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怡玫+肖文杰

东莞成了新一线城市。

当我们完成所有的指标算法搭建，导入数据后，去年在所有城市中排名第26位的东莞，这次位列第18位。

这个2017年新一线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最明显的变化并没有让我们感到特别意外。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首次提出“新一线”城市概念时，也提到了东莞。从当时东莞拥有的商业资源看，这个在传统观念中介于二线城市与三线城市之间的制造业城市距离一线城市有大约6年的距离。现在，6年快到了。

去年，“华为从深圳搬到东莞”的消息让这座城市受到关注。其实这个表述并不精准，准确地说，从深圳搬到东莞松山湖高新区的，是华为的终端总部和企业数据中心。

但这仍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华为，这家中国最知名的通讯、电子设备制造商，把重要部门整体放到了东莞。这甚至引发了有些耸动的“东莞取代深圳”的争论，让人开始重新看待这座距离深圳60公里的城市。上一次东莞被那么密集地讨论，还是因为色情行业。

其实，东莞一直以电子制造业为核心支柱，在手机行业与华为激战的OPPO和vivo，都是东莞海量工厂中的佼佼者。而华为的到来使东莞在这个产业中的强势地位被人们所再次认识。

在上海西门子研究院工作了8年的罗日辉想要去一个适合做工业核心零部件的城市，他需要一个拥有熟悉从低端到高端各环节技术链条的产业工人，且配备了完整编码器供应链的地方。考虑过昆山、西安、广州和武汉等城市后，罗日辉最终选择把公司开在东莞松山湖。2013年，和团队其他成员一样，罗日辉从一线城市搬来东莞，与团队联合创立了盈动高科自动化有限公司。“大公司会有示范效应，上下游产业链都会过来。”松山湖高新区的一位官员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像罗日辉这样的迁徙案例几乎每天都在中国的一批制造业城市中发生。但真正让人对东莞产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只在某个行业强势的城市，如何能够跻身新一线城市之列—要知道，中国有太多“仅有一技之长”的城市，它们未必能在城市榜单中排名靠前。

今年，我们再次为中国338个地级以上的城市排名。我们用了160个品牌的商业数据、17家互联网公司的用户行为数据和数据机构的城市大数据，涵盖了近100个基础数据指标，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未来可塑性五大指标评估了中国的城市。

五大指标的逻辑较之前并没有太多改变，前两个指标还是想探寻城市和商业的关系、城市与城市的连接。城市人活跃度和生活方式多样性则把关注点落在了具体的人上—人们在城市中的生活轨迹，以及城市给人们提供的多元选择。

最后一个指标预测了城市的未来发展潜力，我们持续关注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它还包含了一些城市发展中必然会产生的负面因素，比如拥堵的交通、糟糕的空气环境、高企的房价。

如你所见，这是一个综合评价城市商业魅力的体系。單靠某一个方面的优势并不足以使其成为好的城市。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新兴城市也在证明，沿着自己擅长的轨迹，它们也能逐渐进化。

有时候，这种进化就是由一家标志性的公司触发的，它的影响力不限于产业，而是会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改变城市的结构。这往往是更深远的。

看看杭州就知道了，它可能比中国其他城市都更早地成为一个无现金城市。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蚂蚁金服的存在。

在知乎上“如何评价杭州如今的移动支付环境？”这个问题下，生活在杭州的人们详尽描述了他们的无现金生活方式—那是一个覆盖菜场、小吃摊和公共交通的高密度网络。这种生活方式使得更多人愿意在杭州尝试新事物，你可以在城市人活跃度和未来可塑性两个指标中看到它所带来的优势。

中国的城市经常会走到的十字路口是：它们或许在某个产业上表现很不错，但那与人工智能、大数据、金融这些时髦的名词并不相关。是选择追赶新潮，还是沿着自己的道路，是一道难题。而作出选择的唯一标准就是—哪一条路能为城市带来更多有潜力的人，并把他们留下来。

华为终端总部落地松山湖后，同样在松山湖上班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院HR路遥每天早上8点都能在石大路口看到十几辆大巴从珠三角环线高速路驶出，往松山湖的华为南方基地开去。这些大巴在深圳和东莞两地往返，专门接送住在深圳、在东莞上班的华为员工。不过，这个浩浩荡荡的大巴车队可能会逐渐缩小—不少华为人已经在东莞购房安家。

谢颖不太喜欢2011年前后的东莞，因为“太安静了”。那个时候，她刚从位于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回来，特别不习惯东莞晚上九点半之后没有人的街道。但从2012年开始，一些地方有了变化。

东莞南城新建的商圈逐渐成熟，它们看上去和广州或深圳的商业综合体没有两样。如今东莞有了7家优衣库，而4年前它还一家都没有。星巴克门店从2013年的13家增加到31家，几乎覆盖了东莞一半的城镇和街道。喜茶一类的网红奶茶店也早早来到这座曾经夜晚没有生气的城市。它的目标受众可能是一群刚从剧院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或许刚看完话剧《暗恋桃花源》，这部在全国连演不衰的话剧去年已是第二次来到东莞的玉兰大剧院。

这一年，城市生活有了许多新内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把城市重新排名。一年前，我们还在写杭州的公共自行车为什么能成功，今年共享单车已经大战了好几轮；直播、付费知识、VR这些商业社会的创新也在不断改变着城市人的生活。

