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尔

1976年9月，将满15岁的我从西上庄五七学校高一年级辍学。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又架着拐杖带着石膏绑腿在家属院每日串门数月后，1977年初我到距家不远的矿山医院做了一名见习护士（带粮学艺）。

这正是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的前后，政治高层虽风云已变换，广阔的底层社会却仍在以惯性运转。每一天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员们都在生产队长和民兵营长的督阵下嘻嘻哈哈地收秋割夏耕种，煤矿工人们每天照例将其黝黑到只剩眼白的形象在大澡塘里换成普通人模样重返人间，我们家属院的伙伴们有的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了，有的开始了他们打零工的生涯（我常到姑娘小伙子煤矿大妈们打金丝网的简陋车间里去，为自己无法参加此种愉快的集体劳动而感到羞愧），我的绝大多数同学是村子里的，他们则一律都在等待着“打土圪拉”（他们有时也戏称为修理地球）的永恒的命运。

我做见习护士是父母为我安排未来的一个初步的准备。因为我无法像我的哥哥们一样当兵或下乡，我的未来就是在那所矿山医院就业（如果能够顺利招工的话），并在那里完成我的一生。这是“打土圪拉”的农家子弟们所望尘莫及的一种高等的命运。我们今天所忧虑的阶层固化，在那时还简直不算一个问题。所有人都像砖头一样被砌在墙上无任何流动性可言，甚至连这样的愿望也被消灭殆尽了。“文革”尘埃落定，如我父亲他们那样的多如过河之鲫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早已各就各位回到了权力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