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忠明，杨亚玉，葛晓彤

全球成人学习与教育经费投入：发展趋势、问题与思考
——基于《GRALE》分析

欧阳忠明，杨亚玉，葛晓彤

2009年，《贝伦行动框架》提出了成人学习与教育(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简称 ALE)经费投入的各项目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发布的3份《全球成人学习与教育报告》(2009、2013、2016)，揭示了全球各国ALE经费投入的发展趋势：一是总体教育经费投入向预期目标前进；二是ALE经费投入的区域提升范围拓展；三是ALE出资主体分担机制初步形成；四是ALE投资意愿逐渐达成共识。同时，通过对该报告的梳理，也暴露出各国ALE经费投入步履蹒跚、ALE数据呈现透明度低、教育经费资源分配不均、ALE成本分担的角色定位模糊等问题。为此，全球各国ALE经费投入应该着力解决：政治意愿如何转化为可信承诺；ALE经费如何获得支持；ALE成本如何有效分担；ALE财务信息如何实现透明。

成人学习与教育；经费投入；发展趋势；GRALE

一、全球各国ALE经费投入发展态势

为了向成人学习者，尤其是处于劣势的学习者提供优质的学习机会，实现教育公平，充足的财政资源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对GRALE (I、Ⅱ、Ⅲ)的梳理发现，全球各国ALE经费投入呈现如下态势：

1.总体教育经费投入：向预期目标前进

“终身学习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核心任务，确保每个儿童、青年、成人平等的受教育权是UNESCO所有行动的基石。”[2]然而，教育需要充裕的资金支持，以满足各项活动的开展。为此，《贝伦行动框架》提出，各国承诺应至少将国民生产总值的 6%分配给教育，并增加分配给ALE的额度。初看起来，用6%的这个简单指标衡量教育支出的预期目标，各国似乎取得了不小进步。根据UNESCO统计研究所最新数据可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教育支出占GNP平均为 4.7%，阿拉伯国家平均为4.3%，亚洲和太平洋平均为4.3%，北美和西欧平均为5.3%，中欧和东欧平均为4.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平均为5%。[3]图1显示：北美和西欧地区33%的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5%的国家，正逐步向预期目标前进。可以说，相较于2009年，24%的国家教育经费投入正朝预期目标前进，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总体教育经费投入逐步增多，反映了全球各国政府在教育领域实现承诺的强烈意愿。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总体教育经费投入增多，ALE经费投入才能“水涨船高”。

图1 教育支出占GNP至少6%的国家比例[3]43

2.ALE经费投入：区域范围逐步拓展

“教育提供人力资本创造经济强势，经济又为教育提供资金，这一内在联系是21世纪的一个现实。”[4]那么何为人力资本？舒尔茨指出：“人们都认识到知识及技能的重要性，但人们却不完全知道知识和技能是一种资本，这种资本实质上是一种投资，这类资本的增长在西方社会要以比传统的(非人力)资本大得多的速率增长，国民总收入增长要比物质资本增长快得多，这个差额就是由人力资本的投资所导致的，即是由人们对教育的投资所带来的”。[5]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职业”目的是ALE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例如就业准备、技能提升课程以及职业培训等。为此，全球各国逐渐意识到ALE在增加整个国家人力资本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年来，全球ALE经费投入提升趋势逐渐由传统的欧美发达国家向亚非拉国家拓展。由图2可知，通过GRALE(Ⅲ)监测调查，在2009—2014年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61%地区以及阿拉伯近50%地区的国家增加了ALE的经费投入。总的来说，在参与调查的诸多国家中，将近50%的国家增加了用于ALE的经费。ALE经费投入的区域范围逐步拓展，表明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明确地把ALE视为一项公共产品，帮助国家打造强有力的人力资本，从而发挥其在社会凝聚力、积极公民意识和科学民主机制方面的功能。

