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华，1924年4月15日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古逻乡上寨村。1938年4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4期5大队学习，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底进入中央军委三局通讯学校第13期学习无线电报务和机务，1939年参加高级班学习，1940年初毕业。同年3月随周恩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担任机要电台报务员。1942年夏，疏散到川东特委机关莫止（原名李德椿）家建立备用电台。1945年10月后返回红岩村，旧政协会议期间，参加中共代表团通信电台小组工作。1946年5月随周恩来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同年6月奉周恩来命令到上海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吴克坚情报系统做情报工作，直至上海解放。后任军委联络部、上海联络局第一处内勤科副科长、科长等职，1955年集体转业调北京中央调查部二局工作，任副处长、处长，“文革”后任中央调查部美国处处长。1980年离休，享受正厅（局）级待遇。2013年3月16日病逝，享年89岁。

问：请您谈谈来红岩之前的革命经历。

答：我生在书香门第之家，也是一个革命家庭。我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后在县政府做书记员。我年幼时，父亲蒙冤入狱，因不堪受辱，自杀身亡。我母亲刘玉璞（原名刘淑媛）1897出生于山西。她父亲刘秉彦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沈阳担任学监。我母亲毕业于太原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深受外祖父的影响，大革命时期加入了国民党，任国民党山西省妇女协进会常委，创办了河津县女子高等小学，自任校长。1936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1937年宣布脱离国民党，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我母亲率全家奔赴延安，主动要求上抗战前线，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参议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山西省政协驻会委员，1970年病故。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家乡遭沦陷，我不愿做亡国奴，一心想抗日。第二年，我14岁，离开家乡投奔阎锡山创建的“民族革命大学”（1937年1月，阎锡山打着民族革命的旗帜，在山西临汾创办了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临汾设立本校和一分校，运城、曲沃设立二、三、四分校，学生达5000余人。办学方针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1938年2月，随着日军侵略不断深入山西，阎锡山逐渐暴露反共嘴脸，尤其是1939年12月的晋西事变后，山西统一战线遭到极大破坏，民族革命大学彻底丧失革命性——整理者注）。我母亲得知民族革命大学叛变（统一战线）后，在她的引导下，我参加了牺盟会，革命的洪流把母女俩卷进了同一个革命阵营。

不久，通过山西河津牺盟会和八路军120师一个支队的介绍，我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及嫂子步行到延安，我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4期5大队（在柳树店）学习军事、经济学。1938年底毕业，被分配到军委三局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和机务。1940年3月，因国统区缺少电台干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让选调一批报务员和机要员，到重庆、桂林、海南岛等地从事地下机要电台工作。就这样，我们6个女同志、3个男同志，年龄从15至20岁不等，跟随周恩来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問：在红岩，组织上对电台人员有何纪律规定？南方局领导对您们有何关怀教育？

答：到国统区从事秘密电台工作的6个女同志中，除了我，还有杨力平、魏佐坤、吴梅容、徐恢范、肖敏。我和杨力平、吴梅容留在重庆，其余人去了桂林。3个男同志分别是曾绍辉、林胜文、刘成义，被派到海南岛。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机要电台设在办事处3楼，萧贤发是台长。由于缺人手，我和杨力平只实习了一个月就正式工作（按常规要实习3个月）。当时环境条件险恶，对电台人员要求很严。3楼的人一般不下楼，连吃饭、喝水都是勤务员端上来。楼下的人一般也不能上3楼。电台人员的宿舍也在3楼，大一点的房间住3个人，小一点的房间住两个人。但我觉得够大了，在延安，通常十几个人住一间小屋子。3楼是阁楼，无论朝南朝北，风都吹不进来，夏天非常热，洗澡也不方便。厨房有几个木盆，同志们用竹子做成水管，引来山上的泉水洗澡。我们的作息时间跟其他人不同，由于机器是24小时工作，大伙轮流当班，一人8小时。城里的国民党特务很多，同志们上街也有纪律规定，普通工作人员须两人同行，电台工作人员须3人同行。我们基本不上街，在离开红岩转入地下工作之前，我还不认识重庆市区的路。大约皖南事变前后，电台才搬到一楼。

我们的电台名义上对国民党是公开的、合法的，电台工作人员要向国民党报名字、军衔，但是不能让他们看到人。红岩举办活动时，我们只参加内部组织的活动，一旦有外来人员就不参加了。外事活动一律不参加，连新华日报社也不去。那时，逢救亡室（一楼集体活动室）放电影，因是国民党的放映队，原则上我们不能去。即使要去，也要等灯熄了才进去，电影快结束时就得赶紧出来。后来，每两个月，周恩来就把我们几个年轻人带出去看话剧，如《太平天国》《棠棣之花》《屈原》《虎符》，以及俄罗斯的歌剧等。

