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澳補習社遍佈各區尤其是各間學校周邊，大大便利學生入讀補習社，那麼，就補習社和學校的關係而言，是相輔相承還是相互對立的矛盾關係？教青局對正規學生在校有各種學時/量等限制以保學生身心健康，但對學生離校進入補習社的學時/量卻毫不監管或無力監管，這個現狀將來應否作出改變？

張捷直言，補習社和學校的目標並不一致，個人覺得很難看到互補的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兩者就處於對立位置。正常來說，教育界應該評估的是學校本身能否提供足夠的服務、教育條件給學生，而不是讓補習社去承擔這部分責任。縱觀整個東亞地區的補習風氣非常濃厚，這與這片地區的民族性有關，有託管和學習的雙重需求，但是歐美地區的補習社，是真正為了幫助少數難以處理學業的學生，他們以小班的模式，以遊戲、其他活動來代替學習的方式，並非長期的重復性練習。當然補習社與學校之間的作用和關係該如何釐定是需要大眾關注的。

至於政府有關部門對補習社做出統一的規管是有困難的，如今澳門的補習社五花八門，在開辦初期是需要到教青局登記，局方會做出一些基本的限定，例如走火、安全通道，學生數量上限等等，這些管理與正規學校的管理大不相同，畢竟學校才是承擔主要的教學責任。既然已經有正規的學校提供教育功能，那麼為什麼又需要補習社的存在？而且從道理或者實際操作的可能性來說，我個人看不到政府統一規管補習社的處理空間。

儘管補習社從教育的角度來說對學生並非是好事，但是又由於現時社會有託管需要，政府不能忽略，才會有基本章程的存在，如登記、發牌等，我個人希望從長遠角度看，更多的應該思考如何提升學校的教育服務，拓寬整個正規教育，來補充現在補習社所承擔的功能。

周明明表示，補習社與學校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這兩者在一起是奏效的，學生在課堂沒明白的問題，課後找補習老師解決，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係。但是在有些孩子的身上看到的卻是對立的關係，有學者在韓國、日本、中國內地等地進行調研，發現有些孩子補習補多了，課堂的參與率非常低，降低了課堂的專注度，這是非常矛盾的。甚至部分老師存在並不在意學生是否消化課堂內容，無形中也降低了在課堂內進行優化學習的效果。教育應該提倡學生校內有良好的學習效率，適度的補習應該是對學生課上及課後的一個良好連接，幫助解決學生課堂未理解的知識點。

對補習社的師資是有必要介入監管的，確實存在資歷淺的老師，導致於學生課堂所得到的資訊互相矛盾，會令到學生更加疑惑，適得其反。補習時間有限，就應該在有限的時間裏盡可能地發揮效果，主動避免負面效果的產生。至於補習的課程和課時是無法一刀切的，每個孩子的需求不一樣，基礎、能力薄弱的孩子更需要得到額外的幫助。因此我認為對師資方面可以進行規管，而補習的形式可以取決於家長的需求。

王國英肯定地說，我支持教青局在未來對補習社進行一個規範，其實這個話題已經討論多年，相信很快會進入最終的規範。在未來的規管當中，一定要分清楚託管和補習的關係，建議託管不可以從事補習，而專門的補習則需要考慮多方面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措施，有關補習人數的限定等等，要知道現在補習社需求大，一個導師面對幾十個學生，安全尤為重要。二是對補習老師也需要有一定的正規規範，如今市場上不乏聘請高中生、大學生此類並無資質的人員作為導師，難以真正地教導到學生。未來對於補習社的持牌人，更應該具有師範類的資格，若無此類的學識背景，根本不明白教學的規律。

希望補習社能純粹的彌補學生在日間學習過程中所缺失的內容，而不是與學校對立，應該形成一個有質量的互補，畢竟並不是所有的家長學歷水準都能應付到輔導學生的功課。因此補習社正規化之後，在學校不僅僅與家長進行家校合作，也應該與補習社進行適當溝通。

楊文遠認為補習社與學校教育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學校和補習社所做的內容相類似不同之處在於講授的重點不一樣，反觀香港、臺灣的補習文化盛行，補習老師有諸多學生支持必然是因為該老師上課有可取方面和優勢，教學過程甚至值得正規學校老師學習，對於學生而言，若對補習社老師不滿意，可以隨時更換，使得補習社更加注重師資。如此看來補習社與學校之間成為一個互相學習的關係，一起提升學習的效能和興趣。

在澳門開辦補習社需要教青局發牌，學校是屬於公共教育資源，必然要受到規管，而補習社是私人公司，若政府為了確保課堂的質量當然可以在發牌制度、課堂的巡查方面做得更加好，未來補習社的需求仍然存在的，因此在嚴格的規管之下，淘汰不符合規管的補習社是正確的，是一件好事。

對於補習社的管理方面，首先要確保的就是學生的安全，政府未來都會修改相關的法例制度來補充這方面的規管，會更加嚴格地規定補習社的細節之處，如師資、規模等，同時也避免了託管中心（不需要持牌）此類“灰色地帶”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