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母亲已经离开我18年了。

说来也奇怪，母亲还在的时候，我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有时候，我甚至还觉得她有点啰嗦，有点小题大做。但她去世后，却是我最想念的人。有时，我恍惚觉得她并没有离我远去，她就在某个地方等着我，等我回家，给我做上一桌好菜。有时，她走进我的梦里，一边为我补着衣服，一边和我拉着家常。而当我从梦中醒来，举目四望，周围只有一片夜色，母亲却渺无踪影。于是，我再一次低声吟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泪水，也就禁不住地滚落下来。

一

现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个老年妇女，中等身材，皱纹中透着沧桑，白发里自有一种风韵。

但我知道，母亲曾是美丽的。我曾见过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照片，白罩衣、黑裙子，齐耳短发，清秀的脸上满是笑容，意气风发地面对着她眼前的世界。

我还记得，1958年，我们全家从邵阳搬到常德。先是坐汽车到长沙，然后再从长沙坐轮船到常德。在从邵阳到长沙的汽车上，一个邻座的男子和我搭讪，母亲要我叫他叔叔。那位男子看起来很喜欢我，不住地夸我长得活泼可爱。他先是从口袋里掏出糖果，又从挎包里掏出一个桔子给我吃。这对因家里贫困，很少吃到零食的我来说，的确是一种难以抵抗的诱惑。同时也使年幼的我产生一种错误的虚荣心，以为真的是自己长得活泼、可爱。成年之后，我常常反思。当年那位“叔叔”之所以给我零食，恐怕并不是因为我的活泼可爱，而是因为母亲的漂亮可人。那位“叔叔”是在通过我，获得母亲的好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有时可以无功利地表现出来。萍水相逢，那位“叔叔”不可能从我母亲那里得到什么“回报”，但他愿意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他对于美好事物的一种尊敬，愿意看到母亲的微笑。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

渐渐长大，我也更加知事了一点。虽然作为儿子，我从未注意也不在乎母亲是否美丽，但我知道她是美丽的。记得在砖厂的时候，有一天，几个工人在一块边聊天，边吃花生米。我们几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也在一边玩，其中一个伸出手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不给一点我吃呀？”于是其中一个年轻点的工人抓了一把花生米放到他的手里。受此鼓舞，我也伸出手去，学样地说：“不给一点我吃呀？”那个年轻工人正准备给我也抓上一把，一个年老点的工人却生气地一把夺过装花生米的袋子，说，“不给他吃。他妈就是那个姚静。”我愣了一下，只好垂头走开。后来我从那个年轻工人处知道，原来是有个工人乘与母亲一起工作之机，抓住母亲的手轻轻抚摸。母亲当时就翻了脸，夺手而去，并把此事告诉了厂里的书记。书记责令那个工人写出“深刻检查”。此事在当时的砖厂造成不小的轰动。争议中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母亲做得对，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是女工。而大多数男工则认为母亲小题大做，害得人家受了处分。说来奇怪的是，我当时竟然也觉得母亲太较真，不应该向书记报告。原因当然不是觉得那个工人摸得应该，而是因为母亲的反应使我受到了一些工人的冷言冷语。现在想起，我仍觉得愧疚。人总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从母亲的角度想一想的，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批驳那些责怪母亲的工人？

二

中国有句古话，自古红颜皆薄命。母亲是否薄命，我觉得不大好说。但她的一生颇多坎坷，却是事实。

母亲1922年2月22日生于湖南邵阳。她的父亲也即我的外公是做什么的，她从未说过，因此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母亲小的时候家境并不富裕。据母亲回忆，当时家中很少吃荤菜。有时外婆买点瘦肉，开点汤，也只给外公一个人吃。因为他是家里挣钱的人，得养好身子。外公心疼唯一的闺女，也喜欢她的聪慧、文静，常常会挟一筷子肉，放到她的碗里。这时，母亲的弟弟，小名叫做铁岩的就会故意抽着鼻子，拉长声音说：“唔，好香呀。”于是外公也给他挟一筷子。然后，夫人、大儿子也都挟上一筷，他自己剩下的，也就是一点肉末和一碗肉汤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有时外公添荤时，外婆就打发三个孩子到外面去吃，但母亲总能在自己的碗底发现一个煎鸡蛋。这是外公特意嘱咐外婆为母亲做的，埋在米饭的下面，意在不让男孩子们发现。但最终总能被她弟弟发现，姐弟俩分着吃，有时也给哥哥一小块。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母亲在女孩子普遍不识字的当时，不仅读了小学，而且上了师范。她的母校叫爱莲师范，是一个初级师范学校（当时的师范学校分为两种。一种是初级师范学校，招收小说毕业生，一种是高级师范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学制四年。母亲毕业后，就在邵阳县城及附近的佘里桥、苏家渡一带教书。

