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达达先生

《我的诗篇》揭示时代的伤疤

文/达达先生

《我的诗篇》注定是一部离普通观众略显遥远的电影，在当下这个浮躁的消费主义社会，诗歌本身早已愈发成为精致与孤独并存的文字艺术品，而电影中所纪录的那些底层工人，其实也与浸淫在消费文化之下的主流电影观众，相去甚远。但影片的价值却也正体现于此，一方面它呈现了蓝领工人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它又让我们在中产阶级文化所霸占的院线银幕上，有机会去观察社会底层残酷中带有浪漫的生活。

《我的诗篇》总共有六位主人公，充鸭绒的吉克阿优、流水线上的乌鸟鸟、矿洞里爆破的陈年喜、制衣女工邬霞、矿工老井以及富士康流水线上的许立志。一年多的拍摄时间，导演组持续追踪了十余个蓝领诗人，最终选取了这六位涉及不同地域、身份、角色的样本，尝试整体地反映一个底层群体的样貌。

但实际上，片中的许立志并未答允他们的拍摄请求，甚至在导演组思量如何进一步说服他的时候，许立志选择了绝然于这个世界。无奈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跟拍其后事处理的整个过程，并且放在影片的最后部分，于是，“死亡”也成为《我的诗篇》里最为重要的符号与意涵。

“死亡”显然是沉重的，但对于这些蓝领诗人而言，其生存本身的沉重感更甚。影片开始，乌鸟鸟带着他带着浓烈口音的普通话，朗诵起诗歌《大雪压境狂想曲》，罗马、纽约等城市景观，搭配闪烁而过、有关工厂、机械与劳作的诗句，正如郑小琼所写《工业时代》所说那样“我每天劳碌不停，为了在一个工厂里和平地安排好整个世界。”《我的诗篇》一开始，就铺绘了一场关于世界主义畅想和底层工人现状的差异图景，一场在全球化的喧嚣中，被强势所掩盖的弱者的困境。

实际上，如果将普通话的标准程度作为一种主流阶层的归化的话，那么《我的诗篇》中这些工人诗人们相当不标准的口音，正彰显出其归于底层和边缘的人生经验。的确如此，如许立志这样生产iPhone、iPad等流行消费品的富士康工人们，往往都未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当他们为了生存，由乡村、小镇来到象征了资本中心的大都市之后，其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的碰撞，就逼使他们去接受资本与商业的逻辑与法则。

如何说话与表达，自然是其中关键的一环。但是，繁重的工作与流水线般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剥夺了他们与他人对话、交流的机会，而表达的欲望却总在伺机寻找突破，写诗就成了这些城市蓝领们的宣泄口。因此，在他们的诗作中，我们看到大量对生活的感悟、对现实的控诉，充满着在地的细节与真实，表露着他们所经历的痛感，成为“灵魂的大白话”，也就此形成一个多达上万人的民间诗人群体，用群体的张力反抗着被主流所遮蔽。

《我的诗篇》所尝试揭露的，正是这些潜伏在我们日常消费背后的权力关系。女工邬霞的《吊带裙》鲜明地指出吊带裙是如何走出车间、迈向市场，但对于陌生姑娘的表白，又露出邬霞对生活的热爱，也成为影片中少许的亮色调部分。矿工老井虽然戴上了象征管理者的安全帽，但他依然说出“阳光没有公平地照在每个人的身上”，乌鸟鸟带着简历和诗歌想找一份内刊编辑的工作，却被招聘者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教训了一番。整体而言，《我的诗篇》里的底层，代表了中国社会飞速发展之下常被遗忘的一个群体，蓝领诗人们基于个人经验的诗意叙事，凸显了一个阶层的整体经验，影片真诚又客观地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呈现，让我们得以看到潜藏在消费物欲背后的弱势者话语。如果说这些诗作是蓝领工人们对生活的痛感，那么《我的诗篇》则是时代和我们的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