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瘡”、“毒瘤”的記錄，對於惡性腫瘤的病因、治療也有所討論，只是在古代由於早期發現、平均壽命等因素限制，使得癌症並未呈現出一種集中爆發的現象。隨著社會發展、醫療水準提升，人類疾病譜也從既往的急性傳染病轉變為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為主，今天的癌症就是這樣一種多因素、多層次、長時間形成的常見病，當然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還包括了心腦血管疾病、代謝障礙疾病（高血壓、糖尿病）、運動障礙疾病、抑鬱病等。

古已有之，三類並存

在今天癌症（惡性腫瘤）已經呈現出越來越多的病發趨勢，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已經把惡性腫瘤定義為人類生命歷程中危險因素累積的結果，隨著人類的壽命越來越長，這些導致癌症的危險因素就累積越多，因而容易引發惡性腫瘤。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在40-50年代大概在50歲左右的標準，現今平均達到了70多歲，過去由於人類本身的生命週期短，很多時候到離世前還來不及發生癌症，或者癌症的影響還沒有積累到發病的程度，我們看到胃潰瘍的持續惡化歷經數年可以演變成胃癌，慢性腸炎可以演變為腸癌，肺結核、肺部炎症、吸煙等長期危害影響可以促進肺癌的高發，當今癌症高發、常見的現象可以從人類的生命週期延長中找到蛛絲馬跡。單純來看癌細胞，也可以發現其並不是外來異物，而是人體本身正常細胞分化不良導致的。人體正常細胞的生長有一個自殺程式，當長大到一定程度，就逐漸走向衰老、凋亡。當這種自殺程式受到破壞，細胞無限度長大卻不凋亡時，原本正常的細胞就變成了癌細胞，形成腫瘤。

癌症是多發病並且嚴重危害人類健康，它並非是一種疾病，而是一類疾病，除了頭髮和指甲不會長癌以外，連最堅固的牙齒都可以長腫瘤，不同的腫瘤已經高達200多種，因此相對於心腦血管疾病、風濕類疾病這種局限特定部位或者區域的疾病而言，癌症可以說是不分性別、不分種族、可以發生在人體任何部位、任何系統中的一種疾病。

種類繁多的癌症在治療與存活率上存在差異，以中美兩國為例，去年我國全部癌症的5年存活率統計數據為30.9%，而在美國5年存活率已經高達60%，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出美國醫療技術、防癌水準較高，但這並不完全是因為醫療條件的原因而導致兩國相差很大。按惡性程度和臨床行為，我們可以把全部癌症分為3種類型：

第一種：“鳥型”。其主要特點就是惡性度高、病情發展速度快，好似鳥飛行一般的狀態，如肝癌、肺癌、胰腺癌等均屬於此種類型，其惡性程度也可以通過相關數據證明，目前我國相關統計顯示肺癌的5年存活率只有16%，肝癌更只有10%左右的水準。

第二種：“兔型”。這種癌症主要的發展形態就是類似兔子一般的跳躍式發展。如消化系統癌、婦科癌瘤等屬於“兔型”。我國消化系統癌的5年存活率在40%左右，婦癌可以達到50%-60%的5年存活機率。

第三種：“龜型”。這類型癌症的特點是惡性度較低、病情較為緩慢，猶如“龜”的爬行，部分甲狀腺癌、前列腺癌都在這個範圍之內。

瞭解不同癌症的流行病學資料，在數據統計支援下，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美國的癌症種類以“龜型”、“兔型”為常見，“鳥型”包含肝癌、肺癌、胰腺癌在內發生機率相對較少，加上種族基因、環境氣候等因素，美國的皮膚癌（多數惡性度較低）發病率也相當高，一方面降低了癌症的急性死亡率，增加了5年存活的機率，因此在進行區域、國別比較時，不能簡單認為美國的癌症治療水準與存活率都遠遠高於中國，應該從不同癌瘤、多個層面進行分析對比。

