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鲁鲁

1942年初冬的一天，广西的山区已是大雪纷飞，万物凋零。但是，在垫满厚厚积雪的大山深处，一处山坳下的石灰窑却正升腾起黑白交织的股股浓烟，窑场内的一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汗流浃背的烧石工，就着窑火摇曳的昏暗光亮，在狭窄恶劣的作业面上劳作着。在人群中一个中等个头、有着几许文雅的中年人尤为显眼，他正用单薄的肩膀吃力地挑起两筐刚出窑的生石灰，艰难地移动着小步向窑口走去……

这个文雅的中年人是何许人也？他决非等闲之辈，而是国民党特务正四处抓捕未果的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

叛徒破坏

1940年底，为适应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了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统一领导广东、广西、江西、湘南、闽西南、香港等广大地区党的工作。1942年夏秋之交，由于叛徒出卖，南委机关遭到大破坏，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并叛变。随后，郭潜带着特务到桂林，破坏了设于逸仙中学的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工委副书记苏曼，桂林市委书记、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南委交通员张海萍等10余人一同遭到逮捕。被捕的苏曼、罗文坤、张海萍等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酷刑拷打无效之际，特务施出了更阴险的一手，他们将苏曼等人假释回严密布控的逸仙中学，企图以此诱捕来此接头的其他共产党人。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保守党的秘密，避免党组织遭受更大破坏，苏曼他们毅然选择了集体自杀，以牺牲宝贵生命的悲壮方式向党组织报警。

隐蔽求存

所幸的是，在这次大搜捕中，工委书记钱兴由于得到房东的相助而侥幸脱险。然而，省工委受到的巨大破坏，却使钱兴背负着沉重的自责压力。为了尽量减少损失，保存党的力量，他冒着国民党特务正悬赏缉拿他的极大风险四处奔走，用最快速度部署了基层党组织的撤退和人员疏散，避免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紧接着，他遵照南方局“隐蔽精干”的指示，为应对广西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形势，决定撤退到国民党顽固派统治较薄弱的桂东钟山县地区，以谋尽快重建省工委机关，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

于是，钱兴改名换姓，化装成广东难民，带着妻子陈美贤（省工委机要员）和不满周岁的小孩，以及撤退的部分省工委干部，辗转来到钟山县的英家乡白沙井屯，由中共英家乡特支书记张赞同暂时安顿于其屋后桐树林的茅棚里。此时，因省工委遭破坏和政治环境的恶化，转移到此的钱兴等人不仅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且因失去了原有职业而断绝了经济来源，工作和生活都同时陷入了困境。为解决生存问题，钱兴带领大家开荒种地、养鸡喂鸭、开凿石料、积极生产自救。10月，经短暂的组织调整，钱兴等人在白沙井屯组建了广西省工委临时机关。

然而，此时的叛徒和特务仍在四处打探钱兴等人的下落，由于白沙井屯位于桂梧公路附近，人多眼杂，既不利于长期隐蔽，机关安全也无保障。为了以防万一，钱兴等人只得将临时机关转移到离白沙井屯几十华里的大山中。白天，钱兴等人与逃难于此的单身汉一起开荒种地，开石料、烧石灰；夜晚，他们就穴居于一处山洞中。因自然环境恶劣和无经济来源，他们常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只好到附近庄稼地里捡拾土豆、芋头或甜菜，就着少许的糙米维持基本生活。

此时的钱兴，不仅眼睛深度近视，右手落有残疾，且患有肺痨病，身体极度虚弱。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他来说极为痛苦，但是钱兴以顽强的毅力，带领大家为重建党的组织艰辛工作。负责保卫工作的吴赞之，假扮成钱兴侄子，常陪钱兴徒步到县城车站等地为别人做挑夫、打短工；交通员肖雷和另一位工作人员何森，则到北帝庙中去做庙祝，靠初一、十五收点香米度日；还有的干部靠开荒种地维持生计，遇到干旱或度夏荒时，只得跟当地村民一样以南瓜叶、芭蕉根，甚至树皮充饥。在此期间，钱兴还经常借去车站做挑夫的机会，一方面了解情况判断形势，一方面与所属党组织联系，指导开展工作。吴赞之也常按钱兴指示，化装成货郎走村串户，借机传达省工委指示；肖雷、何森也以当庙祝的掩护，秘密印发宣传材料，做宣传群众的工作；还有的干部昼伏夜出，举办秘密农会，组织发动群众。

忠诚信仰

像钱兴这样的共产党人，并非是无他途而自找苦吃。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有优越的家庭，且有稳定的职业。钱兴出身于富裕之家，毕业于中山大学；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彰，既变卖了私田，还自办企业支持革命；省工委交通员庄炎林，更是出身于香港豪门，曾多次为革命变卖家产。然而 ，为了心中的崇高理想，为了解放劳苦大众这一神圣使命，他们毅然抛弃舒适的生活条件，甘愿隐蔽山野，甘愿下苦力，忍受饥饿熬煎。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仰，正是钱兴等身处逆境的共产党人，信心百倍、不怕艰辛、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南方局“三化”（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和“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方针、时刻牢记着共产党人的使命和革命大目标的根本理由。

有一天，钱兴在一处岩洞里组织一批干部进行整风学习，望着眼前这些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亲密战友，他心潮起伏、无限感慨地说道：“毛主席在延安住窑洞，心怀天下。今天我们蹲岩洞，是为着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我们也应该像毛主席那样，看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不能只看到洞前的那几棵树！只要心中有这个大目标，我们当下受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

这不是简单的豪言壮语，而是一位共产党人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可以想象当时的这种声音，对于一批身处逆境中的共产党人来说具有何等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正因为此，他们能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克服困难，能以灵活巧妙的方式开展工作，且终于在当地扎下了根，与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党的组织很好地隐蔽于群众之中，从而为恢复组织奠定坚实的基础。

重建组织

经过钱兴他们两年多艰苦的努力，广西省工委不僅逐步将失散的力量重新汇聚起来，恢复了原有的党组织，而且新建了一批基层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组织了秘密农会；同时还派党员打进国民党军队、三青团和一些基层政权中，担任要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到1944年，全省党员已达800多人。钱兴带领广西省工委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积极隐蔽的方针，创造性地执行“三勤”“三化”所取得的成就，后来还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南方局的高度赞扬。

1944年秋，钱兴历经艰难的寻找，终于通过《广西日报》记者张兆汉的渠道，使广西党组织成功地与南方局接上了关系，结束了孤军苦斗的日子，重新回到上级党组织的怀抱。抗战胜利后，饱经磨难的钱兴终于来到重庆，有了向南方局汇报广西党组织几年来艰难奋斗过程的机会。当他登上向往已久的红岩嘴，见到迎接他的南方局领导人时，他已忘记了多年的艰辛与苦难，似一个离开母亲多年的孩子，幸福的热泪涌满了眼眶。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周瑞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