1946年，母親与邵阳当地的一个叫徐建勋的北大法律系学生结了婚，开始了她的第一段婚姻生活。徐家是当地少数几个大地主，有三千多亩田地，家里生活比较优裕。但母亲热爱自己的工作，沉浸于教书的乐趣。她不习惯几十口人的大家庭生活，也不愿与妯娌们勾心斗角，加之丈夫又不在家里，因此婚后仍然在外教书，只在生产时到婆家住上几个月。

据母亲回忆，徐家小伙很聪明，对她也很好，但有一个不足：身体不大强壮。1949年，他因肺部的问题（大概是肺结核）从北大休学回家疗养。不巧的是疗养期间正碰上土改，徐家18岁以上的男丁都被集中到了乡里。据说，看在他是个大学生，乡里干部并没怎么为难他，相反还有所关照。但他回来是疗养的，本来身体就不大好，关在乡政府，起居饮食都不正常，更别谈治病吃药。因此病情逐渐恶化，最后不治而亡。

丈夫被关的日子，母亲也曾四处奔走，希望乡政府能看在他身体不好，又是学生的份上，将他放出来治病。但在当时的大氛围下，谁也不愿、不能、或不敢网开一面。历史的洪流奔腾向前，个人的琐事价值几何？丈夫就这样去了。母亲伤心了几个月。然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者已矣，存者仍存，生活还得继续。一年多后，她再次结了婚，嫁给了我的父亲，开始了她的第二段婚姻生活。

我父亲与我母亲结婚，其实也不完全是偶然。作为同一地方的文化人，实际上他们早就认识。母亲第一次结婚的时候，父亲还去送了恭贺，喝了酒。母亲丧夫之后，父亲也曾去看望。那时，母亲正处在丧夫的悲痛之中，有两个孩子要抚养，又与婆家划清了界限，像一颗浮萍失去了依托。而父亲当时也刚丧偶。同病相怜的两个人多次交往，渐生情愫，终于走到了一起，于是就有了我、我的弟弟和妹妹。加上父亲带来的三个女儿，母亲带来的两个儿子，新的家庭共育有8个子女。新的生活开始，过去的似乎永远过去了。

然而，发生过的事情永远不会消失，历史总是潜伏在当下的生活之中。1968年，母亲的第一段婚姻被人翻了出来。她所在的单位经历了斗争走资派和内斗之后，进入了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新近当权的一派惊讶地发现，这个自称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女人，其前夫竟然是个地主的“狗崽子”。于是母亲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被押上了批斗台。批斗前夕，大概是出于某种恶作剧的心理，或者是为了达到“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效果，造反派中的某位“天才”想出了一个标签，“恶霸地主的小老婆”，并将之写进标语，做成牌子，挂在母亲的脖子上。听说，母亲挂着这块写有“恶霸地主的小老婆”的牌子进入会场时，台下的看客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看着这样一个有文化、平素可望而不可及的漂亮女人，以这种方式暴露在大众面前，部分看客肯定会产生一种快感。

屋漏偏遇连天雨。这时单位又查出，一直被认为是正式职工的母亲其实并没办过转正手续。母亲记得自己是转正了的，她原来工作单位的领导曾正式通知过她，但现在档案里找不到转正的任何材料，她百口难辩。于是她从正式职工变成临时工，不久后又被解除了劳动合同。后来上海居民发起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运动。于是，母亲作为“也有两只手”的职工家属，被单位领导指定，带着我们兄弟四人，下放到了当时属于常德地区管辖的慈利县的一个山区。

从此，母亲与原单位脱离了关系。形势一日三变，造反派将母亲等一干人批斗之后，也就放下他们，又去忙其他的事情去了。母亲本可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然而，她自己的一个鲁莽举动，再次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

