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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小说的雪国列车

2017-06-12宝木笑

方圆 2017年10期
关键词:陨落埃里克莱特

宝木笑

一般对肯·福莱特的“世纪三部曲”的定义是“历史悬疑小说”,其实这并不十分确切,肯的小说自然有悬疑小说的精妙,但并非其用力的支点,从《巨人的陨落》到《世界的凛冬》,“世纪三部曲”更应该归为“新历史小说”的范畴。肯擅长历史长卷的描绘,作品颇有些《拿破仑加冕》一类集政治历史和个人命运于一体的大型油画的味道,他的小说很巧妙地让各个阶层的人物登上一列滚滚向前的历史列车,仿佛2013年非常火的那部《雪国列车》一般,让世间百态集中呈现在某段最具冲突的历史桥段之中,驶向肯内心中的文学使命的“前目的地”。《巨人的陨落》定格在1911年6月到1924年1月这段“一战”前后的世界巨变中,作为“世纪三部曲”承上启下的关键,《世界的凛冬》自然要将坐标选在“二战”前后,而其中却又有很大差别,正如小说名称所蕴含的意味,《巨人的陨落》仿佛是一幕大剧的序幕,帷幕被缓缓拉开,恢宏的历史画卷呈现读者眼前,六个家族的兴衰变化,近一百三十个人物一一登场,可以说作为“世纪三部曲”的首部,没有什么比这个开篇更合适的了。在此基础上,《世界的凛冬》更像是一种绽放,其着力点更侧重人物自身对宏大历史背景的映射,而这正是“新历史小说”最突出的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交融的艺术特色。

《世界的凛冬》作为《巨人的陨落》某种意义上的续集,开篇就从上部一对儿主要情侣——叛逆了自己英国贵族身份的茉黛和德国外交才俊沃尔特的争执开始,用他们小女儿卡拉的视角叙述了在希特勒成为总理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他们之间在政治立场和抗争法西斯方式上激烈的争执,茉黛一如既往的勇气和沃尔特天真的政治幻想被展露无遗,人物的性格比对极为鲜明。当然,《世界的凛冬》真正的主角是《巨人的陨落》中人物的下一代,而这次肯·福莱特好似下定决心,一定要从《巨人的陨落》对人物相对温和的处理中走得更远,因此阅读《世界的凛冬》的体验也许会相对“难受”,因为肯对人物命运的处理确实如“凛冬”般毫不留情。

书中第一个出场的主角卡拉,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成熟和坚强,11岁的时候竟勇敢地为家中女仆艾达做了接生,这样一位很有母性光辉的天使级女主并未得到上天庇护,她的父亲沃尔特最终被纳粹毒打和折磨致死,虽然卡拉仍然可以很勇敢地揭露纳粹毒杀残障人士,像她的母亲茉黛一样去为盟军搜集情报,甚至最后成为一名柏林的市议员。但我们无法忘却卡拉为了解救13岁的女孩而被苏军轮奸致怀孕并且生下孩子,卡拉虽然象征着小说中某种母性光辉和女性的坚韧自强,但她仍旧不得不面对一种直指女性的悲惨画面:苏军占领柏林后,柏林的女人们从15岁到50岁都或多或少地被强奸或轮奸,有的甚至被轮奸致死。当卡拉甚至庆幸自己以及其五十多岁的妈妈和女仆艾达是何其幸运,因为她们虽然都遭到凌辱,却都未曾死去时,我们能够聽到心像水晶一般破碎的声音,那是一种史诗英雄般无奈的叹息,而这也正是肯要在“世纪三部曲”中带给我们的思索。