每过一段时间，周恩来和邓大姐就到3楼给电台人员开会，除了关心我们的工作、生活，也讲革命道理，甚至讲恋爱观，讲他和邓大姐是怎么恋爱的。周恩来说，结婚之后他非常忙，担任着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邓大姐一个人要忙工作，怀了孩子也没要。邓大姐说，周恩来忙我也忙啊，所以就把孩子打掉了。打掉了第一个孩子，伤了身体。第二个孩子难产，没能活下来，非常遗憾。邓大姐还说，她和周恩来是相互看上的。她看上周恩来的为人、才干，周恩来看上她的聪明，两人是志同道合。

周恩来很关心我们的学习。我们学习联共党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后每个人要写心得，做成墙报。我记得自己写的是要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周恩来还表扬我。

周恩来对人非常亲切。平时他很忙，要写报告，要修改新华日报社论，经常工作到凌晨四五点钟，甚至到早晨七八点才休息。天一亮，我们在3楼不好好走路，弄得咚咚响。这时周恩来的警务员就提醒我们，不要影响周副主席的休息。但周恩来从不责备我们。

我记得电台有一台1000瓦的发电机，安放在一楼，每天晚上发电时，要拿绳子使劲拽它一下才能发动起来，声音非常响。周恩来的办公室在2楼，他自然听得见，可从来没为这事提过意见。

问：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二楼作了重要讲话，您还有印象吗？

答：我们听了周恩来的讲话，都很悲痛。我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见过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中牺牲），与新四军军部一个机要员的关系也非常好，得知那么多同志牺牲被捕，我的心情非常难过。周恩来对同志们说，要准备好坐牢，准备好砍头，准备好牺牲。如果有人来问支部的事情，你们就说不知道，让他来找我。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董必武、钱瑛等南方局领导同志，不定期地对我们进行形势、气节教育。孔原在上课时讲，万一被捕后，应付敌人的办法，要坚定不移，决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要宁死不屈，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强调要保守秘密、严守纪律，做一个无名英雄。他以四川某些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的事实为例，要我们吸取教训，当组织遭到破坏时，应立即转移，不可稍存侥幸心理，以免引起更大的牵连和不幸。

当时，国民党特务搞“自首”运动，甚至搞“突击自首”，抓到我们的同志一两个小时后就放出来认人、抓人。或是放长线，跟踪盯梢，寻找我党地下组织和人员，企图大规模逮捕。重庆等地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有的人被捕自首，叛变了；有的人“突击自首”后放出，设法摆脱敌人，由后山跑进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坦白和汇报被捕自首经过。南方局领导指出，自首不对，但返回组织报告，不破坏组织，总的来说是好的。之后，把他们送到延安。

周恩来特别细心，他在讲课时提醒大家：“万一你们被捕受刑，不要过分压抑自己，要叫出声来，那样比较容易熬过去。”

问：董必武曾赋诗“愁煞佳人李冠华”，请您谈谈当时的情景。

答：那是1941年，国共合作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参政会不开了，周恩来也不出门了，他穿上了长袍。邓大姐闲来就给周副主席补袜子，做些针线活。董老觉得大家没什么事情做，就带我们去爬山，透透气。三八妇女节那天早晨，董老带着我们从防空洞那里往山上走，红岩村是个农场，山上的桃花、梨花全开了。回来后，董老兴致来了，就写了这首诗：“翠条丛中一枝花，娇娆秀出莫能遮。含苞欲放摘不得，愁煞佳人李冠华。”我们觉得这事很有趣。

在我们眼中，董老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一位长辈。他的爱人何莲芝对人也非常好。她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读书不多，但很会操持家务。在延安，董老有段时间坚持天天学英语，何莲芝自己带3个孩子，也不请保姆。何大姐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架子，从不让警卫员帮她做家务，都是一人承担。

问：1941年底，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牺牲了，您还记得红岩举行的追悼会吗？

答：我对这事印象非常深刻。为了纪念他，周恩来在红岩开了一个追悼会。他在会上讲，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要意志坚定不移。讲到大家要学习何功伟同志不怕牺牲的革命气节时，还充满感情地朗读了何功伟给爱人许云的诗。我当时心想，如果我做地下工作，就以何功伟为榜样，保持革命气节。那时许云怀着孩子，住在电台3楼，周恩来特地安排人员照顾她。

问：您是怎样离开红岩的？又是如何做地下工作的？

答：1942年夏，我离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设立一个预备电台。预备电台就是秘密的备用电台，当八路军办事处的电台被（敌人）破坏了，为了跟党中央保持联系，就用预备电台联络（皖南事变后，国共武装冲突尖锐，南方局为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对办事处进行突然袭击，保证在特殊情况下不中断与党中央的联系，便将办事处电台部分人员疏散到成都、重庆市区和郊区设立秘密电台，以备用——整理者注）。

