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炜

进大学前，我每天都扳着手指算着什么时候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上自己喜欢的课。好不容易熬进大学，我惊喜地发现，我终于可以自己选课并可以选择什么时间上课。我高兴地把那几门课排过来排过去，大有翻身做主的感觉。

我们当时热衷于打听公共课老师的背景，“关门师叔”“关门师太”（经常给学生不及格的老师）的课要尽量避开；上课有点名“癖好”的老师自然也不受欢迎；剩下那些又不点名、考试时还“高抬贵手”的好好先生，即使挤破头我们也要选他的课。

到美国后，选课的自由度更大了。耶鲁大学的选课干脆叫“买课”，一听这名字，多少曾被国内教育制度“禁锢”的灵魂会兴奋得颤抖。在西方国家，人们都把买方当上帝，按照这个逻辑，学生应该是“上帝”。“买课”期长达两个星期，我想象着教授们像集市的小贩，在课堂里张罗一个摊子，兜售自己的独门绝技。学生们则像买主似的，拎着个选课篮去课堂里挑挑拣拣。直到走进课堂我才发现，原来“上帝”也不好当。

首先是选择的范围太广。耶鲁大学采用通识教育，进校时不分专业，两年以后才决定专业。所以前两年，学生必须抓紧时间，把自己可能感兴趣的课都选一遍。

观察下来，我发现很多美国学生更关注自己的兴趣。虽然他们也讨论教授的背景，给分苛刻的老师绝对是没有国界地不受欢迎。但比起国内部分学生一味关注分数和点名，兴趣在美国学生心中是第一位的。

相比起来，中国学生的心里多了几把锁，钥匙虽然捏在自己的手里却对不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