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序》与《文心雕龙·明诗》比较

2017-06-19张玉丽山东师范大学济南250014

名作欣赏 2017年17期

⊙张玉丽［山东师范大学，济南 250014］

《诗品·序》与《文心雕龙·明诗》比较

⊙张玉丽［山东师范大学，济南 250014］

魏晋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以及南北朝繁荣的文学创作，催生了《诗品》《文心雕龙》两部泰斗级的文论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作为文论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提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对后世文论影响深远。《诗品·序》关于诗歌的阐发以及《文心雕龙·明诗》关于诗歌的品评有着诸多相通之处，亦有各自不同的理论观点。本文将从诗歌的产生、作用、对四言诗五言诗品评以及品评标准四方面着手，进行分析和比较。

《诗品·序》《文心雕龙·明诗》诗歌理论比较

《明诗》出现在《文心雕龙》的第六篇，是刘勰文体论的重要一篇，也是魏晋诗论的重要篇章。《明诗》主要内容为阐述四言诗、五言诗的写作历史和创作特点，共分成六部分内容，分别为：诗歌的含义、诗歌的作用、四言诗写作历史、五言诗写作历史、历代文人创作情况、四言诗及五言诗创作特点。

一、诗歌的产生

关于诗歌的产生，《诗·大序》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歌咏之”。《礼记·乐记》谓之“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那么诗歌的本质是什么？诗歌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且来看刘勰与钟嵘的论述。《明诗》篇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认为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受了外物的刺激，情感便有了一定的变化。心有所感，而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诗歌源于心灵对外部刺激的感应，这种感应吟咏出来就是诗歌了。而钟嵘如是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其意为四季气候的变化使景物变化，景物的变化感动着人心，使人的性情发生变动而表现在歌咏上，形成诗歌。就像是春天春风和煦如贺知章的《咏柳》，夏天炎炎热烈如杨万里的《小池》，秋天秋高气爽如刘禹锡的《秋词》，冬天北风呼啸如柳宗元的《江雪》，四季之景不同之感给予诗人的情感体验不同，因此形成阐发情感表达不同的诗作。后代的学者们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钟嵘的诗歌理论，将其总结归纳为“性情说”“直寻说”，这里的“性情”“直寻”就是人心中感情变动的直接表达，即为钟嵘诗歌本质观的总结性表达。

通过两种言论的对比，不难发现，刘勰与钟嵘在诗歌产生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共同点：诗歌产生于人心对外物的刺激反映，形诸舞咏形成诗歌。二人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都遵循了传统的诗论观念，从《诗·大序》《尚书·尧典》《礼记·乐记》到《文心雕龙》《诗品·序》，诗歌产生论大同而小异，都在阐明一个观点：诗歌是人内心情感的表达。如果非要在此诗论中找二者的不同点的话，那么钟嵘更看重外物的变化对内心的刺激；而刘勰则从人的情绪出发，强调情绪的变化，仅此而已。

二、诗歌的作用

诗歌的作用问题是继承诗歌本质问题而来的，这两个方面可以看作是同一问题的延续和继承。延续着上一问题的相同观点，刘勰与钟嵘在此看法上并无分歧，都认为诗歌能够寄托和表达情感，抒发心情。不同的是刘勰肯定了诗歌的教化作用，更加饱满。另外钟嵘、刘勰开篇即讲诗歌的本质与作用，首先给人以对诗歌的认识，统领全篇。

三、对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品评

刘勰的《明诗》详细梳理了四言诗、五言诗的写作历史和历代诗人的创作状况，进而提出了四言诗与五言诗的写作特点：“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四言雅正润泽，五言清新华丽，刘勰“雅润”“清丽”的评价是当时包括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在内的诗论中最为恰当的总结，它根据诗人才情不同、写作不同而体现出来的特色加以归纳品评，更为全面精确。钟嵘似乎更看重五言诗，并由此提出了“滋味说”，他认为五言诗是最有滋味的。他在文论中提到，四言诗文字简约，取法《国风》和《离骚》，却有过于冗长、表达意思不够详尽之缺点。而五言诗却是众多诗歌体裁中最有滋味、最能符合大众口味的。钟嵘给予五言诗很高的评价，品评它为“文词之要”“众作之有滋味者”，是表达感情、描写事物、陈述事例最恰当的方式，也是包括四言诗、杂言诗等众多体裁在内的最具有表达性能的文体。由此可见钟嵘对五言诗的偏爱非同一般。

四、品评的标准

五、结语

钟嵘和刘勰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诗品·序》与《文心雕龙·明诗》篇在具体的文论观点上虽有大同小异，但都提出了超越前代的文论观点，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者都是我国文论批评史上的碧玉，在文学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作为文论史上的经典性著作，他们的文论观点无可厚非，具有超越时间的学术意义。作为后辈学者，应该秉持虚心学习的态度，既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又要立足文本，提出新的文论观点和意见。

① 孔颖达等：《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② 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