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鸦

那天早上，很大的雾。一声哇鸣从窗外传来时，我分辨出来，是马一鸣的暗号。那时冬季才来不久，春天在后面远远地等着，哪来的青蛙？我起床穿好衣服，从床底下翻出一把砍刀，用报纸卷好，捅在衣袖里，提着两只鞋，蹑足穿过客厅，出了门才敢把鞋穿上。我怕惊动父亲。

马一鸣蹲在路边，头发上挂着水珠。天是那种刺骨的冷，阴沉着，将小镇上的人封在屋子里。小镇是静止的，只有风在动，一阵一阵，不时搅动雾气，送过来一些细碎的声音。见我出来，马一鸣站起身，跺跺脚，把脚边的一颗石子踢飞。他说：“好了？”

我点点头，说：“好了，你呢？”

“嗯，”他说，“早好了。”他拍拍后腰，一把砍刀斜插在那里，将衣服挑起一角。说话时，杀气从嘴巴里穿出来，冷峻地挂在脸上。

“那走吧。”我说。

马一鸣点了支烟，深吸一口，暗红的火光亮起来，在晨雾里闪烁。他抖动着背和肩膀，吐出烟雾和含含糊糊的咳嗽声。我也点了支烟，叼在嘴上，狠狠地吸着。我们一前一后，往河边走去。那里有人在等着我们，两个，也许是三个，或者更多。这个未知的数目让我七上八下，一种不安的情绪升起来，缠绕着我，就像弥漫在我心里的另一场大雾。说实话，我有点怕。

马一鸣说：“怕他个鸟，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

我说：“要是来一伙呢。”

马一鸣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说：“多少都一样，全部灭掉。”

他毫无惧意，轻快地吹着口哨。那天他穿着一双黑色马靴，筒很长，两条腿被吞掉大半截，看上去，就像被一双手拎在空中。马一鸣没我高，但每次打架，他都冲在前面。走路也是这样，他喜欢走前面，让我在后面跟着，因为这样的话，我看起来就像是他雇来的一个保镖。他很享受这样的感觉。

我和马一鸣是同学，那年我们读初三，马一鸣十六，我十五。我们不喜欢上学，打算混完初中，就去闯世界。我去深圳，他去北京。后来他觉得北京太冷，又把计划更改为去深圳，如此一来，在那些尚未到来的时间里，我们又混到了一块。

这让我很高兴。我和马一鸣是邻居，从小就玩在一起，形影不离。初三时，到了一个班。我们经常逃课，泡在镇上的一家网吧里。那几年，小镇上流行一款叫传奇的游戏。我和马一鸣也玩。我们在游戏里打怪、升级，和别的玩家PK、互相谩骂，结下种种仇恨。后来，仇恨从游戏里蔓延出来，到了现实中。对方是另外一个镇上的玩家，在游戏里，他们无论PK或者骂架都不是马一鸣的对手，就说要来小镇找马一鸣，把他打残。他们问马一鸣敢不敢应战。马一鸣说：“你们要是不来，就他妈是我孙子。”马一鸣与他们约好，像男人那样痛痛快快地干一场。

小镇上有条河，从山里流出来，拐个弯，像把尖刀將小镇刺开。河流拐弯的地方是片河滩，叫磨石湾，以前出产磨刀石。后来刮起淘金潮，整座小镇的人都疯了，这条河被掘得遍体鳞伤，河流改向，那地方渐渐被杂草占据，成为一处荒滩。镇上有个派出所，建在地势很高的地方，值勤室里有位民警举着一架望远镜，像个侦察兵似的四处巡望，那两个装着镜片的圆筒能把整座小镇都装下来，但装不下磨石湾。在那块偏离警察视线的地方，我和马一鸣喝酒、抽烟，跟女孩子约会、接吻，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经常在那里打架。当时唯一存在于我们心中的真理是——用嘴巴解决不了的事情，就得靠拳头。

