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政

我问钱谷融先生，经历过“文革”，再给学生们上课，会不会变得谨言慎行，以免授人话柄？钱先生回答说：“一方面人会变得小心谨慎，注意保护自己，另一方面，还是要讲真诚的话。”受魏晋风骨影响，钱先生最看不起的就是虚伪。他总是告诫自己的学生：“真是第一位的，不要说假话，要说你内心真正感受到的话。学文学的，一定要真。”

在华师大二村的一间小屋里，记者见到了今年已经99岁高龄的钱谷融先生。刚刚庆贺了百岁寿辰的他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精神非常好。见我来访，连连地嘱咐“不要客气”，桌上有他爱喝的碧螺春，有下午的养生小零食“枣夹核桃”，还堆着一叠报纸杂志和一本《世说新语笺注》。当年，钱先生从他的大学老师伍叔傥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魏晋风骨——这份散淡洒脱，至今依然在滋养着他。

每天读书看报，喜欢看电视上的戏曲频道，不管是京昆还是越剧黄梅戏都看得津津有味，每天下午午睡醒来例必去附近的长风公园散步，于公园的长凳上小憩赏景……年届百岁的钱先生不但脚劲了得，天天上下三层楼梯，胃口也非常好，和徒子徒孙聚餐，桌上摆着他爱吃的三文鱼刺身，刚刚过去的端午节，还吃了蛋黄肉粽。说到这里，钱先生笑起来：“还是肉好吃！”

难忘自己的恩师

1919年出生的钱谷融先生，于近百年的漫漫岁月里，经历过自己的失学、复读，也经历过自己的学生失学、恢复高考，其背后，更有整个民族的沉沦与复兴。如今再回忆，不免感慨良多。

1937年，就在钱谷融高中还差半年将要毕业的时候，抗战爆发。9月，日本人轰炸了学校，学生们都逃走了，老师也散了。钱谷融也回到了常州。不久，日本人打到了昆山，离常州很近了。钱谷融的小学老师曹先生对他说，你们是年轻人，不能留在这里做亡国奴。于是，钱谷融坐火车到了丹阳，但很快日本人开始炸火车，还用机关枪扫射，只好改成步行，准备去安徽宣城中学。谁知刚到那里，日本人又开始轰炸宣城中学，钱谷融等人只好再步行到了江西，跟着当地难民，上了一艘国民党军舰到了武汉，住在华中大学一个同乡那里。国民党在武汉将各地逃难的省立中学的学生进行了登记，钱谷融被派到国立四川中学继续读书——他先是坐船到宜昌，又在宜昌等着换小船，几近辗转，终于从家乡历经数千里跋涉，抵达了四川，恢复了学业。

至今，钱谷融还记得自己初到四川时的样子：“当地学生穿的都是草鞋，我穿着布鞋，有时候是皮鞋，好像只有我是个外乡人。”

1938年底，钱谷融终于得偿所愿，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师范学院国文系。当时中央大学从南京内迁到重庆，师范学院刚刚新成立，直到二年级时，才由罗家伦校长请来自己北大的同班同学伍叔傥先生来当国文系系主任。

据钱谷融回忆，那时中央大学的本部设在重庆边上的沙坪坝，另在柏溪成立了一个分校。一年级的新生都先在柏溪就读，到二年级时才搬到沙坪坝去。柏溪离沙坪坝约有十多里地，是嘉陵江畔的一个小山谷；一条溪流横贯其中，溪流两旁遍生翠柏，时有小鸟飞鸣其上，环境极其清幽，真像世外桃源一样。伍先生非常喜欢柏溪，中文系以外的其他各系，一到二年级就都搬到沙坪坝去了，中文系却一直到三年级才搬到沙坪坝去。

至今，回忆起当年与伍叔傥先生在柏溪度过的那些岁月，钱谷融都觉得“真像神仙生活一样”。伍先生对他这个“外乡人”格外照顾，经常请他去小饭店吃饭，一起喝白酒，吃川菜。钱先生到现在还记得，一开始觉得吃不惯的川菜，后来就感觉“很鲜美”。