三

对于自己的被批斗，母亲一直不能释怀。她耿耿于怀的不是被批斗这一事情本身，而是那位“天才”给他加上的标签：“恶霸地主的小老婆”。她的前夫土改时虽已成年，但还在读书，是否地主都很难说，更谈不上恶霸。而她明明是明媒正娶、大红花轿抬进门的唯一合法妻子，怎么又成了小老婆？作为当时的知识女性，她又怎么肯去给别人当小老婆？这种过分看重面子的清高，过分执着于词句的迂腐，导致她下放后给当时常德的地、市革委会各写了一封申诉信。这封信自然照例转到了她原来所在单位处理。她原来的单位立刻派了一辆货车，跑了三四百里地，赶到我们下放的地方，连夜把她带回了原单位，接着送到了一个专为“刺头”们办的学习班。告状一直是领导最恨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你对他们心存怨恨，蔑视他们的权威，而且还意味着你可能给他们带来风险。用当时她原单位一位领导的话说：“一泡屎本来不臭，你自己要挑起来臭。那么，你挑吧，看是你厉害，还是我们厉害。”

结果当然是领导厉害。母亲在学习班呆了6个月，天天学习文件，反省思想，写出检查，接受盘问，忍受着无尽的冷眼、喝斥，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惩罚。不管是谁，只要是学习班的工作人员，只要看他们不顺眼，或者自己心里窝火，都有权力命令他们这些“学员”面墙思过，有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不知未来怎样，不晓路在何方。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熬过这180个日日夜夜的！

后来，脸色蜡黄的母亲终于带着一身疲惫回来了。但她很少向我们讲学习班的事。只有一次，她谈到在学习班时，她曾拧下电灯泡，将手伸向灯座里裸露的接头，准备一了百了。但在最后的那一刹那，她将手缩了回来。给她支撑的是我们的那些家书。那些家书是我的两位哥哥，在父亲的嘱咐下，每半月一封写给她的。信中的内容无非是告诉她半个月来家里的情况，要她注意自己的身体，说我们离不开她。“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就是这些简单的家书，使她放弃了自我的了结。因为她知道，在不太遥远的一个地方，她还有一个温暖的家，还有那么几个人在关心着她，需要着她，接纳着她。这给了她温暖，使她在暗夜看到了一线光明，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真是知妻莫若夫啊。如果不是父亲坚持要我们每15天写一封在我们看来是老调重弹的家书，我们还能否重见母亲，真是一件说不准的事。由此可见父母之间的伉俪情深。

从学习班回来时，母亲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她做女儿时娘家并不富裕，结婚后又一直以教书为生，自食其力，在徐家生活的日子加起来只有一年多。甚至连当时的土改工作队也没把她当徐家的人。据母亲自己回忆，由于她一直在外教书，基本属于领导、地方、群众三不管的人员，因此土改时工作队把她漏掉了，没有给她划个什么具体的成分。她根据自己的情况，把自己的成分定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简称“小资”。这种成分的人属于团结的对象。可这一下却成了专政的对象，给她的打击不小。回来一段时间，她不愿出门，在路上碰到熟人，别人问，“回来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发出自信的微笑，而是低着头，卑微地回答，“是的，回来了。回来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

但是，要说单位领导完全是无中生有，似乎也冤枉了他们。他们派出了调查组，到母亲娘家和前婆家所在地进行了外调。但是从1949年到1970年，21年过去，物是人非，许多当事人都不在了，还活着的，很多事也记不清了。婆家那边的人只记得，徐家是当地的大地主，土改时凡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成分都定为了地主。1949年母亲已经27岁，怎么可能不是地主呢？娘家那边，以前的确不是很富裕。但后来她哥哥出去工作，做了一个汽车修理厂的厂长，因此经常寄点钱回来贴补家用。她的父母出于老辈人的习惯，有点钱就用来买地。到土改那年，所有的田产正好达到了划地主的标准。这样，娘家是地主、婆家是地主，你土改时又已成年，有什么理由不是地主呢？历史考虑的从来只是规律，只是普遍，只是一般，个体的特殊性往往是被忽略的。除非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特殊性被白纸黑字地记载了下来，否则事后再想追认，实际上是不可能。母亲就这样成了地主，而且是漏网地主。漏网地主意味着你曾有意识地逃避改造，甚至意味着你想躲在革命队伍里，乘机兴风作浪。不过原单位领导在这一点上存了一点恻隐之心，没有罪加一等，没有再去追究其漏网的原因，只是简单地给她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就結了案。