于是我们完善了新一线城市商业数据库，建立了覆盖城内、城际以及城市群之间交通联系的数据库，并和出行、求职、消费、运动等领域的17家互联网公司深度合作，在去年的基础上，获得了体现不同城市特点的深层用户行为数据。

除此以外，此次评选的分析算法也做了一些调整。二级指标以下的数据分析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这能得到更客观的统计结果。我们还邀请了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专家委员会为五大指标的权重赋值，他们的建议被纳入了最后的评分体系。

北上广深这4个一线城市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但15个新一线城市的席次有了一些改变，依次是成都、杭州、武汉、重庆、南京、天津、苏州、西安、长沙、沈阳、青岛、郑州、大连、东莞、宁波。

之后的图表会有完整的城市排名、各城市的五大指标得分以及和去年相比的名次升降。我们还会分别解释每个指标具体用了哪些数据，分析方法如何更新，以及为什么这些覆盖线上线下的城市指标是有价值的。

有新晋的新一线城市，也就会有跌出榜单的城市。厦门和无锡落到了二线城市。厦门的落榜有一部分源自今年算法的调整，我们考虑到生活方式的丰富程度和总量并不一定与人均的资源占有更相關，因此在生活方式多样性的计算中用总量数据替换了去年的人均算法，这使得厦门原来占绝对优势的指标不再—它的常住人口太少了。

相比去年，东莞的名次提升了6名。从数据上看，它在商业资源集聚度上的表现最突出。东莞有1064平方公里的商业面积，代表城市基础商业指数的餐饮店和杂货店数量也都在全国前十。这与过去那个有些“土气”的代工厂形象完全不同。

当然东莞仍处于发展中，医院、学校这样的城市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但至少这个正在变化的城市给了很多人以机会。

沈将是东莞一家智能手机品牌制造商的营销项目主管，大学一毕业，他就进了这家公司做生产研发。刚参加工作时，在东莞的生活几乎没什么开销，沈将把大部分的工资存下，用两年时间还清了家里的债务，然后便开始想着存钱买房的事。两年前他从东莞转岗到深圳，但依旧住在东莞，坐公司小巴，一天两次，沿着深南大道，在深圳福田和东莞长安镇之间往返。回过头来看，东莞这个城市给了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喘息的空间。

这个看起来不太酷，甚至带着一些负面标签的城市，正在往好的方向改变。沈将的买房经历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当他准备在东莞买房子时，房价已经涨了上来。房价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前景和城市人的聚集度相关，投资买房体现了人们对城市最真实的判断，大家总希望迁移到更好或者说更适合自己的城市去。

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为了说明东莞一定比其他城市好，但它确实是许多人所寻找的最适合的城市。你看，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要做互联网，做金融消费，或者做房地产，每座城市都有它原本擅长的领域，而这些领域有着把相同追求、不同特性的人吸引在一起的能力。本质上，这就是城市的魅力所在。

郑州是另一个新晋的新一线城市。它的排名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城市枢纽地位的改善。

2016年10月，郑徐高铁开通。这意味着郑州通过高铁联通了河南、安徽、江苏3个省份，盘活了中原地区与长三角城市群。

通过郑徐高铁接入京沪高铁的郑州东站，郑州把更多城市连接了起来。从上海虹桥到郑州东站，最快的一班高铁仅需3小时57分钟，比原先动车的行驶时间缩短了一半。现在，郑州能通过高铁直接抵达129个城市，是全国高铁直达城市数量排名第6位的城市，经过郑州的高铁车次数共532趟—在此之前，郑州的高铁直达城市数仅排在第43位，高铁车次数也只有222趟。

城市间高铁网络的建立，加速了人和物品的跨城市流通，空间的距离感逐渐消弭，城市之间的连结为彼此带来了多元的人才、文化和创新。而郑州对这一切原本就是熟悉的。作为在近代就依靠铁路发展起来的中原城市，现在它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当然，观察整个榜单，新兴城市与一线城市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拿东莞来说，即便是发展了七八年的松山湖，依旧被华为国内行政部部长姜晓梅诟病“人才配套留不住人”，甚至“没有好好吃饭的地方”。

把人才招来容易，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留下来—这才是一个好的城市真正需要做到的。

你能从在松山湖人才工作局工作多年的陈博远的口中感受到当地政府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变化。早些年，这个国家级高新区几乎必须依靠大力度的人才补贴政策才能留住高学历人才，比如2012年松山湖推出了“梧桐计划”，最低一档给予“从事创新研发并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博士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资助。

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最近松山湖政府就准备用新的政策代替这项补贴过高、超出财政负荷的人才计划，并转向把更多精力放在亟需的配套设施建设上。在陈博远看来，一直拼政策会很被动，他们现在更关心如何更好地理解人才对城市的需求。“东莞的转型升级承接了更多大企业过来，局面会越来越好。”他说。

在一些如同东莞前几年那样遭遇瓶颈的城市，“转型升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腾笼换鸟”，但一味把“低端产业”赶走未必明智。毕竟“低端”与“高端”的判断标准，并不是想当然的。这个时候，坚持自己的特色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正如城市社会学家Sharon Zukin在《裸城》里提到的：“当城市的连续性中断时，城市就丧失了灵魂，它的连续性暗示着一种让人能在这个城市落地生根的权利。”本次榜单，我们采用了潘洛斯阶梯作为设计创意，它是一个永远向上的阶梯，这也是我们对所有城市的期待：沿着自己的阶梯，一路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