图2 2009—2014年期间各国ALE

3.ALE出资主体:分担机制初步形成

《贝伦行动框架》承诺：制定鼓励措施，以促进形成新的资金来源，例如来自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社区和个人的资金，但不得损害公平和包容原则。[1]1由于成人教育产出是准公共产品，具有部分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性质，它的投入就不像纯公共产品那样由政府承包，而需要多元主体来共同承担。从GRALE(I)所呈现的数据看，已初步形成了由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组织、国际援助机构和个体多元分担的机制，主要体现在：(1)政府作为ALE投资的主体。“教育只生产无形产品，并以非物质的商品或服务的形式呈现，其价值很难用数字衡量”[6]8，教育产出的特性决定了政府是ALE的主要资金来源。在参与调查的国家当中，118个国家成人教育经费来源于公共经费。其中，在阿拉伯国家、欧洲和亚洲，ALE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2)企业逐渐成为ALE的中坚力量。在过去的30年间，企业在为员工提供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兴趣越来越高，成了ALE需求的一个重要来源，并逐渐成为ALE活动中最普遍的经费来源，其中尤以欧洲国家最为典型。(3)民间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成为新兴力量。民间社会组织不仅能为ALE提供各种援助，如场地、志愿者、材料及其他捐赠等，还可以帮助弱势群体获得成人教育的机会。例如，乍得在2014年成立了非正规教育与扫盲发展资助基金会，来筹集开展ALE活动的资金；在阿拉伯国家，民间组织不仅支持政府动员和教授学习者的努力，而且还组织自己的扫盲和成人教育项目。[6]在诸多低收入和处于战争内乱的国家中，国际援助尤为盛行。在接受国际援助的国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最为普遍，其次是亚洲。例如，阿富汗的扫盲项目主要经费来自于国际援助，主要包括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美国国际开发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4)个体自我投资。伴随着个体自我发展意识的增强，许多国家的个体对自身参加的学习项目承担较大部分的成本，这主要体现在工业化发达的国家。在亚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个体也会支付部分项目成本，以参与与工作相关的学习课程。例如在坦桑尼亚，如果个体想获得某专业资质证书，那么其需要为相关课程支付150美元的成本。

4.ALE投资意愿：逐渐达成共识

世界各国就ALE在促进社会包容、公民参与和经济可持续增长方面的作用达成共识。特别是在当前转型的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着诸多挑战，这要求所有来自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学习如何和平共处，这些诉求意味着政府需要有意愿继续关注和投资ALE领域。“就意愿而言，行为具有自主性，能够按照自己的主观性思维行动。行为或事件的产生往往依赖于主体的自主行为，倾注主体的需要、动机、判断及价值观等”。[7]为此，只有明确的政治意愿，才能引导各国政府积极的投资行动。根据GRALE(I、Ⅱ、Ⅲ)统计数据，全球诸多国家在提升ALE投资的政治意愿上逐步达成共识。在GRALE(I)中，44%的国家意识到需要增加ALE经费投入；在GRALE Ⅲ中(如图3)，57%国家计划增加ALE的投资，尤其在低收入国家，90%的国家计划在未来增加ALE的投入。政治意愿的价值在于影响与制约ALE政策主体(政策制定者)与客体(政策的目标团体)的具体投资活动与行为，从而直接影响ALE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与提取。

图3 计划增加ALE支出的国家比例(GRALE Ⅲ)[3]47

二、全球各国ALE经费投入问题分析

1.ALE经费投入：步履蹒跚

自2000年来，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普及小学教育和促进性别平等，各国把重心聚焦于完成这两项全民教育目标，从而忽视了对成人教育的投资。根据GRALE(I)估算，当ALE占教育预算总额的3%时，其才达到“公平份额”。该报告发现，许多国家将教育支出优先考虑投资于青少年学校和高等教育，只有不到公共教育1%的预算分配到ALE领域。在GRALE(Ⅱ)监测调查中，低收入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用于ALE领域平均约为0.9%，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2.2%，高收入国家平均为2.7%。即使在GRALE(Ⅲ)中，比例偏低的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如图4)：在参与调查的97个国家中，42%的国家ALE支出不到教育总支出的0.9%；35%的国家在1%—3.9%之间；23%的国家在4%以上，超过1/4的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教育支出用于ALE的不到0.4%。这表明，大多数国家实现ALE支出占教育预算总额3%的预期依然有一段距离。“虽然足够的收入只能为完成满意的项目提供可能性，但却不能确保该项目一定能够获得成功。然而投入不足将几乎必然导致教育项目质量低下。”[4]从全球ALE参与率看，其呈现出与日俱增的发展趋势，这种与日俱增的参与率与步履蹒跚的投入之间的矛盾容易造成ALE“僧多粥少”的尴尬局面，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例如，ALE的质量难以得到有效提高，ALE的覆盖群体较为狭窄等。

