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敏娟

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尤以“好辩”“善辩”著称。通常，孟子的论辩往往给人留下词锋犀利、气势恢宏、咄咄逼人的印象，但纵观《孟子》七篇，却会发现孟子并非总是咄咄逼人。从“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中我们不难读出他的无奈，也说明孟子与各类人物的论辩并非只是为了逞口舌之快，满足自己的好胜心，其论辩有着自己明确的目标。

一、重在说服：与各国君主的论辩

《孟子》七篇中，孟子与各国君主的论辩占了较大的篇幅，孟子通过论辩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仁政主张，是《孟子》一书的精华所在。说服各国君主推行仁政是孟子与君主论辩的主要目的，由于这些论辩对象身份的特殊和孟子希望达到一定目标，所以，孟子的论辩态度并不激烈，尽管他认为“说大人，则藐之”，但这主要表达的是精神上的平等和道德思想上的自信，而非具体态度上的藐视。孟子很清楚他的目的是说服而非辩难，所以他同君主论辩通常采取耐心劝说式和循循诱导式的方法。

邹、滕和鲁这样的小国，关心的是如何在大國的夹缝中生存。对于像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这样的提问，孟子大都以“强为善而已矣”来应对，所谈的内容较具体，较少进行过多阐发，因为孟子明白，只有让君主看到实效，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然后才能引导其全面施行仁政。如孟子对滕世子关于如何“治丧”的解答，就为滕世子赢得了较好的声誉，从而得到滕世子更多的信任，其继任为王之后更是屡次问政于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