我们走过一条桥，下到河边，再顺着河堤往前走，两岸青山的倒影跌进河面时，再拐个弯，磨石湾也就到了。我们在河堤上站定。雾很大，裹着啸啸风声。不时有活跃于冬季的鸟类，在浓雾里穿出穿进。寒冬时节的河流薄如蝉翼，在卵石上滑出清脆的声音。马一鸣把手拢在耳边，往雾里听了听，说：“他们已经来了。”

我看了看，浓雾满天，遮住大半个磨石湾。前方的雾气里，晃动着一些影子。隐隐有火光闪没，他们在抽烟。他们说话的声音游丝一般，浮在雾气中。我知道，他们在商量打斗的计划，但我听不清楚。我猜他们和我一样，也带上了刀。

马一鸣说：“你真怕？”

我点点头，说：“有点。”

话一说完，我便感觉到了冷。小镇上的冬天荒凉、干燥，北风顺着清浅的河床掠来，把我们身边的浓雾搅动。我紧了紧身上的外套，让胸口及周边的部位暖和起来，但还是忍不住哆嗦。我咬紧牙关，竭力不让牙齿在嘴里敲击的声响暴露出来。但马一鸣还是听到了。

马一鸣说：“看你这点出息，你父亲不是拳师吗？”

我呸了一口，说：“你父亲才是拳师，你们全家都是拳师。 ”

马一鸣笑了起来，前俯后仰，差点掉下河堤。在马一鸣的嘲笑声里，我摸了摸捅在袖中的砍刀。刀身泛着森冷的寒气，直逼肌肤，使我克制不住身体和内心的颤抖。我不能确定，一会走到那伙人面前时，是否有足够的胆量，将这样的武器从袖中拿出来。这需要很大勇气。我没法跟马一鸣比，我得承认，我是个软弱的人。我和马一鸣站在雾中，他镇定自若，我却不停地抖。他们也站在雾中。在漫天晨雾的笼罩之下，我嗅出了来自对面的杀气。双方都没有动，谁都不肯轻易向前。我们在等浓雾散开。

我们这座小镇叫炉观，改革开放前，尚武成风。我爷爷是名拳师，据说能飞檐走壁，隔空取物，除此之外，还会点穴、气功、药功、神打一类的奇功异术。遗憾的是，我一样都没见过。我出生时，爷爷已经去世，死因众说纷纭。有人说他被人寻仇打死，也有人说死于旧伤复发，最离谱的，说他在练一种龟息功，之所以长眠于地下，是为了避免被人打扰，百年之后他将重出江湖。

这些都是猜测，我知道。我还知道，经过许多张嘴巴的传递之后，那个真实的爷爷已经被篡改。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确实是名拳师。爷爷收过很多徒弟，去世之后，爷爷被葬在小镇边缘的一座山上，站在那里，可以俯瞰到方圆十几里的范围。每年清明节，他的徒弟会从各地赶来，给他上坟，尽管阴阳两隔，爷爷的那些徒弟，仍然恭谨地对着一块墓碑行师徒之礼。这种画面让人感动。就仿佛爷爷从来都没有死去，他只是搬了个地方，住到了坟墓里。

