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明

生态保护，话题很老。宋人虽然没有牛气的科技，无法写出空气质量报告，也不能检测水质、土壤，发现噪声、电磁辐射等对人的危害，但是他们在资源开发、尊重自然等方面的经验，对今天的人来说，仍然有借鉴意义。

保护野生动物

“顺物之性”的说法源自庄子。《庄子》云：“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把雉关进笼子，养作宠物，它的生存条件固然变好，却违背了它的自然之性。

宋代在生态上追求“顺物之性”，禁止或反对捕捉野生动物，这从两位皇帝的诏书中可见。

一是太宗皇帝下诏，“珍禽异兽，何足尚焉！荣采捕于上林，复幽闭于笼槛，违物类飞鸣之性，岂国君仁恕之心？既无益于邦家，宜并停于贡献。应两京诸州，今后并不得以珍禽异兽充贡举”。各位同志，就不要进贡那些珍禽异兽了，让它们飞在高天，奔于林野，自由自在，因为俺老赵虽居于万人之上，但是很仁慈！

二是宋真宗颁诏，谆谆教诲臣民，禁捕山鹧鸪“以为玩好之资”。

既要“顺物之性”，那就得尊重生命，于是“戒杀放生”在两宋很流行。

宋真宗治国水平不高，却心比天高，曾学秦皇汉武去泰山封禅。这皇帝发了个奇葩诏书，要求农民伯伯们在十月以后才能焚烧田里的野草以做肥料，这样可以避免烧死昆虫。

彭乘《续墨客挥犀》记载，王安石从不杀生，退休以后住在南京，每次看到别人捕了鱼或龟，总会买回来放回池中。

诗人陈与义，不缺钱，写过《放鱼赋》，记叙某人竭泽而渔，无数鲜活的鱼虾命在顷刻，老陈万分心疼，赶紧掏钱买下放生。

宋政府也积极推进该项工作，多次命令各郡县设立放生池，举行放生活动。宋代的戒杀放生思想，主要来自当时理学之“仁”的思想。当然，宋人并非不知变通，比如遭遇动物威胁时，还是以人为重。

陈尧佐说，他在担任潮州通判期间，万江硫磺村张姓母子濯于江边，为鳄鱼所食。陈尧佐命人捕得这鳄鱼，“诛其首而烹之”。还有，某年发生蝗灾，朱熹主张立即采取措施捕杀。

杀生可谓“不仁”，是“贱物而爱人”，没有体现“仁民而爱物”的思想。最佳的选择是人和物“全而兼爱”，具体来说，就是让野生动物和人类各得其所，各有合适的生存地域，互不干扰，互不争夺资源，和平相处，方能各得其乐。

反对改湖造田

宋代改湖造田，集中在江南，尤以宁波、绍兴等地为多。但是，改湖造田也造成了危害，宋人对此多有论述。比如：鞠仲谋的《连江县重濬东湖记》、郏亶的《吴门水利书》，舒直的《西湖记》《水利记》等，均对改湖造田提出反对意见。

一是改湖造田虽然貌似增加了良田和粮产，但是水旱调节功能减弱，周围农田易遭水旱之灾而荒芜歉收，粮食总产量反而减少。

二是改湖造田会改变当地的生物群落结构，破坏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导致食物总类减少。

三是改湖造田影响该生态系统为人類提供美感的功能。

宋朝时，黄河经常泛滥，河水淹没庄稼，冲毁村庄。中央不仅下诏疏浚河道，还号召广植堤岸树，以固堤防。堤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

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沃，桑多则蚕壮。这就构成了“堤树—牛—土—桑—蚕”的小型生态系统，一举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