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那个报告文学兴盛的时代，我曾经被徐迟的报告文学吸引，其中两篇至今未忘，一篇是《哥德巴赫猜想》，一篇是《生命之树常绿》，后者是写蔡希陶的。

蔡希陶是中国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之一，没有他在瑞丽的森林中发现两棵巴西三叶橡胶树，哪有后来遍布云南的中国橡胶林？哪有中国自己出品的橡胶？没有蔡希陶开始种植境外来的“大金元”烤烟种子，哪有后来闻名遐迩的云烟？1932年，他已经闯进云南原始森林，花了整整三年时间，风餐露宿，采集了一万多号植物标本和种子，差点因为中了乌烟瘴气之毒丢掉性命。

年轻时的蔡希陶文笔相当好，鲁迅对他说：“我刚看了你的一篇小说，写得很有气派。虽然是个小伙子，你有关东大汉的气派。”蔡希陶如果写下去，成为一个著名作家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蔡希陶被植物迷住了，他和鲁迅走了一个逆向，鲁迅从植物学医学“改行”变为一个文学家，而蔡希陶却从一个出色的文学作者转变为一个植物学家，他俩擦肩而过。

文学和植物学是不是有一条隐秘的丝线牵扯着？我只能肯定一点，如果没有植物，这世界就消亡了；如果没有文学，人的脑袋就“消亡”了。

前阵子，我读到关于著名植物学家钟扬的报道，可惜读到之时，这位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在内蒙古出差途中遭遇了严重车祸去世，年仅53岁。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不是他的突然去世，钟扬还将默默无闻。就像徐迟没有写《生命之树常绿》之前，谁知道蔡希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