《世界的凛冬》对于男性角色的塑造在某种意义上是弱于女性角色的,这并非肯·福莱特写作上的缺憾,而是一种人类历史的必然,因为不管如何争论,人类社会仍然是某种标准下的男权社会,这自然让男性享受了更多的特权。然而,当历史出现重大拐点(多数伴随着极为惨烈的战争),男性也不可避免地被最直接地裹挟其中,男性的性别特质让其虽然强硬但也带有着先天的脆弱,而女性貌似柔弱内心却更为坚韧,因而越是动荡的历史越容易在女性身上投射多维的影像。比如卡拉的哥哥埃里克几乎和卡拉同时出场,青年埃里克开始被纳粹迷惑,书中写为了那一身纳粹冲锋队队服对他致命的诱惑,而在亲眼目睹纳粹枪杀俄罗斯犹太人平民后,埃里克幡然醒悟,从此和纳粹决裂埃里克这个人物塑造得是很成功的,他的软弱和迟疑,他未泯的良知等性格特点都刻画得非常到位,但埃里克貌似丰富的人物形象更多的是一种丰富的人物经历,而他只不过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随波逐流的无数人之一而已,新历史小说承认战争历史背景下的男人更容易脸谱化,因为距离光源越近和距离光源越远一样,都会让自身的形象容易模糊。

即使如英国部分的男主,艾瑟尔与菲茨的儿子劳埃德这个人物也有着这样的无奈,虽然其从对抗英国法西斯到参加西班牙志愿军,再到被引渡等经历极为丰富,他的勇敢和善良无处不闪耀着男性的光辉,但我们看他的眼光更多是一种英雄式的固有角度。相比而言,美国部分的男主伍迪要更显丰盈一些,伍迪在诺曼底登陆战中第一次杀人,肯·福莱特非常精彩地描写了他内心的焦灼和撕裂,敌人同样有等着他回家的父亲母亲、妻子或女友,甚至儿女,然而这个可能拥有完美家庭的人却被与他无冤无仇的人杀死在了异国的土地上,这是因为什么呢?但往往这种非常成功的人物内心挣扎却很容易被宏大的战争历史背景冲淡,因为伍迪的挣扎带有一种普适性。

在这种意义上,新历史小说必须用强带入感弥补历史小说人物塑造的先天制约,在这一点肯·福莱特与金庸无疑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其对史实素材运用的精准、娴熟和自然让其作品迸发出极强大的艺术魅力。《世界的凛冬》将书中人物置于这种与真实史实的“零距离”接触之中。全书开篇即将几个重要人物置身于1933年的柏林,直接展现最为惊心动魄的“国会大厦纵火案”,其写法的妙处在于非常自然地把沃尔特、艾瑟尔、劳埃德等人物接引到纵火案案发的现场,特别是把全书主角之一的劳埃德安排到了更深入的位置,实现了一种“近景”的代入。

无论我们对于“新历史小说”如何定义,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已经不再是一种仰视和远观,人们开始逐渐学会在历史中认识人性,更逐渐认识到人性与历史一样都并非一潭清水,它们都具有自己的复杂性,当这两者相遇,在类似催化的作用下,两者将同时显示出某种诡异性甚至荒诞性,这在《世界的凛冬》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小说从1933年柏林的纳粹冲锋队为了强买一家酒吧不惜耗费心力查出酒吧老板和店员是同性恋,继而放狗活活咬死了老板的同性恋人开始,便将真实的历史尽量还原给读者,使读者了解到纳粹不仅仅屠杀犹太人平民,为了节省战争开支和贯彻其种族主义对有精神残疾和身体残疾的德国国民也实行了灭绝。至于同一时期的美国,为了推动“罗斯福新政”,貌似“完人”的罗斯福为缓和南方政治势力的压力,仍然会从政治利益的角度选择不支持充满人道主义光芒的“废除私刑法案”……肯·福莱特正是用这样毫不留情的手法揭示历史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正是其实现自身文学追求的必然需求。

1945年萨特提出的“介入文学”的理念,文学要介入社会历史和政治活动中,文学更要介入到人们的内在生活中,启迪人们以更加客观的视角审视自我和人性,完成自我的精神升华。

正是从这样的文学使命出发,肯·福莱特的小说出版前,都会请历史学家审读书稿,绝不容许出现任何史实错误,他说:“很多作家只写能取悦他们自己的东西,并模模糊糊地希望这也能取悦别人。但我每写一页都在清醒地思考:读者会怎么想?读者觉得这真的会发生吗?读者关心这些吗?读者想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我敬佩那些用文字和新奇结构进行文学实验的作家,但我从不这么玩。”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巨人已然陨落,世界从凛冬中艰难走出之后,肯·福莱特和新历史小说的雪国列车将会带着我们驶向最终的目的地,也许应该是一个虽然仍有寒意但注定会给人温暖和希望的春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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