母亲戴着这顶帽子忍辱负重地在农村生活了十年，直到1979年得到平反（请注意，是平反，而不是摘帽。平反意味着有关部门承认以前弄错了。不过，由于1979年所有地主都摘了帽，作为阶级斗争对象的地主阶级已不再存在，平反与摘帽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区别。），并且重新恢复了工作。然而，十一年过去，她已由46岁的中年步入57岁的老年。历史总是这么诡异，一张平反通知书就打发了母亲十一年的光阴。然而，母亲还是激动地哭了。因为有关部门还是考虑到了她的具体情况。个体的特殊性在历史的特殊时刻得到了承认。

四

现在想来，母亲一生命运多舛，与她的性格也有关系。她不仅好面子，而且好强。

这种好强表现在人际关系上，是她敢于据理力争，即使在领导面前，她也不怯场。1966年，弟弟初小毕业。那一年文化革命已经开始，升学考试举行之后又被废止，改由单位推荐，学校录取。我们家出身不大好，父亲解放前做过国民党的军医，在上高小（当时小学分为初小高小两个阶段，小学一至四年级是初小，五至六年级是高小。从初小到高小不是直升，而要经过考试和选拔。）的问题上，弟弟没有得到父亲所在单位的大力推荐，只得到一个候补录取通知。父亲唉声叹气，因为他的目标是培养我们上大学，谁知只到初小就止步了。他与母亲商量，希望母亲去找找有关部门。于是，母亲请了一天假，跑到常德市教育局交涉。她的理由有三条：一是弟弟年龄太小，不读书没事干；二是弟弟所读的是桃源县的学校，而砖厂是常德市的单位，我们是常德市的户口。桃源县的学校没有义务解决常德市户口的孩子读书的问题，但常德市的学校不能推开不管（母亲所在的单位虽然是常德市的，但是建在桃源县的地盘上，因此砖厂的子弟都在桃源县的学校上学。）；三是入学通知上写的不是不录取，而是候补录取。既是候补录取，就说明只要有空位，即可录取。常德市这么多的学校，她不相信就找不出一个空位。她翻来覆去地向领导们讲述这三个理由，竟然在一个熟人也没有的常德市教育局“杀开一条血路”，为弟弟谋到了读高小的机会。

在工作和生活上，母亲也是要强的。她一生主要从事了四项工作，教师、会计、工人和农民。每一项工作，她都是全力以赴，争取将它做好，做得别人没有话说。下放农村后，从没做过农活的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女人，按照当地农村的分工，她在出工之余，一个人承当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包括养猪喂鸡。我们下放的地方是丘陵地区，猪都是散养，白天放在外面，晚上回到猪栏，中间喂一道食。当地人唤猪吃食的时候，都“啰呀啰呀”地叫，猪一听见这个声音就跑来吃食了。母亲不知是不会还是不愿发出这样的声音，每到喂食的时候，她就扯开清脆的喉咙叫：“小猪，来呀来呀来呀。”有时还要加上一句，“来吃食啰。”由于她声音大，而且与众不同，我们开始时在社员面前都有点不好意思。但猪听习惯了，每当母亲这样呼唤的时候，它便哼哼着一路小跑地过来了。母亲就这样养大了她的小猪，甚至比我们邻居家的长得更好。因为她比当地农民更有头脑，懂得将猪菜洗干净了再给猪吃，而且懂得猪食一天煮一天的，而不是像当地农民那样，一次煮几天的，猪食馊了仍然照喂不误。

1979年平反之后，母亲回到了原来的单位，这时她已57岁。单位安排她到幼儿园工作。单位幼儿园连她共三个人，但其他两个阿姨包括一位只有四十来岁的都没有多少文化，只有她是教师出身。于是孩子们的教育全部由她负责。年近6旬的母亲重新当上了孩子王。她买来幼儿教育方面的书，边看边学。每天要给孩子们上三次课，还有两次课间操。每天上课间操的时候，母亲一本正经地吹着哨声，一边有节奏地踏着步子。幼儿们分小班、中班、大班站成三排，也随着哨声一二一地踏着步子做体操。母亲一会儿抬起左手，“小班的看齐了”；一会儿抬起右手，“大班的看齐了，今天看哪个小朋友表现好。”课间操后来简直成了砖厂的一道风景。每到课间操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特别是幼儿家长站在旁边，看着孩子们做操，并微笑议论。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之后，幼儿园的第一批幼儿出园了，在参加小学入学测试的时候，所有学校的老师都认为砖厂来的孩子素质好。因此，在1982年母亲年满六十，准备退休的时候，厂里的领导反复做她的工作，要她坚持再干几年。如是母亲又工作了一年多。直到1983年底，父亲得了一场病，住进医院，需人照顾，她才离开自己心爱的幼儿园，进入了退休生活。

