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栋华

《水浒传》堪称一部气势恢宏的描写农民起义的“史诗”，可当初竟然连作者姓甚名谁都众说纷纭，难以考证。

若问成书之时作者缘何不敢署上大名？很大程度上怕是要“归功”于那些刻意为文化设置门槛的所谓“精英文人”。

精英嘛，自然是瞧不上文学界的那些“旁门左道”的。在他们眼里，似乎总有一道无形的门槛横亘于文化殿堂的大门之外，唯有汉赋、唐诗这类“高雅文学”才可登堂入室。于是乎，诸如元杂剧、明清小说之类的新兴文学样式便被赶进了勾栏瓦肆之中，只能由歌伎戏子、评书艺人口口相传。

然而，这些“没有文化品位”的文人及其创作当真如此不堪吗？非也。

试问，自古以来那些被人们称为“文学”的东西到底缘何而来？还不是从人民大众的日常劳动、生活中发展而来。其中瑰宝如《诗经》者，被后世尊为诗歌之鼻祖，历千载而不衰。其实，这些诗歌中的奇珍最初也不过是乡野村夫口中的民谣。倘若真要为文化筑上一道“去粗取精”的门槛，《诗经》中的305篇作品恐怕绝大多数都要被拒之门外。可以说，正是由于民间俗文化的积淀，才筑起了中国文化这座人类文明的煌煌大厦。

而所谓“文化人”又由何而来？“人非生而知之者”，何人不是先受到俗文化的濡染，再一点点求经问道，才得以脱颖而出？因此，还是吁请我们的精英人士能高抬贵手，鉴定文学作品的质量和档次时不要将“孩子和污水”等量齐观。就通俗文化而言，大浪淘沙后，或许百不存一，而一旦流传下来，也足以昂首挺进经典文化的殿堂，让后人“仰视才见”。谓予不信，瞧一瞧“四大名著”，最初哪一部不是“见不得人”的“俗文學”？

细想想，我们的精英人士真该拜白居易为师。白居易的诗作清新朴实，据传，他写完诗要先读给老媪听，然后再做修改。这样一位重量级的文化人能有如此姿态，实属不易。“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和实在。”米兰·昆德拉如是说。

当年曾有不少文化人蔑视宋词的媚俗，嗤笑元曲的通俗，鄙弃明清小说的流俗……他们筑起高高的文化门槛，拒绝将这些文学样式“扶正”。殊不知，这些文学样式历千万祀，如今已成为文化殿堂中不朽的丰碑。正如陶行知所言：“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里有爱迪生。”那些时时处处为文化设置门槛的精英人士可知：或许你的冷眼里就有苏东坡，你的讥笑里就有关汉卿，你的拒绝中就有曹雪芹！

文化的殿堂，当撤除门槛，任人徜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