图4 ALE占教育支出的比例(GRALE Ⅲ)[3]45

2.ALE数据呈现：透明度低

爱德华·戴明曾提出：“我们信奉上帝。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8]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就很难识别出一个共有的模式。当今，我们处于一个风云变幻的信息化时代，大数据的应运而生，为ALE领域的决策与未来行动提供了指南，如果ALE数据能够符合透明信息的特征，则其价值更高。一般来说，透明数据的质量特征包括：全面(Comprehensive)、相关和及时(Relevance and Timeliness)、可靠(Reliability)、可比(Comparability)和重大(Materiality)。[9]然而，从3份报告看，数据问题让ALE经费投入成为一项远非那么简单的工作，主要体现在：(1)ALE财务数据全面性不够。ALE的参与主体具有多样性，包括公共部门、私营组织、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和个人等各类利益相关者。然而，各国所提供的ALE数据大多局限在公共部门(尤其是教育部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数据较为匮乏。这就意味着我们很难全面掌握各国ALE经费投入的实际状况。(2)数据的可比性不够。由于当前的需要、优先事项以及人口背景的不同，各国对ALE的界定差别较大，如一些国家将识字作为ALE活动的核心，还有一些国家将ALE界定得更为广泛，将其作为整个生命周期中发生的活动。这就意味着各国衡量ALE经费投入的指标不尽相同，很难实现横向之间的比较。(3)数据的模糊性。GRALE(Ⅱ)发现，在参与调查的国家中，57%的国家没有提交有关教育支出的数据，50%的国家没有提供成人教育财务数据。GRALE(Ⅲ)则揭示出，在参与调查的诸多国家中，31%的国家没有报告教育支出有效可用的数据(其中，19个国家拒绝回应关于教育支出的信息)。数据的模糊意味着很难解释近年来ALE经费投入的发展趋势，难以从现有的信息中得出一些指示性结论。这对制定切实可行的ALE战略计划是一个巨大挑战。对许多政府而言，数据的不透明意味着它们不能确立重点、分配充足的经费以及证明ALE投资的合理性。同样，数据来源不可靠也妨碍企业和个人估算成本与收益，这会导致激励下降和投资不足。

3.经费资源：分配不均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Samuelson)指出，“相对于人类的无穷欲望而言，资源总是不足的，这种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就是稀缺性……鉴于欲望的无限性，就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最好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10]从教育供应与需求关系看，资源供应总是有限的，而学习需求却是无限的，这就容易出现资源供应与学习需求不匹配的现象，导致分配不均。从全球各国ALE的经费资源配置看，“捉襟见肘”是再好不过的形容。之所以存在如此窘境，与其经费分配不均存在较大关系，主要体现在：(1)从教育体系本身看，ALE地位往往低人一等，大多数人将其视为仅仅是识字方面的教育，而忽略其具有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此，政府更愿意将更多的教育资源投入到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领域(如表1)，剩下一杯“羹”才能垂怜到ALE。(2)从部门经费投入看，各部门之间存在经费资源竞争现象，部门之间负责各自的预算，承担其他部门积极或消极结果的责任有限，并且很少有激励措施来分析和评估跨部门资金利用的有效性。因此，这不利于ALE部门与其他部门进行资源整合，对ALE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3)从ALE经费投入领域和群体看，大多数国家往往把经费投入到扫盲领域，经费主要覆盖对象为没有接受教育、就业和培训的年轻人，在这些方面过于倾斜，而其他领域和群体的经费投入则是“杯水车薪”。例如，爱尔兰专门建立了国家培训基金会(NTF)，为全国11 500名学习者提供3 200万欧元的总投资，用于低技术就业人群和国家成人扫盲机构。

