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孙茜

《中医药法》后的中医发展路

文/本刊记者 孙茜

《中医药法》终于尘埃落定，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不过，随着聚光灯移到中医药领域，很多问题便毫不留情地暴露了出来。

2016年的最后几天，酝酿了三十余年的《中医药法》终于来了，并将于2017年7月正式实施。《中医药法》的出台，让原本就已经火热的中医药领域，又掀起了一层巨浪，引发新一轮的热议。

近年来，国家对中医药的发展格外重视。在“十三五”规划和“健康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医药事业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利好政策接踵而来，不过要把这些政策落实好，使其真正惠及基层百姓，依然任重道远。

中医院要发展须政策一视同仁

近两年来，中医药领域可谓捷报频传。2016年，《中医药法》酝酿三十余年终出台，它的出台将为中医药的发展保驾护航。“作为第一部全面、系统体现中医药特点的综合性法律，《中医药法》将党和国家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方针政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将人民群众对于中医药的期盼和要求用法律形式体现出来，对中医药行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如是说。

2017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访问世界卫生组织期间，向其赠送了中医针灸铜人。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不过，国家顶层决策者的重视不等同于中医服务会立即惠及到人民群众。目前，全国中医院约4000所，床位总量约80多万张，每万人中医院实有床位数约6张，中医院出院人数约2300多万人次，约占医院出院人数的15%。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医医疗机构的发展还很不均衡，中医院的数量远远少于西医院，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广东省中医院党委书记翟理祥告诉《中国医院院长》。

毋庸置疑，国家对中医院发展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前所未有，全国建设了16家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切实提高了中医药防治重大疑难疾病能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医药特色更加明显。

“中西医并重”尽管是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一贯方针，但从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卫生资源配置、医疗服务定价机制、医保报销制度等方面客观来看，目前还没有真正做到中西医并重，中医院的发展没有享有同等发展的地位和权利。翟理祥坦言，在医疗机构设置、卫生技术人员、财政补助投入方面，中医院获得的卫生资源占比偏低，中医药有着“简、便、廉、验”的优势，但由于中医医疗服务定价过低，未能客观反映中医的技术劳务价值，许多安全有效的中医传统疗法没有纳入医保范围，这些难题没有及时得到解决会打击中医的积极性，不利于中医药事业的长远发展。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在深化医改中，对保障和促进人民群众健康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尤其是《中医药法》的颁布，会逐步解决很多困扰中医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问题。”翟理祥表示。

“中医药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用西医主导思维下的判定标准和审批要求来评价中医，用西医的原则规范和管理中医显然不合情理。”翟理祥表示，《中医药法》颁布后，可从法律上保障“中西医并重”方针的贯彻落实，进一步优化中医执业环境。中医院的发展要遵循中医药规律，保持中医药本色，在创新中不断形成中医药新特色、新优势，同时要科学定位中西医学，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融合发展，相互补充，让二者能够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有平等的地位和同样的平台施展各自特长、发挥各自优势。

基层中医服务发力

在翟理祥看来，从管理上来说，基层中医院和中医诊所首先要明确自身的定位和方向，建立有利于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运行机制，采取有效措施，如加强中医人才的培养、中药饮片和院内中药制剂的加工和使用、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创新以及中医药文化氛围的营造等，着力中医药综合服务能力的建设，提高中医药的临床疗效。

其次要拓展中医药的服务范围，开展中医药科普和中医特色健康管理，推广中医养生保健和中医康复知识、技术和方法，促进健康文化与健康管理、中医技术与康复医学、健康养老的融合。

再者要利用好分级诊疗、多点执业的政策，将中医药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建立上下联动的区域协作机制，促进形成基层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协同发展网络，不断扩大基层中医院和中医诊所服务内容和覆盖人群，从而形成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社会资本是未来医疗领域的重要角色，社会资本投资的名老中医馆的建设也能够为基层中医服务添砖加瓦。“名医馆的建立可以全面提升中医药服务水平，弥补基层中医服务不足的现象。”北京仁医堂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创告诉《中国医院院长》。

据朱创介绍，名医馆和名老中医专家的合作模式主要是建立医生工作站，目前已经建立了十五个名老中医工作室。首先仁医堂每年会提供医生工作站一定的经费，再根据看诊的效益提供经费，其中医师专家的诊金都归专家所有，仁医堂不收取；其次，医生工作站的专家医师是工作站的主任，仁医堂为其配备助手，在擅长治疗的领域（病种）上，为专家整理病案，每个医生工作站有一定的任务须完成（一定数量的论文、经典病案分析、产品等）；此外，医生工作站带培带教，名老中医有培养医生、培养徒弟的任务。

“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推进中医馆建设不失为一个好方法。”甘肃继兴中医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俊宜告诉《中国医院院长》。一直以来，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薄弱，发展规模和水平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基于此现状国家大力提倡基层建立中医诊所和名医馆，并且放松了开办条件，以此来让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基层中医服务中，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的普及和发展。

优秀中医人才不可缺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医学人才的培养都是重中之重。当下，在以西医为主流的医学界，中医无论从问诊还是治疗，都存在严重的西化问题。”李俊宜直言。

中医人才评判标准的“西医化”，尤其是事关医生切身利益的职称评定方面的“西医化”，是阻碍中医人才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是按中医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培养人才，因此，李俊宜呼吁亟须出台一套符合中医医师成才规律的职称体系，以保证中医医师的“中医性”。