作为拳师之子，父亲也是拳师。他自小习武。我家祖屋后面曾经有棵大树，在父亲出生那年种下的。父亲七岁开始练习站桩，扎马步，屁股底下点炷香，爷爷在旁边看着，腿不能抖，腰不能动，稍有差错，就从后面踹一脚。那炷香什么时候烧完，父亲什么时候起身。稍事歇息之后，接着再站，如此反复。马步扎到十岁，下盘差不多就算练稳了，那棵树也长到了碗口粗。父亲开始练习拳头。梅山地区有句俗话：手是两扇门，全靠脚踢人。意思就是说，拳头练好了，才能练腿。父亲一拳一拳往树上打。这是梅山武术里的硬功夫，没有招式，没有窍门，一身的本领，就是那样日积月累地打出来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据说那棵树，在父亲日夜苦练之下，被打穿了一个洞。此事是否属实，我无法确定。这些事情来自旁人之口，父亲本人只字未曾提过，难辨真假。那棵树我并没见过。爷爷去世之后，镇上建农机厂，几位县里的干部坐在办公室里，用红笔在地图上画了个圈，把半座小镇都圈了进去。我家祖屋和那棵树一起，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此后不久，父亲经人介绍，与母亲结了婚。农机厂建好后，母亲生下了我。与我一起来到这座小镇上的，是厂里的安置政策。很人性化，两种方式任选，要么进厂就业，要么拿笔安置费。为求安稳，父亲选择了就业，被安排在门卫室里，成为一名捧着铁饭碗的工人。他每天的工作是开门、锁门、整理报纸、分发信件、对每一个进出厂门的员工点头致意。他脸上挂着卑谦的笑容，一副尽忠职守的样子，毫无半点拳师之风。下班后，父亲蹬着一辆自行车回到家里，进门就把手套摘下来，从墙上取条围裙挂在胸前，围着锅灶转半天，给一家人烧饭做菜。吃过晚饭，他开始摆弄阳台上的花草，或者散步、看电视，有时，他也看书。父亲就这么简单地活着，安于平庸，与世无争。

说实话，作为拳师，我希望父亲能展示点什么，来体现他的与众不同。但是很遗憾，我一次也没见过。他的生活过得比我母亲还要琐碎。他用这种琐碎的日子，埋葬着作为一名拳师的光环。

小学五年级，我爱上了武侠小说。马一鸣也跟着我一起，走进了金庸和古龙的世界，书里的众多侠客，是我们在那时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成为此后我们共有的记忆。从那时开始，我有了学武的兴趣。但是父亲不肯教我。父亲说：“乱世学武，盛世修文，你好好读书，比什么都强。”

可是我不喜欢读书，我只想练武。马一鸣比我聪明。从武侠小说中，我读出来的是江湖，是快意恩仇，他却领悟到了多门神功，并打算练习。他的计划鼓励了我。我不是想学武么？父亲不肯教，那我就自己来。书中那些武功高强的侠客，哪一个不是无师自通？

我和马一鸣决定自学成才，我们先练轻功，因为在当时看来，没有什么比飞来飞去更让人幸福的事了。不过马一鸣说，得由他来先练，等他练好了，再教我。我心里很不愿意，但也只能被迫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对轻功一无所知，而他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让我觉得他明显已经洞悉了所有的窍门。

马一鸣缝制了两个重达十几斤的沙袋，绑在腿上，每天早晨，围着学校操场气喘吁吁地跑步，平时也不肯解下。如此一来，他走路的样子就显得相当奇怪，摇摇晃晃，就像被人抱住了脚。这样绑了半个月，卸下沙袋后，马一鸣感到全身轻飘飘的。他很有把握地对我说，毫无疑问，他已经练成了。他迫不及待地想展示一番。

我们满怀激动，走到学校后面。那里有堵围墙，周围长着杂草，要是晚上去，会碰到早恋的学生，在草丛里搂搂抱抱。围墙高达两米，用于展示轻功，再也适合不过。我在围墙边蹲下来，马一鸣踩着我的肩膀，爬了上去。他先做了几次深呼吸，气沉丹田，准备就绪之后，纵身一跳，双臂展开，在空中做了一个非常潇洒的姿势。可是他并没有飞起来，而是像块石头那样，“砰”地一声，沉重地掉在了地上。紧接着是“咔嚓”一响，他还没来得及总结点什么，就晕了过去。他的腿摔折了。

马一鸣进了医院，在病床上躺了两个多月，并因此留了一级，与我成为同班同学。但他从来都不是个容易气馁的人，出院之后，腿还瘸着，就拄根拐杖来家里找我了。他亢奋地告诉我，在住院期间，他总结出了失败的原因，是练习的方法不对，他只练跑，没有练跳。

