济因子；第二个主因子在R指标上负荷较大，故可以命名为政策因子，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第一因子的指标与经济变量关系密切，而第二因子的指标与利率政策关系较密切。第一因子主要反映了各个经济因素在预期通货膨胀的形成中起了主要作用；第二因子主要反映了利率变动是预期通货膨胀形成的主要原因。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判断，影响预期通货膨胀形成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用这两个因素可以解释预期通货膨胀形成的大部分原因。另外，根据表5，经济因素对方差的贡献率达到了70.672%，这说明当前中国的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形成主要来自于经济因素。从表6的因子载荷矩阵判断，R的负荷较大，说明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利率的变化，决策者通常通过利率的调整来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因此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在预期通货膨胀率形成中起了关键作用。

表6 七个影响因素指标的因子载荷矩阵

影响因素πtGDPIIICRH主成分1．748．979．977．904．928-．071．8902．621-．086-．006．055．021．980-．420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可以解释预期通货膨胀形成的大部分原因，但与政策因素相比，中国当期的通货膨胀预期更多的来自于经济因素。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这一结论为货币政策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的权衡提供了实证依据和理论依据。论文从宏观经济层面和货币政策当局角度出发，为控制通货膨胀和加快货币政策调整提供了一些启示。

(一)推进稳健的财政政策

治理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主要有增加税收和减少支出。增加税收是政府向企业、个人征收高额的税来回笼流通中的货币，从而抑制物价上涨。减少财政支出是政府通过减少预算支出而降低社会投资规模。政府可以采取以下财政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1)减少公共事业支出；(2)降低基本建设投资规模；(3)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经费支出；(4)减少社会转移支出。

(二)推进稳健的货币政策

货币主义学派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流通中货币量超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实际需求量。经济高速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来支撑，而过多的货币发行量又引发通货膨胀，因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两种矛盾：(1)高经济增长速度和高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2)无通货膨胀和经济滞涨之间矛盾。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抑制经济快速增长而形成泡沫，另一方面要避免货币发行量减少而带来的经济滞涨。法定存款准备金的频繁调整容易误导公众通货膨胀预期而造成错误判断。公众预测通货膨胀时很难消除自身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使预测结果受主观心理干扰较大。预期形成之后，受自身之前的预期影响，在短期内仍持有通货膨胀的心理，对通货膨胀表现具有黏性特征，其恢复过程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减少对实际通货膨胀的作用。例如t期通货膨胀率预期不仅影响t+1期甚至影响到t+2期，也就是说公众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受之前发生的通货膨胀影响较大。从实证结果来看，我国公众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不是纯理性的，而是带有适应性预期性质的准理性预期。2010年至2016年初的CPI数据显示，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形成总是快于实际通货膨胀率，当物价变量的变动反映到公众预期的变化时，实际通货膨胀率的反应才刚刚起步，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M2对实际通货膨胀率的作用大概有两个季度的时滞，这要求政府出台货币政策时须有前瞻性，而经济变量引起的冲击对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比实际通货膨胀率大概提前2个季度左右。

(三)审慎调整经济结构

从实践上看，经济结构失衡是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所以政府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时应先控制好物价水平，控制好资源性产品价格、公共服务等项目的定价及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关系的资产类价格和相关产品价格水平，建立稳定物价秩序的市场经济体系。

[1]肖争艳，陈彦斌.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研究:调查数据方法[J].金融研究，2004，(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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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陈 强，王彩红

Relationship Between Rational ExpectationInflation and Real Inflation Based on the NewEconomic Norm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 Te Er1,2

(1.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stitute of Finance， Beijing 100081,China;2.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Inner Mongol of Economics,Hohhot 010021,China)

Based on Chinaese CPI data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10-2016, the impact of current real inflation, economic and policy factors on the formation of expected inflation analyzed.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actual inflation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expected inflatio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and policy factors on the expected inflation is different. In the short term, the impact of policy factors on the expected inflation is very obvious, but in the long term, the expected formation of inflat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economic factors. The empirical model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measurement software, and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tested by Granger, KMO and barelett. Finally,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ntrol of inflation expectation.

rational expectation；inflation； empirical analysis；policy adjustment

10.19327/j.cnki.zuaxb.1007-9734.2017.02.U01

2017-01-05

巴特尔，男，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货币政策与理论。

F820.5

A

1007-9734(2017)02-00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