區域差異，理性區分

當然，說到不同區域，癌症高發亦是受到地域特色影響的，前面提到的美國常見的皮膚癌，我國相對比例就較低，而以鼻咽癌為例，則是中國佔據了絕大多數比例，更被國外稱為“廣東癌”，粵語人群很容易與此癌症發生關聯，即使粵語地區的華人移居美國，在後來的數據中亦證明瞭是此種癌症的“偏愛人群”。同樣，肝癌在中國的沿海地區屬於高發癌症，在沿海地區城市潮濕、溫暖的環境中，食物非常容易發生黴變，生活環境容易滋生黴菌，繼而誘發B型肝炎、C型肝炎的高發，最終導致肝癌。而在非洲地區，肝癌也是高發癌症，相比之下，荷蘭與北歐地區就較為少見肝癌。

而近年來較為活躍的肺癌，其發病率與吸煙等也存在顯著的聯繫。我國香港地區婦女肺癌的發病率就相對其他地區明顯，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香港社會婦女的抽煙水準普遍較高，當然，肺癌的發生與環境污染、廚房油煙、職業女性的職場壓力等都有關係，不能將單一因素看作是肺癌發病的唯一因素。在我國北方，霧霾不斷發生，民間社會、媒體上都對霧霾進行了持續的關注，也衍生出不少擔憂，甚至認為霧霾將大規模引發肺癌。北方霧霾對於我國北部地區，甚至在南下的過程中對於全國的持續影響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值得警惕，但是臨床上要證明霧霾是導致肺癌的元兇，必須要有長時間的大數據支持，才能進一步進行醫學理分析，因此不必過分炒作，讓大家惶惶不安。事實上，霧霾帶來的危害不僅僅是癌症，它也將持續增加有關慢性病的發病機率，比如肺阻塞、慢性支氣管炎，其吸入性顆粒可能引發一系列的心肺疾病，因此對於霧霾的認識應該要有全面、持續的觀察，進一步理清相關影響，讓民眾與社會能夠更有針對性的處理問題。

作為近年高發的腸癌，也同樣是因為肉類攝入量增加以後有著明顯的發病趨勢，在台灣，因為飲食習慣等問題，這一癌症的發病率一直居高不下。癌症這種古已有之，今日常見的病症，不能簡單、片面地一概而論，應該更加系統地區分，按不同地域、氣候與生活條件來看待。

中西診療，適時最好

當癌症真正降臨到病患身上時，肯定第一時間會想到治療來挽救生命，在現實過程中，也存在著不同的治療選擇，目前在我國存在中、西醫兩種醫學模式的治療，當然這兩種模式各有優勢。

西醫著眼於疾病本身，屬於實驗醫學，追求病因，也容易明確病原，在單一疾病的診療過程中優勢就較為明顯。在16、17世紀的歐洲急性傳染病中天花、鼠疫等都能較為清晰地明確病因，西醫作為一種生物醫學能夠有效從病因上來解決這種病程短促的急性傳染病，效果也是立竿見影。但進入20世紀開始，隨著人類社會科技等不斷發展、社會轉型，過去造成大規模死亡的急性傳染病得到了較好的控制，人類社會進入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時代，治療這些慢性病最好的模式必須充分結合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環境學等多方面綜合因素，因為這一類病症在發病原因上已經不是單一化原因，無法完全清晰地瞭解到病因，今天常見的高血壓、糖尿病就與現代生活方式存在密切聯繫，其原因包括了喜食肥肉、不運動、生活作息紊亂等多種，所以這些病症並非一天形成的，是一個慢性的積累過程，緩慢累積繼而發病。癌症也是如此，在長時間多因素的積累下，包含不健康的飲食、熬夜等造成的生活習慣混亂加上其他內外部因素，行之有年才會導致。再比如說，困擾現代人的精神疾病，包括焦慮、抑鬱癥等同樣是綜合性的原因，可能是失業、工作壓力大、失戀等多因素，而這些病症帶來的不僅僅是患者精神的痛苦，更容易引發自殺等嚴重後果，現在全世界約有100萬人死於自殺，這個數字已經遠遠超過因為戰爭、謀殺等造成的死亡數量了，可謂是觸目驚心。