五

父亲生于1907年，比母亲大了15岁。母亲去世后我常常想，如果母亲当年不是嫁给了父亲，而是选择与一个条件更好、地位更高的人结婚——凭着她当时的年龄、容貌与身份，做到这点应该不是很难——她的命运是否会改变呢？我觉得是可能的，但她不一定会更幸福。父亲虽然老实、懦弱了一些，但对母亲的感情是真挚的，两人相互扶持，风风雨雨过了一辈子。1999年母亲去世后不到半年，93岁高龄的父亲也就离开了人间。临去世前的半年时间，父亲不再吃药，不再上医院看病，理由是活了这么久，够了，不想再给后人添麻烦。但我总觉得，其实是母亲的去世使父亲失去了生活的动力，人世对他来说不再值得留恋。不然，怎么解释母亲一去世，他就不再吃药，不再去医院看病了呢？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自然是相互的。不过，我总觉得，母亲为父亲的付出更多。母亲是典型的夫唱妻随，她一生两次大的工作变动，实际上都是由于父亲的缘故。

父亲解放后在邵阳市卫生防疫站工作。1956年，父亲被临时抽调到当时的常德地区沅江县血吸虫防治队工作。血防结束后，大多数队员都哪来哪去，但他和另外几个队员却被留在了常德地区工作。当时我家人口众多，生活困难。他完全可以此为理由，请求调回邵阳。但一向随遇而安、不愿也不敢给领导添麻烦的父亲不是积极地向领导反映问题，而是要求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四人和我的小姐姐迁到常德来。当时我母親也参加了工作，是邵阳市一所学校的教师。她希望通过调动的方式到常德来，常德这边的接受单位很容易就找到了，但邵阳市教育局坚决不同意。因为邵阳市当时也缺合格的师资。至于教师个人的问题，领导是不考虑的。于是母亲只好放弃工作，从邵阳来到常德，从一个国家教师变成一个职工家属。没有单位、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初来的一段时间，是十分艰苦的。为了贴补家用，她曾在当时的常德市针织厂批发袜子，剪开袜底，缝好袜帮（当时的袜子主要是纱织的长统袜，袜底不经穿。需要将织好的袜子的袜底剪开，安上布纳的袜底，原袜底便折过来缝在袜帮的四周，以加强袜子的牢固度。有些家庭不愿做开袜底的工作，因此针织厂既出品未开袜底的袜子，也出品开了袜底的袜子。为了节省人力，他们把开袜底的工作承包给厂外的零时工做。），然后交回针织厂，领取一点微薄的计件收入。后来，她在当时的常德市卫门口完小找了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再后来她又到常德市帆船社子弟学校找到了正式工作，再后来，又调到帆船社做了会计，成了社里的行政人员。所谓“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经过几年的努力，她终于修成了正果。以后的路看得比较清楚了。

然而，父亲又调动了工作。

当时父亲所在的单位是常德市工廠联合保健站，负责常德市市属工厂的卫生保健和疾病治疗。在市属工厂中，有一家叫常德市机制砖厂。这家工厂离常德市区较远，工人看病不便。厂里的领导多次要求保健站派一个医术较好，能够独挡一面的全科医生到厂医务室工作。保健站的领导左挑右选，最终决定派父亲去。其中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大家都不愿去，而父亲比较听话，二是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保健站，是少数几个在保健站住家的职工。而且我家孩子多，经常在保健站吵吵闹闹，使得“站不像站”。对于这次调动，父亲毫无思想准备。他一直觉得自己医术好，是站里的业务骨干，调谁去都不会调他。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保健站离了他自然也照样转。领导考虑问题有自己的角度，不是平头百姓能够明白的。

临走的头天夜里，站里曾经在砖厂工作过的一个姓桂的医生到我家坐了一会，谈起砖厂的种种不便，劝我父亲去了之后想办法再调回来。父亲连连点头称是。但去后不久，他那随遇而安，不愿与领导交涉的性格又表现了出来：他要求母亲调到砖厂来。