同时，李俊宜表示“师承教育”是目前业内普遍认可的符合中医人才培养规律的体系，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与诊疗效果。“师承教育”充分发挥名老中医的作用，通过名老中医的“传、帮、带”，将其宝贵的经验有效地传承下来，培养合格的中医接班人。学生通过“理论+跟诊”的模式，在实践中增进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在翟理祥看来，优秀的中医人才是中医院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的关键在于拥有一批高素质的中医人才。广东省中医院一直以来格外重视中医人才的培养，并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各层次中医人才的培养。

首先，该院明确中医人才培养的目标，如根据医院和个人的定位，培养“铁杆中医”人才、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研究型中医人才、国际交流型中医人才。

其次要营造中医人才成长的环境，如激发青年中医的成才愿望，破除束缚中医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职称和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向关键岗位的特殊中医人才倾斜。

再次要制定合理的中医人才培养计划，如按照中医人才成长规律进行系统规划，分别制定针对不同技术职称以及专科骨干人才、学科带头人才的培养方案，规培教育有机衔接，师承教育贯穿始终。

最后要创新中医人才培养与管理形式，如建立培养和留住中医人才的激励机制，把竞争淘汰机制引入人才管理，利用名中医工作室和流派工作室等资源，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知识管理工具，推动中医人才的培训和传承。

朱创通过名医馆的建设，也对优秀中医人才的匮乏有着深刻的感悟。

“国家中医药法的第二点要解决的问题是加强中医药传承、鼓励中医药创新，解决老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足以及中医药人才匮乏的问题。”朱创坦言。

不过，朱创也表示，目前从大学教育到继续教育都为中医药传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障、政策支持和技术配置，以前与实践脱离的教育模式正在改观。需要改进的是避免“近亲繁殖”，要保持中医百家争鸣的多样性，才更有发展活力。要多在民间走访，甚至邀请优秀的民间中医去授课，感受多元化的理论和临床，让各家学说真正成为中医药教育的一部分。这样做的另一个效果是让学生感受到基层工作的活力和价值，愿意在基层和民间工作。

中医药发展须符合自身规律

《中医药法》在中医医师准入、中药管理等制度方面也有大的改革创新，如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和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经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允许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凭处方炮制市场上没有供应的中药饮片，或者对中药饮片进行再加工；对医疗机构仅应用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品种和委托配制中药制剂，由许可管理改为备案管理。这些都体现出国家对中医院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加大了扶持力度。

这些利好政策对中医院来说，有利于吸收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和经过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增加中医药人力资源；有利于缓解基层特别是贫困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有利于挖掘和传承中医药的特色疗法，打造中医药特色品牌。

翟理祥向《中国医院院长》详细阐述了广东省中医院如何依据中医药的自身规律，明确了该院的办院方向和中医人才的培养经验：该院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坚持不断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

“我们历来客观理性看待‘中西医并重’，从不参与中西医的纷争，提出‘中医水平站在前沿，现代医学跟踪得上，管理能力匹配到位，为患者提供最佳的诊疗方案，探索构建人类完美的医学’的发展理念，这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可供全国中医院借鉴的发展理念。”翟理祥表示。

第一是加强中医人才培养构筑“铁杆中医”培养体系。按照“读经典、跟名师、做临床”的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具有中医药人才培养特色的继续教育体系，区别不同培养对象，实施“朝阳计划”“拔尖人才计划”和“名医工程”，鼓励跟师学习，建立“名医工作室”，促进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传承。

第二是实施“五个挖掘”不断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以专科和主攻病种为主线，挖掘古今经典文献和研究成果，挖掘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挖掘本院名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挖掘中医特色疗法和适宜技术，挖掘民间单方和验方，通过挖掘和继承中医药精华，促进专科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形成。

第三是积极探索构建中医“治未病”预防保健体系。进一步推广中医“治未病”服务范围，加强与社区及社会保健机构的合作，推广“治未病”服务方案，推进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逐步构建“未病-养生、欲病-防治、慢病-管理”的覆盖疾病预防、诊疗、保健、养生等生命全周期的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体系。

最后是积极推动中医药特色疗法的搜集、学习和应用。继续通过全国“杏林寻宝”等方式广泛搜集中医药特色疗法和民间适宜技术，在整理、验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中医药特色疗法操作规范和中医治疗“组合拳”，真正融入日常诊疗过程，并在院内外广泛推广，发挥好聚集和辐射带动作用，不断丰富解决临床问题的方法。

中医药市场亟须管理

据相关资料显示，全世界中成药市场每年销售额达到300多亿美元，而在全球拥有绝对中药材资源优势的中国却只占5%的份额。

目前，我国中药产业年规模已达4100亿元以上，但2012年中药类产品出口仅为24.99亿美元。其中，中药材及饮片出口为8.58亿美元。中成药国际出口仍然面临困难，而且再度出现了300万美元的逆差。

而在世界中药市场，日本、韩国所占份额高达80%～90%，日本中药制剂的生产原料75%从我国进口。这些国家从我国进口粗加工中药原料再进行精加工后，制成符合国际标准的片剂、胶囊等，我国逐渐沦为日本、韩国的中药材基地。

“长期以来，中医药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对中药材的争议也尤为突出。这些问题严重危害广大消费者的健康，阻碍中药材产业和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李俊宜表示。《中医药法》中就明确要建立道地中药材评价体系，支持道地中药材品种选育，扶持道地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加强道地中药材生产基地生态环境保护，鼓励采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等措施保护道地中药材，这一政策的落实会让中药材市场更加规范。

对于道地药材，北京市海淀区医学会秘书长王洪斌曾坦言，国家有关部门须加强监管，确保中药材的质量。“我国的中药材生产需要更加规范化，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否则不仅影响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声誉，也会对用药人群身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中医的疗效和中药材是分不开的，只有保障中药材的质量，才能帮助中医更好地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