因此針對這些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已經不能通過單一的一種醫療模式完全解決，中醫恰好是最好的生物學、心理學、環境學、社會學等多種結構結合的醫學模式，這種醫學模式的理念其實是先進且科學的，其治療效果好，但民眾一直對於中醫的認識存在誤區。要知道，中醫藥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華文明原來一度在全球是領先的，也是先進文明的象徵，在盛唐時代，我們的文化遠傳歐亞多國，影響了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唐人、漢人這樣的稱謂就是文明遠播的一種有力象徵，直到明朝仍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推動中華文明的對外宣傳。而進入清代，清政府腐敗無能，在近代，中國更淪為半殖民地國家，使得中華文明發展受到極大的消極影響，中醫藥文化作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繁榮了數千年的中醫藥文化，在西醫藥進入中國以後，隨著社會轉型的需要，中醫對於自身優勢的表述不夠，也沒有積極與時俱進，針對社會的變化並沒有提出系統的解決方案，因而使得中醫發展處於不平等的滯後地位。建國以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政府更加重視中醫藥發展，著力宣傳中醫藥文化，從習近平總書記對於中醫藥科學的推崇到最新的“一帶一路”政策中提出中醫藥的紐帶功能，都可以看出中醫藥在我國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支持。今年7月即將實施的《中醫法》也是從法律上進一步規範和保障了我國中醫事業的發展，因此在天時、地利、人和的三重優勢下，中醫藥將獲得持續發展，而當時代進入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時期，中醫藥在治療慢性疾病，包含癌症治療上將存在顯著優勢。目前中醫對癌症的認識以及中醫對慢性病的治療方法，就是現代醫學提出的多學科綜合治療的思路，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續了中醫經典《內經》中“雜合而治”的理念。中醫治療將藥物治療、針灸、食療、身體運動、心理學、內服外治等結合，系統化、個性化地解決患者的病症，現代醫學所強調的就是綜合治療，在不同的癌症發展階段採用不同的方法，比如早期多採用手術治療，中期採取放射、化療手法，晚期則改用支持治療、內分泌治療、以及靶向治療等，現代科學主張的綜合治療方法加上外界宣傳資料的引導，很容易讓民眾直接偏向西醫學治療方法，忽視甚至誤解中醫系統治療的模式與方法，在實踐中常常會出現，民眾第一時間，不分癌症形態和處於早中晚期的不同階段，直接跑去進行西醫的手術或者放化療治療，一旦病情出現惡化才想到中醫，才恍然大悟找到中醫藥的救命稻草，但是如果病人真是病入膏肓，惡性程度已經深入，中醫的療效就會出現偏差，中西醫接診同一個病人，但是其實是處於不同癌症發展階段的，中西醫面對的根本不是同一條起跑線，因而最後一旦出現較壞的結果就被民眾簡單認為中醫比不上西醫，這事實上存在認識、方法、統計上的偏差，中醫對於癌症的治療應該是全程參與治療，早期介入，持續治療。面對癌症的不同階段與類型，比如“鳥型”癌症就可以通過中西醫結合的方式早期治療，“兔型”同樣可以如此，對於這兩種類型的癌症，中醫的及時參與，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有效避免“過度治療”的問題，“過度醫療”已經成為西醫治療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難題，在美國去年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發現，美國國內疾病死亡率排名第一位的是心腦血管疾病，第二位的是癌症，第三位的就是不當治療與藥物副作用，由此可以知道“過度（不當）治療”的危害之所在。而對於“龜型”癌症，包括甲狀腺癌、前列腺癌等，本就是中醫之前的專長，在今天這個相對高發的時期，中醫可以發揮的作用應該更大。