我想了想，确实有道理。既然是轻功，当然得跳。我们为这种全新的领悟欢欣鼓舞，并重新陷入对武功的痴迷之中。

马一鸣腿脚不方便，那就只能由我来练了。他十分大方地将沙袋借给了我。于是我开始绑着那两只沙袋，在学校的操场里蹦蹦跳跳。那感觉相当好。我相信如此下去，过不了多久，我就可以飞起来。可是我没跳上几天，父亲突然出现了，他把我堵在操场上，拎着胳膊将我抓了回去。

回到家里，父亲关上门，用一种庄重的语气问我：“你真想练武？”

我说：“当然想。”

父亲说：“跟我来。”

我跟在父亲身后，走进卧室。父亲拿出一本日历，挂在墙上。我心里一阵狂喜，以为他将要向我传授武功。可结果却让我非常失望，父亲根本就沒有向我传授什么武功，他只是让我对着那本日历打，打烂一页，就把那页撕掉。他说我哪天把整本日历打完了，他哪天开始教我。

我对着日历，打了半天，手指关节处很快肿了起来，日历却丝毫无损。我提着两只红肿的拳头，对父亲表示不满，认为他故意给我设置障碍。父亲没说什么，往日历上打了一拳。跟我一样，没什么反应，可是过了一会儿，几页纸飘了下来。我把日历揭开一看，墙上的涂料掉了一块。我站在那里，揣摩了半天，发现力透纸背不仅仅是指书法。我问父亲：“这叫什么功夫？”

父亲说：“千日功。顾名思义，要想练好，必须这样持续不断地打三年，这还只是小成。练到大成，得一辈子。武功的‘功字怎么写的？一个工，一个力，加在一起，就是时间和苦力。练武也是种修行，跟世上所有的修炼一样，没有捷径可走。”父亲一边解释，一边拿来自泡的药酒，用棉签擦在我手上的红肿之处。一丝凉意渗入关节，立马将疼痛镇住。他说：“还疼吗？”

我说：“不疼了。”

父亲说：“不疼就接着再打。”

我低着头对父亲说：“我还是好好读书算了。”

自此之后，我不再提学武的事。但我对父亲的拳师身份，仍抱以极大的兴趣。有时我会问他，爷爷的武功是否真如别人所说的那样神乎其神。父亲总是避开这个话题，要么沉默，要么跟我聊其他的事。只要提起爷爷，父亲就变得沉默寡言。那时我就隐隐觉得，在父亲心中，似乎隐藏着一个什么秘密，关乎爷爷，也关乎他自己，就像个肿瘤，盘踞在他体内，忌讳跟任何人提起。

对于此事，马一鸣的看法是，我父亲很有可能是位绝顶高手，因为身怀绝技的人，都是些神秘莫测的家伙。于是我们商议，要想个办法，来试试父亲的武功。当然，办法很快就有了，是马一鸣想出来的。我说过，他比我聪明。他说像父亲那样的高手，是可以听风辨位的，只要我们从后面偷袭，就可以试出他武功的深浅。我认为马一鸣说得很有道理。他的话总是很有道理。

那天傍晚，我提着一根棍子出门。侦察好地形之后，我和马一鸣埋伏在马路边的一个草垛后面。那是父亲上下班的必经之路。除星期天之外，他每天都会在那条路上往返，精确得像个钟表。那时的风很大，远远地，父亲踩着自行车过来了，他的头发不时被吹到眼前。父亲用一只手扶着龙头，另一只手腾出来，对付着风和头发。自行车吱嘎响着，到了我们跟前。我从草垛后面闪出来，举起棍子，准确地敲在父亲后脑勺上。由于用力过猛，棍子砸中父亲脑袋后，从我手中被震飞，掉进路边的田里。自行车一晃，猛地停下。父亲用脚踩着地，回过头，愣愣地盯住我，一动不动。我既惊讶又兴奋，以为这一棍之力，被父亲用金钟罩之内的武功抗住了。马一鸣也从草垛后面走了出来，拍着手掌称赞道：“这样都能不倒，看来真是高手。”

