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京人

夏日清晨，北京的空气里有丝丝凉意，钟楼上空不时飞过一群白鸽。钟楼后身儿的胡同里，来来往往的人匆忙而过。穿过一条条灰色的老胡同，有一条并不宽敞的小街，叫赵府街。街的十字路口，藏着一家北京最后的国营副食店——赵府街副食店。一间门脸儿，红色的木门像是刚刚刷过漆，进出的人把挂在门上的绿色门帘，掀起、放下。绿色的缝隙里，飘着淡淡的芝麻酱味儿，若隐若现。

一进门儿，芝麻酱、黄酱、咸菜、香油混杂的味儿扑面而来，眼前的木柜台、老水粉画、琳琅满目的商品，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小时候。犹记得那时，物资匮乏，家家都有一个副食本，规定着能买多少油、多少糖、多少芝麻酱……这些东西都离不开胡同里的副食店。北京的每条胡同里，都有大大小小的副食店，也叫“小铺儿”。它是很多人心中的圣地，柜台背后的水果糖、动物饼干、桃酥……让小孩儿们魂牵梦绕；芝麻酱混着咸菜、香油的香味儿，仿佛一鼻子吸不到底。更多时候，大人一做饭、坐上锅，才发现家里缺盐少醋，小孩儿就被打发到副食店赶紧买去。芝麻君小时候，大人给一毛钱，就买九分的醋，剩下一分钱正好买两块水果糖犒劳自己。

要是大人追问：“今儿的醋怎么见少呀？”就回一句：“跑回来路上没留神，晃荡洒了一些。”还有打芝麻酱的经历，每回都一边走一边抱着瓶子舔，咂摸咂摸那滋味儿，真是馋啊！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味道仍难以忘怀，可胡同里的副食店却所剩无几。而赵府街副食店从1956年开张经营到现在，还保留着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模样，仿佛时间静止了一样。胡同里的街坊们说，这个副食店飘着的酱香味儿，陪伴他们60多年了。

计划经济的年代，谁家要是有人在副食店工作，是倍儿体面的事情。

1987年，李瑞生被赵府街副食店借调过来，帮忙卖冬储大白菜。那时候，副食店生意红火，管着这片儿1400多户人家的副食品。

没承想，他一“借调”就是三十年，从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已变成两鬓斑白的“李大爷”，半辈子就这么过来了。

三十年，赵府街副食店从一百多平方米变成四十多平方米，售货员从20多人变成他一个人。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售货员走的走了，退的退了，就剩下我们两口子”，李瑞生的妻子说。

如今，李瑞生是赵府街副食店的第五代掌柜，既当经理又当售货员，自负盈亏。

“李大爷，一瓶麻酱一瓶黄酱！”

每天八点一开门儿，李瑞生耳畔就响起这样的声音，围着油盐酱醋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麻利儿接过罐子，在秤上约过分量，拿到酱缸上，大勺在缸里一搅、一起一落，就盛出一瓶芝麻酱，一滴都没洒在罐子外面。住在附近的街坊，最熟悉这“二八麻酱”和“不抓锅”的黄酱味儿，李瑞生看见他们手里拿来的瓶子，就知道他们要买什么。很多大老远跑来的老顾客，一边点着要买的咸菜、麻酱、香油，一边念叨着“老北京人，就是忘不了您这一口儿”。为了接待陆续而来的顾客，李瑞生和妻子这么多年从早忙到晚，生活起居都是“凑合”。门口的煤气灶，是他们的灶台，但连轴儿转的时候，连一口热饭也顾不上吃。李瑞生家离副食店不远，却不常回家。白天上班，晚上看店，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都在这儿。

“三十年，没怎么休息过，我不能让这个店在我手中消失”，他说。

副食店陈旧的墙上，挂着七十年代的水粉广告画，是当时一个画家手工绘制的。李瑞生笑着说：“这可是镇店之宝，当年有个德国人出高价买，为了留住老店的面貌，我没卖。”还有墙上贴的“毛主席像”，是他从杂志上剪下来的，1975年到现在也有四十多个年头了。

李瑞生接手副食店后，店里的三老：老经营模式、老顾客、老品牌，始终未改变。

用提子、漏斗打酱油、醋，零打的芝麻酱、黄酱，这种承载着岁月的传统方式，在京城已不多见。

店里边角被磨圆、泛着亮光的木制柜台和3口盛放着散装酱油、醋和黄酱的大缸，在“小铺儿”1956年开张时就有，一直用到现在。

李瑞生还坚持约分量用台秤，算账用算盘。他开玩笑说：“公平秤‘公平’，电子秤不‘公平’。”

很多老北京人，为了寻找过去生活的回忆，慕名而来，激动地感慨：“没错，还是以前的老样子。”

“身边的东西都变了，我们就不要变了，总要为记忆留下点念想”，李瑞生说。

为了这一点念想，他和妻子在这里坚守了三十年。时光荏苒，胡同里的岁月越走越远，大超市、便利店一天天代替那些破旧的“小铺儿”。当生活中的“变”成为一种常态，几十年都“不变”显得尤为珍贵。

冰野据北京日报社《芝麻匠通讯社》

北京最后一家国营副食店经理李瑞生

我不能让这个店在我手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