當然民眾對於中醫治療方法不科學、效果不好等的誤區並不單單存在於大陸地區，早在上個世紀80、90年代港澳地區也對中醫診療存在誤解，在90年代的一個流行病學的調查中顯示，香港病人只看西醫，完全不吃中藥的佔據三分之一，只吃中藥，不看西醫的的佔據三分之一，又看西醫、又吃中藥的也佔據三分之一，因此可以發現即使在中醫藥文化較為普及的港澳地區，民眾對於中醫的診療都存在信心不足、認識誤解等問題，因為港澳民眾其實一出生就開始跟“中醫藥”打交道，中醫藥的“食物療法”早已進入尋常百姓家，金銀花、薄荷、紫蘇這些中藥材早已成為餐桌料理，一劑涼茶、一碗湯水中都滿含著中醫藥文化，但在真正的就醫治療上，就可以看到民眾仍存在誤區，因此正確的認識中醫藥以及其治療問題，在當前的中國，兩岸四地都需要一個較長的努力過程。

中西結合，大勢所趨

對於病患而言，很多時候面對是選擇中醫治療、西醫治療的單一選擇題，其實隨著現代醫學的不斷發展，中西醫結合是大趨勢，是科學發展的趨勢、是民眾自身的大期待，期待中西醫能夠有效結合發揮各自優勢，然而中西醫結合是一個大問題，並且不是一個可以輕易解決的問題。首先西醫依賴的是自然科學、影像學、化驗學，強調發病的位置，找到局部的病變，對於局部性疾病的認識精準，解決起來也較為快速，包括近年來對於基因組合的研究，此類方法對於癌癥的治療，特別是早期的癌症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療效果，而早期癌症其實只佔據整體癌症數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其餘三分之二的癌症對於病人而言是殘酷的，大部分處於中晚期，此時已經惡化甚至擴散，比如原發型肝癌，一旦發生多處轉移，西醫的治療方法就存在局限性，盲目用藥就可能帶來更大的肝功能損害，造成病人極度消瘦、無法進食，同時可能引發消化道大出血、肝腹水、黃疸等併發症，因此西醫無法精準去除，在晚期癌症的治療上，西醫缺乏有效手段；中醫作為經驗醫學，著眼於人的整體，雖然對於細微結構不如西醫影像那樣清晰瞭解，但是對於內臟病變引起的全身狀況，可以通過中醫的“望聞問切”等診斷方法瞭解，比如觀察面色是否紅潤來判斷心肺功能的變化，通過詢問得知無法進食、消瘦可以瞭解脾的運化功能失常，通過聽聲音是否洪亮繼而判斷肝、肺、腎的相關狀況與“正氣”，在這個過程中，中醫展現的不僅僅是“以外揣內”的理念，通過外部觀察繼而推測內部臟腑變化的情況，更能夠結合病人個體與當下時空做出病情的判斷，中醫學更加關注的是“得病的人”，而西醫學則著眼於“人得的病”，強調內臟器官的病變，即空間的概念，而對於時間的變化則無法清晰把握，中醫凸顯的是現在的狀況，強調時空結合的狀況，我們今天常提到宇宙這個詞，都以為是西方文明發明的詞，也常常將它認定為一種空間概念，其實“宇宙”，中國古人早就發明出來，更提出“宇”是指天地八方，即空間的概念，“宙”是指古往今來，時間的概念，因此“宇宙”真正而言是一個時空結合的概念，今天社會推崇的西醫CT、抽血化驗報告確實很重要，但是它代表的是當時、以前的狀況，有些影像可能反應的是半年前、三個月、一個月以前的狀況，對於當下，此時此刻的狀況，並不能完全掌控，因此就需要辨證論治，瞭解到這個時間點上病人最新、最近的真實狀況，中華文明將一年分為春夏秋冬四季，更在此基礎上細分出24節氣，比如現在剛剛過去的“小滿”，強調不同時令、不同時空對於人的影響。