表1 部分国家教育支出比例

资料来源：http:∥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who-pays-for-what-in-education-na tional-revealed-through-accounts-2016-en_0.pdf

4.成本分担：角色定位模糊

由于公共商品的非排他性，人们在消费公共商品时，往往没有自愿付费的动机，而是采用“搭便车”的方式。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不承担公共商品生产成本，那么公共商品生产将失去资金来源，最终导致任何人都无法消费公共商品。[11]为此，明确各自利益相关者在ALE成本分担中的角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虽然全球各国在ALE领域初步形成了成本分担机制，但是它们在其中的角色较为模糊，主要体现在：(1)政府在ALE经费中承担多少责任。针对该问题，全球各国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些国家认为，政府应该对ALE经费承担主导责任，北欧国家是该观点的主流；有些国家认为，公共政策与成人教育关系不大，例如在日本和美国，提升劳动力的技能应该是企业和雇员组织的责任。(2)企业“搭便车”现象较为严重。由于对成人教育价值的重视程度不够，雇主更喜欢从人才市场引进相关人才，而不愿意投资到员工的教育和培训上。例如，格鲁吉亚政府通过调查发现，雇主和其他社会合作者对于ALE在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性方面的作用认识度不够。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它们担心加大对员工的ALE投资，会为对手提供“搭便车”的机会——为对手培养劳动力。(3)个体投资容易导致不公平现象。在国际社会领域，个人参与成人教育的投资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因为这样的投资往往被视作为供给的不公平。“对于大部分成人教育供给而言，个人出资不仅会导致不公平，而且会严重限制成人的参与度。……特别是向扫盲和公民教育项目收费是十分不公平的，也是在严重扼杀这些项目，尤其是在穷国”。[2]

三、全球各国提高ALE经费投入需处理的几个问题

大量的财政投资是确保提供优质的ALE和推动教育公平的重要基础。在《贝伦行动框架》中，各国在增加ALE经费投入方面达成共识，并做出了5项目标承诺。为了实现该5项承诺，全球各国仍然需要有效地处理如下几个问题。

1.政治意愿如何转化为可信承诺

诺思曾经指出:“当回报发生在将来，并且是完全不同的事项上的回报时，可信承诺是如何形成并进而达成协定的呢？在这种交换中，自我履约非常重要”。[12]如果政府部门没有做出可信的承诺来约束其未来的行动，那么政治意愿就将成为一句空话。为此，各国在ALE经费投入所呈现的政治意愿，需要政府自我履约，才能转变为可信承诺。然而，从GRALE(Ⅲ)反映的情况看，政府自我履约的行动现实令人担忧：在参与调查的109个国家中，只有41%的国家制定了相关的行动计划，而在这些国家当中，只有22%的国家涉及融资领域的行动计划，在6大行动领域中排名最后。可见，要想ALE经费投入能够得到持续增长，就需要各国在未来完善相关的行动计划。那么，如何实现可信承诺呢？

“许多学者皆强调了政治制度(正式制度安排)对可信承诺的重要作用，而其原因就在于通过制度安排缚住了统治者(政府)之手。诺斯甚至强调，制度设计或制度安排是可信承诺的前提和基础”。[13]这表明，制度设计或制度安排应该是作为各国ALE经费投入提升的首要行动要义。为此，政府应出台相关的法律或政策，明确ALE经费投入的目标、领域、主体、对象、数量、行动方案以及相关的监督考评机制，从而为自我履约提供行动依据。

