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

北宋元丰三年，黄州迎来苏轼。

黄州是长江南岸一个贫穷的地方，苏轼是一个仕途失意的贬官，两者相逢，俨然落后与落难交集。结缘几年，双方都有回报。

从乌台诗案中死里逃生后，苏轼丢了知州职位，被贬至黄州，朝廷安慰性地给了他一个团练副使的职位。这一年，苏轼已过不惑之年，上虽无老，下却有小，一大家子人，全等着他的俸禄过活。

收入骤减，日子该如何过呢？苏轼“私甚忧之”。在给秦观的信中，他细道窘境及节流之法：日用不过150文，月初取4500文，分为30份，挂屋梁上，每日早晨举叉挑下一串。如此节约度日，“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

宋代高级官员的俸禄比较丰厚，苏轼做官20多年，存款却极少。这说明什么？一是他不善于理财，开销较大，正如他书告友人的“俸入所得，随手辄尽”；二是为官清廉，不涉贪腐。

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苏轼曾有此意，但是身居黄州，不谋食，一家人就要喝西北风。他即便是文坛领袖，也要为稻梁谋。

到達黄州第二年，苏轼脱下长衫，换上短衣，耕种黄州城东十多亩荒废的坡地，种稻种麦，栽桑种茶，侍弄莱圃。他曾经生出的弃官为农的想法竟意外实现，于是自号东坡居士，过上陶渊明采菊东篱下般的生活。

黄州没有苏轼，可能一直寂寂无名；黄州这个地方对苏轼而言，则是一种砥砺，没有谪居此处的磨炼，苏轼可能便不会创作出《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这样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