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明

马克思曾经说：“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句话的含义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诠释。从教师教育或师范教育的角度看，我觉得它也很值得寻思咀嚼。不是吗？你要做一个称职、优秀乃至伟大的“教育者”——教师，你就一定要先作为“学生”，接受一番教育。

施特劳斯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一文中说过：“正如土壤需要它的培育者，心灵需要教师。但老师的产生可没有农夫那么容易，老师自己是学生且必须是学生。但这种返回不能无限进行下去：最终必须有一些不再作为学生的老师。那些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是最伟大的心灵。”我们常把教师比作“耕耘者”，但他显然不是“农夫”那样的“耕耘者”，它“耕耘”的是“心灵”。因此，培养这样的“耕耘者”，远不只是教他们一些比农夫复杂得多的技艺，还要塑造“伟大的心灵”，只有“伟大的心灵”才能“耕耘”那些“幼小的、稚嫩的心灵”，这谈何容易！

但问题在于：教师是否可教？

这个看上去似乎无须争辩的问题在古希腊就被提了出来，也一直影响、纠缠着后人的致思，至今还很难说已经获得圆满的解答。在柏拉图的众多对话录里，有一篇《普罗塔戈拉》，里面就涉及这个问题。关注教师教育的人们不妨研读一番。在这里，教师（当时叫智术师）被描绘成卓尔不凡、学识渊博、高贵不俗的人（我国古代也给予教师与天地君亲同等的地位，被誉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他们赢得最大限度的敬重。不过，我们知道，教师行当也不是碧水一潭，里面也不乏滥竽充数、欺世盗名者，以致它的职业本性都有点令人生疑，甚至在古希腊就被刻画成一些处心积虑进行理智欺骗的粗鄙小贩和知识的零售商。即使在今天，教师似乎仍有好几张截然不同的面孔。苏格拉底告诫渴望向普罗塔戈拉求学的学生希珀克拉底：“购买知识的危险要比购买食物大得多；因为，你不可能用别人的盛器将知识装走。一旦你付了学费，经过学习，教导就进到灵魂本身中去了，离开时，灵魂肯定已经不是受到损害就是获得了裨益。”真可谓一语中的。这说明，无论什么时候，选择、甄别乃至塑造真正德才双修的教师是多么重要！在与普罗塔戈拉围绕德性是否可教的戏剧性对话中，苏格拉底就承担了审查和教导智术师普罗塔戈拉的角色。他们的对话也审慎乐观地回答了教师是否可教的问题：或许可以。赛奈柯（Herman L.Sinaiko）在《谁来教育老师——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一文中这样解释道：“教授们能够被教育，但仅仅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必须有这种意愿；他们必须聪明，像普罗塔戈拉那样；他们必须足够幸运，可以受到某位苏格拉底的教导。”

虽然是一篇几千年前的哲人对话，但足以给我们今天的教师教育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启示。如何做教师？如何教育教师？苏格拉底就是很好的榜样。我曾在首屆中国教育创新年会的一篇演讲中从“神赐的使者”（终极使命的担当）、“神圣的牛虻”（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自知无知”的“无知者”（“大智慧”的追寻和拥有）和“精神上的助产士”（真理的对话式导引）四个方面概括苏格拉底作为不朽教师典范的形象，而他对智术师普罗塔戈拉彬彬有礼、热情洋溢又充满戏剧性（如互换角色、轮流验证、机锋对峙等等）的循循善诱，也让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教导教师的那种非凡洞察力和伟大智慧。这不正是今天的师范院校老师们可以效仿的吗？所以，我们真的不妨读一读《普罗塔戈拉》！

正规意义上的教师教育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历史并不算长，中国独立的教师教育从1902年诞生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今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前身）算起，也不过一百来年的光景。而把教师作为一种“专业”来培养和训练的教师教育则年龄更短。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政府间专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才规定：“把教育工作视为专门职业。这种职业要求教师应当经过严格、持久地学习，获得并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的技术”，从此教师的专业化训练日益受到重视。但如何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准，一直存有价值取向的歧义，大致可分“认知本位”（其中又有知识本位和能力本位两种路数）和“情感本位（包括人本主义）”两端，多年来各执一词。后来有人提出师范的“汇合教育”（confluent education，布朗，1975）主张，试图缓解二者的分歧，与之相应，在国际教师教育探索的当代图景里，也有“情感人文师范教育”（朱小蔓）、“人格化教师教育”（朱嘉耀）等值得关注的若干中国版本。诸如此类的探索还远远没有终结，尤其是在当下似乎再也无法寻觅像苏格拉底这类教导教师的大师以及教师教育呈现出诸多尴尬的境况下，教师教育的变革与探索就显得更加迫切了。但不管我们寻求怎样的模式和路径，我想，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植根于各自对理想教师角色的假设和期待，而它们的成功与否，则依旧是在努力回答几千年前先贤提出的那个问题——

教师是否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