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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人试图从鉴定观的角度对詹金逊的档案思想进行论述，重点分析了其鉴定观的内涵、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做出一定的评价，希望能使我国档案学界对詹金逊的鉴定观有更加深刻、全面、客观的认识。

关键词：外国档案理论；希拉里.詹金逊；鉴定观

对国外档案学的研究一直是我国档案界的研究热点，但是由于资料获取途径和语言等多种限制，这也一直是我国档案界研究的难点。希拉里.詹金逊（Hilary Jenkinson，以下简称詹金逊）是一位被我国档案学界较为熟悉的英国档案学家。尽管如此，我国档案学界对其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本人在中国知网上，通过跨库（默认数据库）检索的方式，检索出主题为“詹金逊”、主题为“詹金逊并含鉴定”、篇名为“詹金逊”、篇名为“詹金逊并含鉴定”的文献分别为176条、54条、12条、4条。并且国内对詹金逊的研究多局限于其档案定义、证据神圣性思想、新詹金逊主义等方面。虽然我国也有对詹金逊鉴定观的探讨，但是多是研究国外鉴定理论时有所涉及或者是将其与谢伦伯格进行对比，专门研究詹金逊鉴定观的文章几乎没有。因此本文以詹金逊的鉴定观为研究视角，重点论述了他鉴定观形成的原因，现将研究结果分享与大家，希望各位前辈批评指正。

一、詹金逊生平介绍

詹金逊（1882-1961），英国著名的档案学家，是古典档案学派的代表人物。詹金逊出生在伦敦，从小受到的教育非常良好。中学时期和大学时期，他分别就读于英国著名的德威学院（Dulwich College）和剑桥大学彭布洛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1906年-1954年，詹金逊几乎一直在英国公共文书局（Public Records office，成立于1838年，是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前身）工作，分别担任过档案馆秘书、副馆长、代理馆长等职务。1950年国际档案理事会成立之后，詹金逊被推选为第一届的副主席。[1]

詹金逊在进行档案实践工作的同时，也不忘对档案理论的研究。他结合自己的学识背景，从其档案工作实际出发，创作了许多有关档案理论和实践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档案管理手册》。詹金逊的教育背景，丰富的职业生涯对其档案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同时詹金逊一直坚持的学术创作也为国际档案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增添了光辉的一笔。

二、詹金逊的鉴定观

詹金逊的档案鉴定观通常被概括为“行政官员决定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产生了大量的档案。文件激增的这种现实，迫使詹金逊开始转向思考荷兰档案人员（缪勒、斐斯和福罗英）未能想到的问题即档案的鉴定，最后詹金逊也作出了让步，但是他建议由文件形成者从事减少大量堆积文件这项不受欢迎的工作，声称“让行政官员成为选留和销毁其文件的唯一代理人”。[3]虽然詹金逊选择并认可了行政官员鉴定档案的做法，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詹金逊始终坚持档案人员不应该参与到鉴定工作中。詹金逊认为档案人员是档案神圣证据的保护者（keeper）。档案人员的职责是保管行政活动中自然产生的可靠证据，确保档案不被任意破坏。档案人员的目标是不带偏见，不加事后思索地满足一切希望了解知识工具的人们的利用需求……一个优秀档案人员也许是现代社会中真理的最虔诚信徒。[4]由此可见，在鉴定工作中，詹金逊对行政官员和档案人员的定位是有很大区别的。

三、詹金逊档案鉴定观的形成原因分析

（一）詹金逊选择行政人员鉴定档案的原因

詹金逊十分熟悉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英国政府机构的法人文化，他相信一个可尊敬的、受过教育、开化的政府官员在保护文件上能够做出公正无私的判断。[5]因此，他认为行政人员能够自律，能够遵守道德操守，抛却利益，客观公正地对自己形成的文件进行挑选和鉴定。詹金逊对行政官员的足够信任是其选择行政官员鉴定档案的最重要原因。

除上述文化原因外，影响詹金逊选择行政官员鉴定档案的原因还包括：詹金逊认为行政官员更加了解文件。行政官员在进行行政活动和事务处理的过程中直接形成文件。相比于档案人员来说，行政官员自然更加了解文件的内容及其重要程度和日后备查考的需要。因此，也只有让行政官员挑选鉴定档案，才能够保证反映机构重要活动的文件记录保存下来以备日后利用。

（二）詹金逊不选择档案人员鉴定档案的原因

詹金逊这种将档案人员定位为保管者（keeper）而不是檔案鉴定工作的参与者的原因在其发表的《英国档案与战争》（British Archives and the War）中可以寻觅到。詹金逊在文章中写道档案人员不必对档案内容感兴趣-如果他对此不感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一种优势，可以让他在处理档案的过程中抵制住诱惑，保持超自然（detachment）的心态。[6]另外，詹金逊认为档案人员在鉴定中必然运用“个人判断”。而这种“个人判断”势必会玷污档案的证据神圣性和影响档案保存目的。综合上述原因，詹金逊并没有将档案人员列入档案鉴定工作的队伍中。

四、詹金逊档案鉴定观的评价

詹金逊的行政官员决定论从本质上分析，是一种通过忽略问题的方法在行政官员和档案人员两者之间权衡做出最佳选择的被迫之举。那是因为即使詹金逊对行政官员足够信任，但他仍然担心行政官员或许销毁文件过少，或许销毁过多，甚至为历史研究和提供活动证据而刻意编制档案，但他无法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7]所以在面对文件骤增的压力，詹金逊不得不在行政官员和档案人员之间做出二选一的艰难之举。

总结

首先，虽然我们通常将詹金逊的鉴定观概括为“行政官员决定论”，但是同时，我们必须认清詹金逊对档案人员的定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完整、准确地看待詹金逊的档案鉴定观。其次，本人认为我们在全面认识詹金逊鉴定观的基础上应该对其鉴定观给予客观的评价。所谓客观的评价就是超越时空的限制，以詹金逊自身的视角和从其生活的年代出发，分析他鉴定观形成的原因以及当时产生的合理性，从而真正理解詹金逊鉴定观的内涵。所以本人认为谢伦伯格对詹金逊《档案管理手册》的评价：毫无可读性，过于否定，是错拿美国档案实践情况的标尺衡量詹金逊鉴定观从而产生的一种过于偏激的结果。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全面地看待、客观地评价、扬弃地利用詹金逊的鉴定观。

参考文献：

[1][6]谭必勇.证据的神圣性-希拉里詹金逊古典档案思想成因探析[J].档案学通讯，2017（2）：19-22.

[2]刘艾婧.浅谈詹金逊与谢伦伯格两位学者之对比[J].陕西科技，2016（2）：109-111.

[3][4][5][7][加]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R].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在校学生：王亚男（1991-），女，汉族，河北省定州市人，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2016级情报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档案管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