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和他的国家

在对现代美国小说家的诸多抱怨中，最响亮的，即便不是最聪明的，是指责他没有为他的国家说话。几个季节之前，《生活》杂志的一份社论庄重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为今天的美国说话？”其结论是，我们的小说家，或至少我们最有天赋的小说家，没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这篇社论的主旨是，在最近十年中，这个国家已经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繁荣，比起任何其他民族，它距离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更近，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正在写作的小说家，仿佛是生活在垃圾堆旁边的装货箱里，等待获准进入济贫院。与此相反，社论请求小说家给我们提供一些真正代表这个国家的东西，它在结尾非常流畅圆滑地转向一个更高的调门，进一步要求小说家给我们展示精神目标的可取之处，它说，“我们的温室文学最为缺乏的”是“生活本身的乐趣”。

这足以让人恼怒，激起许多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回应，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中有没有人是从有基督教信仰的小说家的特定立场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人，至少和《生活》杂志的编辑们一样，对“精神目标的可取之处”感兴趣。

这样的作家会把他的“国家”当成什么呢？在这方面，文学圈通常用的词语是“世界”，但是，“国家”一词也是胜任的；事实上，这个词更到位，更恰当，因为它能让人想起更多的东西。它暗示着一切，从小说家所描绘的实际的乡村，从他所处地区和民族的独有特色，到他真正的国家，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作家认为这一切都是永恒和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