母亲的这次调动，对她又是一个很大的波折。她在帆船社深得领导重视，已经办了转正手续。很可能当时正式手续还没批下来，她就调走了，转正之事也就不了了之。而她自己则以为转了正，由此留下祸根。另一个父母当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制砖是重体力劳动，工人大多来自农村。而公社选拔社员来砖厂工作的重要条件，是其家庭出身。相比学校、医院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砖厂的职工普遍出身较好。这样，像母亲、父亲这些历史上有一定问题的人，在砖厂就更加显眼，以至后来成为打击的对象。

环境的严峻在母亲的工作安排上也体现了出来。她在帆船社是社里的会计，到了砖厂之后，安排的岗位则是食堂的出纳，重要性一下小了很多。而且这一位置她还未能坐很久。四清期间，有人提出她历史有问题，不能在出纳这一重要岗位工作。由此可知，母亲的第一次婚姻，厂里的核心人物其实早就知道，只是当时的政策还有一定的包容性，因而领导没有将其提上“议事日程”。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问题既然提出，厂领导也就“从善如流”，将母亲从食堂出纳的岗位上调走，安排到护坯班工作。母亲由厂里的行政人员变成了普通工人，整天扛着一把锄头去苋子坪里除草（砖坯制作出来后要拉到空地晒干。晒砖的空地就叫苋子坪。砖坯是用板车拉去的，苋子坪长草后板车拉得很吃力，所以就需要人不停地除去长出的杂草），推着一辆带斗的板车去检拾不合格的砖坯。后来又成为临时工、家属，并最终下放农村。

从这个角度看，父亲对于母亲是有所亏欠的。

六

不过，我们对于母亲的亏欠更多。

母亲对我们，是慈爱的。1960年，她到帆船社子弟学校教书，我当时满了7岁，也就跟着她在那个学校上学，就在她上课的那个班。有一天，我感冒了，身体不舒服，没精打采地坐在座位上，很希望正在上课的母亲注意到我。但母亲不知道我感冒了，全神贯注地讲解着课文，根本没在意我。我越来越烦躁，对母亲也越来越不满。我把头靠在桌子上，故意发出痛苦的低吟。母亲终于注意到了，走过来，低声地问我哪里不舒服。我一肚子怨气却又说不出来，一急，竟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母亲手足无措，只好请没课的同事将我带出教室，自己仍然继续上课。我更加生气了，我要报复母亲，我故意洗了一个冷水澡，结果感冒更重了，还发起烧来。母亲十分焦急，带我看了病，吃了药，把我抱在怀里，给我讲故事，轻轻地唱歌。我趴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母亲仍然抱着我，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她就这样熬了一个晚上，白天还要上班。

现在想来，母亲真是伟大，她对孩子的爱，使她忘记了自己。而那时的我们，却根本没有意识到母亲的付出，反而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弟弟到了读书的年龄，母亲凭着以前当代课教师时建立的人际关系，把他弄到了卫门口完小。这个结果使她和父亲都很高兴。因为卫门口完小不仅是当时常德市最好的小学之一，而且离我们住的地方十分的近。按照母亲的说法，下雨天，父亲只要把弟弟往胳肢窝里一挟，两三分钟就到了学校门口，连伞都不要打。但作为小孩子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珍惜母亲的这一来自不易的“劳动成果”。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弟弟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发了牛脾气，在教室大吼大叫，不肯离开教室。老师威胁、利诱都不奏效。正好这时，母亲来接他回家。老师连忙把她领到教室，希望她能把弟弟制伏。但弟弟见母亲来了，大概觉得有了靠山，闹得更欢了。母亲说，再闹，我就不喜欢你了。但弟弟不在乎，因为他知道母亲总是会喜欢他的。母亲说，再闹，晚上不给你饭吃。弟弟也不在乎，因为即使不给饭吃，最终母亲还是会给他吃点东西，而且可能比饭更好。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将父亲叫来。父亲二话不说，将弟弟挟在胳膊下，在屁股上就是几巴掌。于是弟弟不闹了，乖乖地跟着父亲回去了。但卫门口小学却因此拒绝给弟弟正式学籍，理由是你家长都管不了，学校怎么管得了。弟弟本是试读生，是学校看母亲的面子才给了这个机会。但他试读期间就表现不好，学校自然乐于卸去这个包袱。于是 ，弟弟只好转学。不仅学校差了一大截，上学的路也远了一大截。

