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

行人闯红灯是个长期以来困扰交警的难题，也是广受诟病的交通顽疾。近来，山东、江苏等一些城市开始在交通路口启用人脸识别系统，对行人闯红灯进行抓拍，予以现场曝光。一旦有行人闯红灯，他的图像信息和部分个人信息，就会及时地呈现在显示屏上面。有的人在闯红灯后甚至主动联系交管部门，情愿接受处罚，也要把照片撤掉。可见此招效果还不错。

一直以来，在行人闯红灯究竟是属于个人陋习，还是属于违法行为的问题上，公众意见纷纭。这一意见分歧，也导致了治理闯红灯上的路径分歧。认为属于道德范畴个人修行问题的，主张通过教育与宣传及劝说，就能提高行人的素质水平。而认为这一行为纯属法律范畴的，主张通过严格执法和罚款，整治违法行为。

不论是“道德派”还是“法律派”，都在一定层面上为培育社会法治精神做好了自己的功课。因为“道德派”重在构建个人与他人的合理安全关系，这也符合法治精神中的“注意义务”和“照顾义务”，道德意识的提升自然给行为以约束。而“法律派”自然出师有名，《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都规定了行人遵守交通信号的法定义务，对行人闯红灯之举作出否定性评价。

然而，行人闯红灯往往发生在都市的“陌生人社会”中。在陌生人环境下，总有相当多的人会从平日的“道德高尚者”转变为暂时的“低级趣味者”，对瞬间就能实现的“不道德”会突然失守，将大量宣传教育所产生的约束抛之脑后。而一旦有人带头闯红灯，往往会出现“从众效应”，一群准备过马路的人转变为集体无意识的“乌合之众”。

同样，“法律派”也会遭遇类似困境。除非每个路口都配置足够警力，除非有独立第三人作证，否则对瞬间就能实现的“轻微”不法行为，无法进行有效执法。而过度提高执法成本，对公共政策取向是有影响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总有相当多的闯红灯者侥幸躲过惩罚，只有个别“倒霉蛋”被抓。即便被抓住，几十元的罚款几乎没有任何威慑力。汽车文明进入社会长达几十年，闯红灯之疾仍未有效祛除，说明“道德派”和“法律派”在这一问题上都吃了败仗。

人脸识别系统，无关乎于“道德派”，也无关乎于“法律派”，它只是一种执法技术的创新。“技术派”的引入，并不排斥“道德派”，也不拒绝“法律派”，它们都相容而合，并能补足二者的短板。个人头像与信息温和处理后的曝光，能让不顾道德约束的人，突然重拾公德心和羞耻心；而违法信息若能进一步递送至工作单位，甚至与个人信用体系挂钩，将使闯红灯者的违法成本骤增，真正使其回到“法律派”所期望的守法轨道。

执法技术现代化与创新，是新时代下的重要法治命题。法治精神的培养与执法手段的创新，关系犹如鱼水。光凭说教和处罚，不在技术上来点硬的，不仅势必提升执法成本，而且将让法治进步推进迟缓。▲

（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