就在我和马一鸣对父亲五体投地时，父亲摇晃一下，连人带自行车摔在地上，脑袋后面淌出一滩湿乎乎的东西。马一鸣走过去，摸了摸，摸到一手的红色，脸瞬间苍白，连忙找个借口，慌里慌张地溜走了。我像截木头，愣在那里。倒不是被吓住，其时父亲给我失望，远大于惊恐。对我而言，那一刻倒下的不是父亲，而是我寄托在父亲身上的某种希望，就像一堵墙一样，哗啦一声，坍塌了。

后来母亲叫了两个人，将父亲架着，送到镇上的小诊所里，麻药也没打，缝了六针。挂半天吊针之后，父亲才醒转过来。这还有天理，儿子打老子。母亲异常愤怒，把我拖回家里，关上门，用棍子狠狠抽打，差点把我打死。皮开肉绽之后，她仍不解恨，找来一根绳子，五花大绑将我捆起来，让我像个粽子似的吊在了门梁上。那种滋味，我一生都记得，我从来没想到过，一个人双脚离地时，内心会是那么的无助和惶恐。绳子越勒越紧，母亲在一旁看着，我渐渐地透不过气来。就在我担心这样下去会被吊死时，父亲从诊所回来了，脑袋上缠着纱布，脚底下仍有点飘。天黑着，父亲把灯打开，脸上的表情暴露在灯光里。他一点生气的意思也没有，只是有些惊讶。在他印象中，母亲从未有过这样粗暴的举动。他赶紧替我求情，把我从门梁上救了下来。

母亲说不吊也行，但我得跪下来，向父亲道歉。

我终于放心了，感觉捡回条命。跪一跪没什么，比吊在门梁上好多了。我双膝一弯，就要下跪。父亲伸过一只手来将我托住。他笑了笑，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别动不动就下跪，也不是什么大事，谁还没个过失。”

在父亲那里，这事就算过去了。父亲总是这样，就像个无所不容的器皿，草率地接纳着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幸运或是不幸的事情。可是在我心里，这件事一直过不去。倒不是因为愧疚，而是自此之后，父亲的拳师身份，在马一鸣嘴里成为一个荒诞的笑话。很自然的，我也跟着父亲一起，成为马一鸣嘴里的笑话。这让我觉得羞耻。要知道，有些东西跟血缘一样，是一脉相承的。父亲是个可笑的人，我也是。

我从小胆子就小，镇上的人说我没长卵子，我马上就会低下头，到裤裆里去寻找，以确定那东西完好无缺地呆在那里。我知道他们在开玩笑，但这句话像阴影一样，贯穿了我漫长的童年和少年两个时期。

初三那年，我开始学习生理卫生，对身体结构有了完整的了解之后，我才恍然明白，没长卵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个男人。我顿时感觉到一种巨大的耻辱，并很快找到了对抗耻辱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强悍起来。我变成一个叛逆少年，跟着马一鸣逃课、泡网吧、打架，惹下了不少的祸。

那段时间我突然发现，父亲的命运，与我捆绑得如此之紧。在我逃课打架的同时，父亲也被老师通知着，一趟又一趟地往学校里跑。到了学校之后，他不问对错，劈头盖脸就骂我一顿，就好像道理是镜子里的脸，永远站在与我对立的那面。骂完之后，父亲一副卑躬屈膝的的样子，向老师和那些被我打过的同学道歉，然后，该看医生的看医生，该赔偿的赔偿。处理完毕，他踩着自行车回家。

但是不知为何，父亲从不动手打我。这让我觉得，我在学校里打架，父亲表面反对，内心其实是认可的。他毕竟是个拳师。因此，我越来越无所顾忌。奇怪的是，我打架的次数越多，内心就越胆怯。每次把人打伤，或者被人打伤，都会让我惶恐好一阵子。我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胆大起来。软弱这个词，就像施在我身上一道魔咒，让我难以摆脱。我很難成为一个男人。马一鸣说：“你要是敢动刀，就是个男人了。”我二话不说，买了把砍刀。对我来说，当个男人太重要了。