同時中醫不僅強調辯證，更應注重癌症治療上的目的，我們不是為了徹底消除癌細胞，作為身體的攜帶細胞，癌細胞本就不可能完全清除，因此就必須有“帶癌生存”的理念，突出我們的治療是為了延長生命存活率，改善生活質量，讓人更有尊嚴的生活在這個社會中。因此未來的中西醫都必須不斷交流、切磋，將各自優勢充分結合，發揮中醫在整體醫療、西醫在局部醫療上的優勢，從而更大程度地服務病患，提高生活品質，無論對於哪一方而言，我們都應該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狹隘觀念，從更加全域的視野來推動醫學的發展，從而更好地服務病患，服務社會。

直面癌症，平和感恩

目前，在媒體的報道中我們也可以發現不少低齡或者年輕的癌症患者，一方面從數據上沒有明顯的“低齡化”患癌的趨勢，另一方面從癌症的分類上本身就有兒童腫瘤、成人腫瘤、老年腫瘤的分類，也有男性、女性腫瘤患者的分類方法，不少癌症的病發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積累，雖然出現兒童、青年的患癌案例增加，但是趨勢並未真正形成，同時很大程度上，因為現代科學技術與健康檢查的普及，使得不少癌症得以在早期發現，因此很容易被認為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患癌，這樣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社會恐慌。

當然對於發現早期癌症，對於“鳥型”、“兔型”而言可能都是一件較好的事情，而對於“龜型”癌症的早發現並不能代表著完全是一件好事，比如，我們通過PSA（前列腺病相關蛋白）檢測可以發現早期的前列腺癌，而這種癌症的潛伏期可以高達10年以上，在臨床上發現的病例比例是1%，而通過屍解發現的比例高達13%，也就是說很多病人因其他疾病而死亡，但是至死亡，其實他都不知道自己患有前列腺癌，在這種情況下，提前發現是否意味著提前治療的優勢呢？流行病學研究提示前列腺癌在潛伏期提早治療與發病後治療，生存期並未得到顯著的延長，因此德國的倫理雜誌就提出一個類似的思考，把一個沒有多大問題的人提前十年戴上患有前列腺癌的帽子，繼而影響他未來十數年的生活，乃至影響他對社會繼續服務、貢獻的狀況，這樣的早發現是否一定能夠帶來好處，值得深思。包括今天甲狀腺癌在全球得到較早的發現，很大程度上歸功於B超的普及，能夠提前把5、10年後可能發生的癥狀提前診斷出來，近10年韓國甲狀腺癌發病率較前增加18倍，其治療後生存期也未能得到明顯延長，因此我們必須思考：應該如何正確對待癌症？

西方醫學的各種檢測帶來了診斷便利的同時也將這些問題隨之帶來，我們對於外界的認識總是在不斷探索，比如對於宇宙的認識，從不同星系到黑洞再到宇宙大爆炸論的提出，都試圖窮盡所學探索真相，過分地突出了“唯物論”，從而排除了很多偶然性與機遇的存在，而“唯心論”則在某種程度上重視了機遇、運氣的存在，當人類自身對宇宙的認識不透徹時，必然面臨到兩種選擇，要模糊看待，就是一個“抗真”的過程，要清晰看待，就是一個“抗假”的過程，而宇宙浩瀚，本身就是實中有虛，虛中有實，才構成一個精彩的宇宙，因而對於我們認識宇宙、認識自身都帶來一種啟發，不斷攀登、永無止境。

在醫學診療面前，我們除了診療技術、手段、觀念以外，我們同樣需要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對於“人、事、物”帶著一份“感恩”，每一個人對於自己的工作生活保持著平穩的心態，積極付出，回饋社會，順應自然發展，這一份感恩對於“天、地、人”都是如此，它不僅僅是中外各種宗教的理念，也是中華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擁有正確的人生態度，自然能夠平衡面對社會的轉型變革、個人的新陳代謝、生老病死，以平衡的心態追求萬事萬物“平和”的狀態，才能夠科學看待疾病，樂觀對待生命，開啟人在天地間的一段美妙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