同时，由于ALE经费投入具有多元主体，政府需要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其中，实现从单数主体(政府)的可信承诺向复数主体(政府、企业、民间社会组织以及个体等)的共同承诺转变。在吉尔伯托看来，“实际上，共同承诺所创造的东西是由复数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单一的行动中心。他们的承诺把他们黏合在一起并服务于一个单一的‘理由’”。[14]为此，政府可通过提供大致的ALE行动框架——政策、激励机制、财政补贴以及信息支持等，把多元主体黏合在一起。在该框架中，每一个利益相关者能够明确了解自身的位置。通过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利益相关者积极投资ALE，包括有利于个体、企业和政府之间分担成本的税收与制度安排。通过相关的专门补贴，为特定的目标群体服务，例如实现教育公平的ALE项目。通过信息支持，为利益相关者投资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2.ALE经费如何获得支持

ALE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潜在的、重大的影响力，应该作为一个核心要素嵌入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然而，从全球ALE经费投入和分配态势看，ALE依旧处于边缘化位置。“投资决策的一般标准是最大化净收入现值。如果一个项目的预期收益现值超过成本现值，那将被认为是值得投资的。”[15]虽然，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决定了ALE经费投入的程度，但也受到各类组织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群体重视程度的影响。为此，ALE要想获得经费投资，就需要通过合理的方式呈现其“收入净现值”——ALE价值的实际可见度。为此，一方面需要加强ALE效益的论证。Reder指出，ALE存在诸多潜在的社会效益，但由于其所带来的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难以衡量，导致对这些效益的实证研究非常匮乏。[2]90如果ALE的投资效益较为模糊，往往容易导致政府对其的投资持怀疑态度。为此，评价ALE投资决策是否有效，重要的是需要做一个长远的展望和一个广泛的观察。各国研究者应通过长期跟踪和数据搜集，论证ALE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为政府投资力度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是加强ALE政策与其他教育系统的衔接。从终身教育体系看，ALE与其他教育系统之间存在不可割裂的联系。然而，从诸多国家所提交的调查报告看，目前ALE政策最大的缺陷就是其与教育系统整体的衔接性不够，无法展现其在其他教育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各国财政部门能够注意到ALE对其他教育系统所做出的贡献，那么在经费分配中就不会出现过于“厚此薄彼”的现象。为此，未来ALE政策应进一步呈现其在终身教育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明确与其他教育系统之间的关联度，从而避免在教育经费投入方面被决策者从终身教育体系中“割裂”出来。

3.ALE成本如何有效分担

从3份GRALE可以看出，全球ALE经费投入存在巨大的差额。如何弥补巨大的缺口，则需要不同利益相关者群策群力，合理地明确自身的角色。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何有效分担，是未来各国在ALE经费投入需慎重思考的问题。经济原理表明，由谁出资取决于所获得价值是个人的、社会的还是经济的，以及谁会从附加值中获得好处。[2]虽然正如前面所述，由于ALE数据的模糊性，要准确通过货币来衡量各利益相关者具体分担的成本是难以做到的，但是可以大致明确哪个主体在相关经费投入方面应该担任主导角色。

本文以为，谁来分担成本应该由ALE不同的产品属性来确定其角色：(1)关于实现教育公平的经费投入。在坎宁安看来，成人教育具有“社会福利”性质，为失业、半文盲和流浪人群等提供教育机会，实现教育公平，此时其具有公共产品属性。[16]基于公共产品的特性，其经费投入应该由公共部门来提供。为此，作为实现教育公平的ALE，其成本应该由政府相应部门负责承担。(2)关于提升组织竞争优势的经费投入。Boudard和Rubenson通过研究发现，ALE与竞争、创新和全球化存在紧密的关系。[2]96为此，许多组织为了应对全球市场所经历的技术变革和不断变化的工作实践，积极为组织员工提供各种学习机会，从而更新其知识技能。此时，ALE具有私人产品属性，应该完全由学习倡导者——雇主来承担。(3)关于实现个人持续发展的经费投入。虽然，GRALE(I)曾经指出，对于大部分ALE供给而言，要求个人投资容易导致不公平，会严重限制成人的参与积极性，因此不应向参与扫盲教育和公民教育的个体收费。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个体通过不断的学习努力构建自身的资本，他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自身利益，那么，其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对此，个体应该为自身的学习负责，在经费投入中占主导角色。同时，由于其具有外部效应，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政策，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4.ALE财务信息如何实现透明