砍刀买来之后，我把它藏在床底下，一直也没用过。我没机会将它拿出来。在学校里打架，马一鸣一个人就摆平了。他总是冲在前面，凶狠地把对手放倒，我跟在他后面，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装装样子，最多补上两脚，根本用不着动刀。当然，即使用得着，我也未必敢拿出来。我说过，我从小胆子就小。那天马一鸣去磨石湾打架之前，郑重地叮嘱我，这次必须得带刀。我才把砍刀翻出来，藏在袖管里。这让我十分忐忑。我感觉揣着的不是刀，而是一颗心脏，它在慌乱地跳动。

现在该来说说那天的事了。那天早晨，浓雾慢慢散尽，太阳升了起来，将磨石滩照成满地的金色。我和马一鸣走下河堤。他们站在那里，歪着脑袋看我们。滩上长满杂草，有半个人高，被冬季的风吹枯了。他们踩踏过的地方，草向一边歪着。只有两个人。一个光头，一个长发，并肩站在一起，对比鲜明。光头个子很高，手插在裤兜里。长发拿了条棍子，在手掌上敲来敲去。他们没有带刀。这让我稍稍镇定了些。

马一鸣把烟头吐在地上，问：“就你俩？”

光头说：“嫌少？”

马一鸣说：“少废话，单挑，还是一起上？”

我把手缩进袖管，碰了碰刀，感觉就像碰到一团火，整条手臂火辣辣的不舒服。我在想着要不要把刀拿出来时，马一鸣已经扑了上去。光头明显练过，马一鸣刚近身，他打出一记直拳，正中马一鸣的脸。马一鸣往后一仰，像被扔出去似的摔在了地上。他反手去拔插在腰间的刀，可是插得太紧，他拔不出来。长发走过来，用一只脚踩住了他的脑袋。马一鸣再也没法动弹。他转过脸，焦灼地冲着我吼道：“还愣着干什么，快上。”

我冲了上去，还没看清，脸上就中了一拳。还是光头，出手极快。紧接着一只脚踢在我肚子上。我后退几步，坐在地上。袖子里的刀掉了出来。光头说：“还他妈动刀啊。”他把刀捡起来，抖掉报纸，一道冷光闪出来，照在我脸上。我就像个被针扎的气球，瞬间丧失了所有的勇气。光头手腕一抖，将刀插在地上。

很明显，我们完败。光头要我们跪下来，对着他磕三個头，叫三声爷爷，就放过我们。我有点犹豫，扭头看着马一鸣。他想也没想，双膝一曲就跪下了。他对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一边说，一边磕起了头。

我只好也跟着往下跪。膝盖快要着地时，一只脚从我身后伸过来，将我架住，脚尖一挑，我的身体腾起来，稳稳地落在地上。回头一看，是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跟来的。他袖着双手，背微驼着，站在那里，一副出来散步的样子。他看了看我的脸，伸手抹掉我嘴角边的一丝血迹，问我：“有事吗？”

我说：“没事。”

“没事就好。”父亲说。然后抬手就打了我一记耳光。我眼前闪现出许多星星。那一瞬间，我感觉到的不是疼，而是诧异。我从父亲目光里，看到了一种巨大的失望，就如同在此之前，我对他的失望一样。

父亲说：“回家吧。”

说完牵着我，往河堤上走。

光头叫住我们，说：“给老子站住。”

父亲停下来，转过身，说：“你多大了，开口闭口称老子。”

光头不说话，紧跑几步，逼近父亲身边。对着父亲的脸，举拳就打。还是一记直拳。父亲面色一凛，突然间就像变了个人。他侧过身，让拳头从耳边过去，同时单手抓出，将光头的手腕准确地抓在手里。父亲手上一紧，光头哎哟一声叫了出来，脸都歪了。父亲往前一送，光头摔了出去。

光头说：“老家伙，有两下子啊。”