这次事件过后，父亲总结教训，认为母亲过于溺爱孩子。哪有管不住的，你看屁股一拍，不就听话了。母亲承认错误，但强调自己下不去手。

我想，这就是我们“不怕”母亲的原因。慈爱过头，容易变成溺爱。严格地说，慈爱与溺爱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线。但有时我又想，母亲对我们其实并不是溺爱。溺爱是无原则的爱，明知不对，还是一味地袒护。母亲的爱是有原则的。她只是没有找到贯彻原则的有效方法。国际之间的关系靠的是胡萝卜加大棒，人际之间的关系少不了奖励与惩罚。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除了慈爱之外，其实也需要威严。没有威严，也就没有敬畏，没有敬畏，孩子自然也就容易为所欲为。母亲没有弄清胡萝卜加大棒的辨证施治的道理，或者虽然懂得，却“下不去手”。这样她的慈爱就缺少了威慑力，有时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当然，相比那些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只有威严没有慈爱的家长，我还是喜欢母亲的慈爱，它给了我们一个更加幸福愉快的童年。

七

母亲退休后，與父亲一起住在原单位分的宿舍里，两人相互扶持，享受着夕阳的余晖。

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还是惬意的。母亲买菜做饭洗衣，父亲则负责生煤炉拖地买米。没事的时候两人便读读书、练练字、看看电视，傍晚两人一起出去散步。日子过得规律而又平静。

但母亲仍然惦记着我们。每年过春节回家，我们都能收到母亲亲手做的一双布鞋。母亲的针线活在她们那个时代的人中是突出的。她补的衣物针脚细密，补丁平整。如果破的地方不大，她就将补丁打在里面，外面再用线沿着破的地方细细地缝上一圈，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出来。母亲做鞋的手艺更了不起，她那里有很多的鞋样子，各种式样的布鞋她都能做，周围的邻居常常向她请教做鞋的诀窍，找她借做鞋的鞋样。小时候，除了雨天穿的胶鞋，我们几乎没有买过鞋，夏天布鞋、冬天棉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纳出来的。那时，无论是开会还是休息或是闲谈，只要手里空着，母亲总是拿着一只布做的鞋底，一针一线的纳着。右手中指上戴着顶针，旁边放着锥子。（因为鞋底厚，针穿不透。当时做鞋一般都是选用锥子在鞋底上钻洞，再用针引绳子将鞋底纳紧。）退休之后，精力不济了，但母亲仍然坚持每年给我们一人做一双鞋子。

然而自然规律不可违背，随着年龄渐渐地增大，母亲渐渐出现力不从心的现象。鞋子从一年一双逐渐变为两年一双，三年一双，最后没有了。以前，母亲常常徒步走到离砖厂不太远的德山商业区老码头去买东西，渐渐地也走不动了，没有交通工具就无法出远门。以前，他们还种了一小片菜地，这时也只好让给了别人。好在小姐姐就住在他们旁边，能够给予一定的照顾，使他们的晚年生活不至于太艰难。我当时在长沙教书，多次想把父母接到长沙来，与我们一起生活。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我们已有女儿，一家三口住在两间房里。1993年搬到两室一厅的套间，陆续接父母来住了三次，每次半年左右。本想着等分到三室一厅的房子后，再接父母过来长住。谁知1999年1月30日凌晨3点，二哥突然打来电话，说母亲因为上厕所，突发心肌梗塞，送医院抢救未果，于凌晨2点左右去世。享年78岁。

记得作家梁晓声说过，没有母亲的人都是孤儿，不管他是几岁还是几十岁，是国王、总统还是一般的工人、农民。我对此深有体会。没有了母亲，也就没有了家，没有了家的感觉、家的牵挂，没有了那个最无私、不求任何回报地爱着你的人。我经常愧疚于自己能力不足，小康太迟，在母亲在世时没有能力尽孝，而有能力的时候，母亲却不在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确是人生最大的遗憾之一。虽然我知道因为对我们的爱，母亲不会怪我，但我的确常常责怪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能克服困难，把父母接来，与自己住在一起？与母亲十多年辛苦地把自己养大所受的磨难相比，自己的那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我不相信来世。但有时思念母亲的时候，我倒宁愿有这么一个来世，以使我能有机会与母亲再会，再做一次她的儿子。

赵炎秋，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理论、比较文学。曾发表小说《敬蛇冲纪事》《同样的世界》《人子降临》及散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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