后来，在《难忘伍叔傥师》一文中，钱谷融写道：“那时课程不多，空闲时间差不多经常和伍先生在一起，不是在他房间里谈天，就是和他一起去野外散步。他那时孤身一人，不愿意上食堂吃包饭，一日三餐不是靠罐头食品，就是在饭店里吃的。他嫌一个人吃饭太无趣，还常常拉我和他一起吃。他并不善饮，但为了助兴，还常常要些酒，和我一面喝酒，一面随意闲谈。谈话都是即兴式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和范围。既有谈论诗文的，也有臧否人物的；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全凭一时的意兴；纵意所如，真是其乐无穷。他重性情，讲趣味，生活自由散漫，毫无规律，却每天洗冷水澡，虽在严冬，也坚持不变。他喜欢汉魏六朝文学，苏东坡曾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他就戏称自己治的是‘衰文。他遇事随随便便，一切都漫不经心，无可无不可，颇有一些颓唐的气息。”

但是在相对守旧的中央大学，伍先生却是一个非常开明的老师，他有一门课程叫作“各体文习作”，每周两小时，专门让学生练习写作。学生每次作文后，伍先生都认真批阅，到第二周上课时，伍先生再选择一些进行讲评，指出文章的优缺点，这些意见都十分切实中肯，学生都很乐于接受。当时白話文还进不了课堂，但伍先生在讲课中也常常提到一些现代作家，因他早年曾与鲁迅在中山大学同过事，对鲁迅很敬重——这些都深深影响了钱谷融，令他对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周作人兄弟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也令他传承了先生的教学方式，对学生重在启发，而不是灌输。

1949年，伍叔傥准备去香港，临行之前，还特地从南京到上海来看望钱谷融，师生两人一同吃了最后一餐。“当晚他就要乘船去香港了。”钱谷融说，“但是后来听说他临时又把行李取了上来，不准备走了，最后不知哪一天，他还是走了……”

此一别，师生再无相见。直到上世纪80年代，钱谷融去香港讲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与中文系系主任邓仕梁先生谈起，才知道他也是伍先生的学生。伍先生当年到香港后，曾在崇基学院等校任教，最后就是在香港去世的。钱谷融听闻先生因病而逝，并未受到政治迫害，才感到些许宽慰。

“当时我也想到自杀了”

从中央大学毕业后，钱谷融到了重庆市市立中学工作。市立中学的校长也是中央大学心理系毕业的，和伍叔傥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在市立中学教了一年语文之后，地处重庆九龙坡的上海交通大学向钱谷融的老师要人，老师推荐了钱谷融，1943年，他到了上海交大教大一国文。3年后，随上交大回到了上海，次年与同在交大为师的杨霞华结了婚。

在交大教书没几年，到了1951年，学校教务长突发奇想，决定只保留一个教授国文课的老师，事先也未与师生商量，连系主任都不知情。得知此事，钱谷融立即写了一张大字报，公开批评教务长，称“连国民党都没有这样做过”。大字报贴出后，师生都在上面签名表示支持。

但钱谷融此举还是引起了交大领导的不满，“公然犯上”的钱谷融被派到北京的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去学习，几个月后重新回了交大。他对这次“深造”看得轻描淡写，至今仍然记得的，是自己穿着一身西装，带着白色热水瓶去报道，“北方人看得眼热”。

在交大工作不顺了，让钱谷融夫妇想过一起去江西，正巧南昌大学也给钱谷融发了聘书，请夫妻俩同去。但上海高教局一个副局长得知后，对钱谷融说：“你不要走了，马上要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你就到那里去。”

1951年年底，华东师大成立，本要钱谷融去校图书馆当主任，但他一向不愿担任行政职务，最终还是担任了教职，从1952年开始任教，一直到2000年，81岁才退休。

在华东师大，钱谷融如鱼得水。他有一门课叫《现代文学理论》，“本来这门课应该讲中国的文学理论，但是我偏偏讲的是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因为这篇文章写得的确好，上课大家也都很认可。”他还给学生讲《庄子》，仅仅《秋水》一章，就足足讲了八个礼拜，从哲学、文学多个角度，掰开了揉碎了讲，深得学生认可。