如果缺乏强大的、充分的数据库，ALE所做出的贡献和进步就无法估算，无法在不同国家之间形成横向比较，无法让利益相关者在信息充分的状态下做出行动决策。“ALE数据的不足以及不良的成本效益信息体系，降低了基于信息的政策制定能力并导致了成人教育投资不足”。[17]为此，ALE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需要共同来建立必要的数据库，通过对ALE海量数据的交换、整合和分析，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带来“大知识”“大科技”“大利润”和“大发展”。[8]数据是形成信息、知识的基础，信息公开是形成民主社会首要一环，亦是提高公民对ALE认同的可靠渠道。加强ALE经费投入的数据管理将是未来各国需要考虑的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首先，应注重ALE经费相关数据的搜集。在ALE领域，由于严重缺乏数据而对其所取得的进步评估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建立ALE综合性数据库非常必要。通过建立ALE数据收集网站，汇聚不同利益相关经费投入的基本领域、对象、数量以及成果等数据，使之成为一个蕴藏丰富数据的信息库。其次，加强对数据的分析。大数据之大，不是因为其“大容量”，而是其潜在的“大价值”。通过专业人员对数据进行科学分析，能够让不同利益相关者知晓ALE所带来的各种价值，明确ALE经费投入存在的问题，从而有利于出台新的经费投入政策。第三，实现动态性的数据发布。通过网站平台，定期发布ALE经费投入的相关数据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接受社会监督，实现经费投入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利用成人学习和教育的力量与潜力走向美好未来(贝伦行动框架)[J]. 中国成人教育，2010(6)：7-10.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R].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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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Global Report on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Rethinking Literacy [R]. Hamburg: 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2013.

责任编辑 虞晓骏

GRALE-Based Analysis of Global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vestment:Development Trend, Problem and Thinking

OUYANG Zhong-ming,YANG Ya-yu，GE Xiao-tong/

Jiangxi Science &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In 2009, Belem Action Framework put forward various financing goals of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ALE). The three reports of Global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Report (2009, 2013, 2016), issued by the UNESCO Institute of Lifelong Learning, revealed the global development trend of ALE investment. Firstly, the overall ALE investment is moving towards the desired target. Secondly, the regions where ALE investment is improving have been expanded. Thirdly, the ALE financing contribution mechanism has taken initial shape. Fourthly, a consensus has being gradually reached on ALE investment willing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analysis of the reports shows a series of problems: the hobbling ALE investment, the low transparency of ALE data,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he educational fund resources, and the ambiguous role definition of ALE cost. Therefore, some issues in ALE investment need to be discussed: how to transform the political willingness into credible commitment, how to get ALE financial support, how to effectively share ALE cost; and how to achieve the transparency of ALE financial information.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financial investment; development trend; GRALE

2017-04-10

10.13425/j.cnki.jjou.2017.03.011

欧阳忠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成人学习研究(ouyangzhongming@163.com)；杨亚玉，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葛晓彤，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成人学习研究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基于职业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策略与支持体系研究”(CKA150135)

伴随着终身学习理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成人学习与教育(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简称ALE)有利于创建更加民主、和平、更具包容性、生产效率更高、更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投资。[1]因此，2009年第6届全球成人教育大会制定的《贝伦行动框架》(Belém Framework for Action)，明确了ALE经费投入的各项目标。那么，在短短不到10年时间内，ALE经费投入是否沿着预期目标的轨迹前进，是否能够强有力地支撑实践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探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简称UIL)发布的《全球成人学习与教育报告》(Global Report on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简称GRALE；I: 2009、Ⅱ: 2013、Ⅲ: 2016)为研究者和实践者呈现了全球ALE经费投入的发展轨迹和面临的挑战，为反思未来各国ALE经费投入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