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平平

摘要：玉器在二里头文化的丰富内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考古发掘或田野调查获得的二里头文化玉器约有一百余件，分别发现于十四处遗址中，其中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器不仅数量最多，而且种类丰富，代表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玉器发展的最高水平。本文所进行的研究即以上述材料为基本依据。二里头文化时期多被认为是国家最终形成的阶段，也是开启中国灿烂青铜文明的时期，当时的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而影响深远的变革。作为当时社会等级和礼制最重要的表征之一，玉器——尤其是玉礼器——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通過玉器来了解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社会结构和礼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早期文明和国家的形成，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礼器进行全面的梳理，然后重点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玉礼器的考察，试图概括出二里头遗址的玉礼器的纹饰的整体特征和演变规律。

关键词：二里头；玉礼器；纹饰特征

一、二里头文化玉器的研究概况

二里头文化，特别是二里头遗址自发现和发掘以来，即不断有玉器出土，而对它们的研究，也是随着资料的逐渐丰富和史前及商周玉器研究的兴起而不断深入的。这些研究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形制（器型分类）、具体器类（以玉璋的研究论文最多）、原材料、技术工艺、文化交流、玉器与社会性质及政治经济的关系等。目前关于二里头文化玉器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器物的分类、具体器类的名称和功能考证以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而对二里头文化玉器的材质及来源、琢玉工艺、微痕分析等研究不多，尤其对玉器的纹饰特征及演变鲜有涉及。

二、二里头遗址玉器的分类

现在的玉器分类多是根据推测的器物功能来确定的。本文参考了郝炎峰和陈香雪在其文中的分类，将二里头文化玉器分为礼器、工具和武器、装饰品三大类，其中礼器类玉器主要包括璧戚、圭、璋、戈、钺、刀、柄形器和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工具和武器类主要包括铲、凿、镞、纺轮等，装饰品类主要包括圆箍形饰、环、鸟首玉饰、坠饰、尖状饰、管等。本文的重点在于第一类玉器。

三、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器

从历年的考古发掘成果可以看出，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器占了迄今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玉器的绝大多数。二里头遗址至2005年出土的礼器、工具和武器、装饰品三大类玉器主要有璧戚、圭、璋、戈、钺、刀、柄形器、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铲、凿、镞、纺轮、圆箍形饰、环、鸟首玉饰、坠饰、尖状饰、管等。

四、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纹饰使用情况

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的观察与整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玉礼器所使用的纹饰中最为常见的为齿状饰和刻纹，少数器物表面装饰兽面纹和花瓣纹，多数器物无纹饰。

齿状饰出现在五种器类共计十四件器物上，其中以玉璧戚、玉璋和玉钺上装饰的齿状饰最具代表性。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中有五种器类共计十三件器物装饰了线刻纹，其中以玉圭、玉戈和玉刀上装饰的线刻纹最具代表性。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中装饰兽面纹的器物并不多，仅有两种器形计四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属于三期的玉柄形器标本75YLVKM4：1，外形似四棱鞭，柄部亦有亚腰形凹进，最窄处位于中部靠下，每面中部刻有两道纵刻线，组成八个长方形花瓣，下端有一周凸弦纹；器身共分五节，每节饰有相同的兽面纹和花瓣纹，组配匀称，第一节每面有半个单线和双线雕刻的兽面纹，刻线相连，组成两个完整的兽面纹，下面各有一周细凸弦纹；第二节每面中部刻成两个花瓣纹，上下各有一周细凸弦纹；第三节纹饰与第一节相同，唯兽面纹的方向相反；第四节纹饰与第二节同；第五节每面用浅刻和浮雕方法雕刻成一个完整的兽头，两面的兽头形象生动，两侧的为变形兽头形。每节中间束腰，中间有一周细凸弦纹，顶端及正背两侧各有一孔，三孔相通，末端侧面有一对穿孔，技术精湛，制作相当精细。

五、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的整体特征

二里头文化玉器明显具有多元的文化因素，它在吸收史前玉器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礼制国家逐步健全，现实生活中器具种类逐渐增多，功能需求也逐渐明确，祭祀和战争发展为最为重要的国事。因此，与史前龙山文化的玉器相比，二里头文化的璧已经明显衰微，而戈则是二里头文化新出现的器形，并且它们可能已经在二里头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里头文化以仪仗、装饰用玉为主，而其中的牙璋、钺、多孔刀、柄形器及绿松石饰等尤其突出，这些器物多用于祭祀活动，而且在器型上多数又对应现实生活中的武器。与史前的良渚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玉器更侧重于庄重和严肃的场合用来做祭祀和举行仪式。具体到器物的特点，大概可以从

下列几个方面来概括：

一是流行在器物上装饰齿扉和刻纹。二里头遗址的璧戚、牙璋、钺、刀甚至戈上都有齿状饰，而且一般越晚齿状饰越大越繁复，每件器物上装饰的齿状饰的数量都是偶数。这几种器物当中，齿状饰最为瞩目的当属牙璋，齿状饰给人以威严、庄重的感觉，直观地反映出了夏王朝礼祀活动庄重、严肃的气氛，同时也反映出夏王朝对礼祀活动的重视。二里头文化的玉器表面光素的居多，少数器物如刀、戈、牙璋、柄形器等饰有直线刻纹和浅浮雕兽面纹等。

二是注重对称。对称当源自于人类朴素的审美观念以及实用方面的考虑，作为这种观念的表征，对称在中外很多史前遗址和遗物中均得到了体现。而二里头遗址许多玉器上也严格遵循了这个风格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璧戚、钺、牙璋、刀和戈上的齿扉装饰不仅上下对称，而且左右也保持了对称；三件保存完好的璧戚中间存在一条实际上的中轴线，七孔玉刀上的穿孔间距不等，但以中间一孔为中轴左右也基本丝毫不差。

三是同类器物所使用的纹饰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例如玉璧戚均有两组齿扉，每组三个第三和第四个锯齿饰间距较其他锯齿间距小，且凹槽较深，其他间距基本等距且凹槽较浅，而且齿扉的规格也没有太大的差异。又如这种一致性反映出了这些玉礼器在施纹上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制度的，这也同时体现出了礼祀活动具有很强的制度要求，体现出了礼祀活动的庄严。

六、结语

综上所述，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礼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器类和器型上直观地反映出了当时国家的主要活动，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些玉礼器的纹饰反映出了在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过程中，玉礼器作为礼器中最为代表性的器物之一，从一开始就被人们赋予了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的纹饰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并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流行齿状饰和直线刻纹，反映出了我国古代夏王朝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齿状饰的变化处处体现着王权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