他爬起来，拔起插在地上的砍刀。长发也加入进来。一根棍子和一把刀，挥舞着罩向父亲。父亲左闪右躲，从容不迫地避开。招式看起来非常简单，毫无出奇之处，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可是在父亲的手下，这两个人就像喝醉了似的，自己就乱了。光头的刀砍中长发的肩膀，而长发的棍子，打在一颗光亮的脑袋上。父亲拍掉他们手中的棍子和刀，顺势抓住两只手腕，绕了半圈，两个人就像打结似地绞在了一起。这下光头终于认输了，说：“算你狠，不打了”。

父亲松开他们。两个人踉跄着后退几步，坐在地上。光头爬起来，抚摸着手腕。马一鸣说：“你说不打就不打，你爸爸是联合国主席啊，这事不算完。”他摸起一块石头，冲上去就要砸。父亲将他拉住了。父亲说：“算了吧，得饶人处且饶人。”马一鸣扔下石头，拍掉手里的灰，说：“叔，听你的。”

就在这时，光头从裤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我一看，是把钢珠枪。以前我见过。有一年我去小姨家玩，她住在另一个县，坐车要两个小时，汽车在国道旁边停下来时，有人走上车，向司机神神秘秘地兜售这种东西。光头不知从哪里弄了一把。他举着枪，对准父亲，扣动了扳机。啪的一声枪响。我和马一鸣，以及站光头身边的长发，都吓了一跳。马一鸣抱着头，飞快地趴到了地上。只有父亲毫无惧意，枪响之后，他伸手在空中一抓，好像把一个什么东西抓在了手里。他攥着拳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就好像在等待着子弹从对面再次射来。光头愣了片刻，说：“日他妈刀枪不入啊。”说完扔下钢珠枪，拔腿就跑了。父亲站在那里，没有追赶。那一刻，我觉得父亲非常的伟岸。马一鸣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沙子，说：“牛啊，叔，徒手抓子弹。”

父亲说：“这也你信？”

父亲把手摊开，给我们看，掌心里空空如也，只有一手湿淋淋的汗水。我一低头，发现父亲裤子上穿了个洞，血沿着那个洞，正往四周散开，把裤子洇湿了好大一块。马一鸣也看到了，他惊呼一声：“叔，你中枪了啊！”

我赶紧扶住父亲。

父亲说：“小事，皮肉伤，没碰着骨头。”

他看了看我的脸，问：“刚才那一巴掌，没打疼吧？”

我说：“有点。”

他说：“以后别给人下跪了。”

我说：“嗯。”

我们离开了磨石湾。

回到家里，父亲找出一把镊子，一瓶红星二锅头。他把裤管卷起来，露出被血染红的半截大腿。子弹打得不深，从创口处，可以看到钢珠。父亲分别往伤口和镊子上倒了些白酒，把镊子伸进皮肉里，眉头也没皱一下，就将那颗沾着血丝的钢珠拔了出来，扔在垃圾桶里。血还在流，他往创口上撒了些黄色粉末，这是他自制的外伤药，撒上去，立杆见影，血马上就止住了。父亲踢了踢腿，不碍事，就从碗柜里拿了两只杯子，将那瓶二锅头倒了两杯，说：“喝点？”我说：“好。”

在此之前，父亲很久没喝过酒了，而我，是第一次跟他喝酒。二锅头很烈，像刀子扎进胃里。半杯之后，我就只敢一丝丝抿了。父亲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似乎有意把自己喝醉。后来他真的就醉了，说了很多的话。说话时，他的舌头就像打了个结。他喝断片了，从他嘴里出来的话，也是一些断片。我把这些断片拼凑起来，使之连贯成线，这时我感觉一束火光从父亲心里穿出来，照亮了一个我之前未曾到过，并且此后也不可能抵达的世界。我终于洞悉了那个在父亲心中埋藏了多年的秘密：我爷爷死于一次比武，而失手把爷爷打死的那个人，就是父亲。

2017.3.9.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