可惜好景不长，“文革”尚未开始，钱谷融已经受到批判。到了1966年，学校全面停课闹革命，学生通知钱谷融去系里参加批斗，一到那里，就叫他跪下，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开会批斗完以后，又被戴上高帽在学校游斗，学生们敲着铜脸盆，叫大家来看。钱谷融被戴上三顶帽子，一个是老牌修正主义者；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一个是漏网右派。后来，他就住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在学校扫地、扫厕所，接着又被发配到苏北的干校，1972年才得以回来上课。

受魏晋风骨影响，钱谷融一贯散淡旷达，不怎么提及受过的屈辱。但当日，面对记者，他却收起了笑容，忽然说道：“当时我也想到自杀了。”

“知识分子，一向是士可杀不可辱，更何况还是自己的学生站到自己的对立面，敲了面盆把我押过去，叫我下跪……心里感觉很屈辱。”钱谷融回忆当年，往事仿佛依然历历在目，“但是后来看看校长，看到很多年纪比我大的、很有威望的老师，也都下跪了，所以就算了。被罚扫地的时候，有的学生看到旁邊无人，会跑过来跟我说：老师你有什么错？那在我心里是一种安慰。”

学文学的，一定要真

直到1972年，钱谷融才得以重新回到课堂。那时，高考尚未恢复，学生大多是工农兵学员，底子相对比较薄。

1978年后，通过高考进入华师大的青年越来越多，钱先生也恢复了研究生班的授课。许多学生在回忆钱谷融老师的授业时，都会提及两个关键词：无为而治、文学是人学。

无论本科班还是研究生班，钱先生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文学是人学”。他说，文学是人写的，文学也是写人的，文学又是写给人看的，因此，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学做人，做一个文品高尚、人品磊落的人，这是人的立身之本。钱先生喜欢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老实人，讨厌东钻西营搞关系的投机家，对自己的学生更是如此要求。他总是说，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要把主要的精力最大限度地放在做学问上，而不要放在人际关系的斡旋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品比文品更要紧，人格比才学更宝贵。

而钱先生的教学方法，也充分体现了“无为而治”的精髓。据先生的研究生钱虹教授回忆：“在跟着先生学做人的同时，也跟着先生学做学问。先生不光考察研究生独具慧眼，如考试科目中‘作文一科由他亲自批阅，而其他科目的试卷则由其他教师批阅，并且他指导研究生的方法也很特别。他并不像如今一些导师给研究生上课也和本科生一样从头至尾地满堂灌，也并不指定我非得啃许多佶屈聱牙、深奥难懂的理论书籍，他只是反复强调两条治学经验：一是尽量多读、精读古今中外第一流的文学名著，只有多读好作品，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文学，‘读书，一定要读好书。二是要多写、多做读书札记，不必宏篇大论，三五百字也可以，但必须确是自己的心得和体会，不要重复别人的话，‘写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和见地。至于具体读哪几本书，写什么内容的文章，用怎样的方法表述，那完全由研究生自己决定，先生从不强求研究生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做学问。他鼓励我们尽量开拓视野，广泛涉猎中外文学名著。他说，你没读过托尔斯泰、曹雪芹等一流作家的作品，你就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相通的，是可以超越国界的。”

钱虹说：“这第一堂课，给我以很大的震动。在当时历经‘十年浩劫之后党风、文风和社会风气尚未根本好转的情形下，先生的这席话，犹如黄钟大吕，它告诫并提醒我：该怎样去走人生的路，该怎样摆正做人与做学问的关系，该怎样理解‘文学是人学的多重涵义。”

我问钱谷融先生，经历过“文革”，再给学生们上课，会不会变得谨言慎行，以免授人话柄？钱先生回答说：“一方面人会变得小心谨慎，注意保护自己，另一方面，还是要讲真诚的话。”受魏晋风骨影响，钱先生最看不起的就是虚伪。他总是告诫自己的学生：“真是第一位的，不要说假话，要说你内心真正感受到的话。学文学的，一定要真。”

最近，央视《朗读者》节目刚刚采访了钱先生，作为最年长的“朗读者”，钱先生挑选了鲁迅先生的《生命的路》：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