最初组织调我去成都，谁知国民党检查时，成都的电台出了问题。钱瑛说，那你就留在重庆吧。这时孔原找我谈话，主要讲怎样做好秘密工作，组织原则是什么，如果被捕了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接着，他开始布置任务：“派你到莫止（原名李德椿，又名江涛，江苏吴江人，1922年1月出生于丝绸商家庭，10岁丧父，与母亲石恬如、弟弟李德宏相依为命。1938年入党，曾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成都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副局长，195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整理者注）同志家隐蔽和工作，他是个能力很强、思想敏锐的好同志，善于总结经验，汇报工作十分有条理，工作总结报告写得很出色。莫止的記忆力很强，他上山听了周副主席或其他领导同志的报告或指示，全靠脑子记住，回去能向同志们作比较完整的口头传达。”

莫止常来办事处汇报工作，我见过他，只是不知道他的姓名和工作情况。1940年，莫止家住南岸莲花山，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与莫止母亲合资盖了三间茅草屋，莫母和儿子用一间，廖志高夫妇用一间，还有一间作为堂屋。这里是莫母掩护地下党员的家，南方局的孔原、林蒙、荣高棠等同志曾先后在此住过。这一时期，组织上把莫止抽调出来设立电台，我负责电台业务，对外称莫止的表妹，先后由廖志高、荣高棠领导。

我离开办事处之前，周恩来特意找我谈话，嘱咐我带一本马列主义书籍，坚持学习，不要忘记革命的理论。他亲切地说：“虽然你做地下工作不能藏很多东西，但是藏一本书还是可以的。我相信你能藏好。”

一天深夜，在荣高棠的护送下，我带着一个箱子，里面藏着一部15瓦的小电台，乘周恩来的车，离开了办事处。车把我们送到南岸，然后改坐滑竿。荣高棠一直把我送到莫止家里。

莫止是江苏人，我是山西人，两人口音不同，生活在一起，怎么应付国民党的检查和周围邻居呢？这件事全靠莫母编“口供”，打掩护。她是个有爱国思想的妇女。淞沪抗战时，为前方将士缝制寒衣。两个儿子参加革命后，在儿子的影响下，她同情革命，掩护川东特委机关，照顾同志。她没文化，但很聪明，儿子教她识字，渐渐就能看懂报纸，为我们传递情报。

我们在莲花山住了一个月，因屋里没有交流电，无法设立电台，便决定搬家。那时找房子很困难，好不容易在头塘张家湾一个富农那里租到几间房。张家湾是一个村，同样没有交流电，电台无法工作，我就使用干电池抄收新闻，学习整风文献，写心得体会，然后再烧掉。在这里住了一年，我目睹了莫止的勤奋。我们一起阅读苏联名著，如《铁流》《母亲》，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的作品，以及斯诺的《西行漫记》，巴金、萧军的作品，学习《评<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资本论》等书籍。他逐字逐段学习，记笔记，写心得。

1942年10月，经组织同意，我和莫止结婚了。我们始终牢记自己的任务，一直在寻找能提供交流电的房子。但谈何容易！我们建的是秘密电台，只能在郊区，那时候，郊区很少有电。1943年下半年，我们搬到黄沙溪，租了两间仍然没有电的房子。这时，办事处已经建立了秘密电台，我们这部预备电台就没用了，但我仍然坚持抄新闻。

问：您是何时回红岩的呢？

答：1945年10月10日，我和莫止回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我没有参加秘密电台的工作，组织上要求我们先学习国际国内形势，然后再回地下。在办事处学习期间，我婆婆独自在郊区，很担心我们，因为那时候我们几乎没有生活费了。太平洋战争之前，莫止一家依靠在上海租界做绸缎生意的叔叔接济。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了租界，莫止的叔叔无力再接济我们，家里的生活来源，靠我婆婆微薄的积蓄。1943年到1944年，莫止在牛奶公司、直接税局等单位任小职员作掩护，挣点薪水补贴家用。如今，我和莫止“上山”（上红岩）学习，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了，我婆婆有些着急，找人写信到办事处找我们。信封上写的是莫止在住地所报户口的名字李家康，地址则是黄沙溪。

这事让周恩来知道了，他看了来信后说：“你们不能再在地下了。这封信公开写到办事處，国民党马上就能查到你在地下的具体住址，回去后肯定会被捕。你们不回去，但也不能把母亲丢了，还要保护老母亲不受迫害。”随后，周恩来安排两个警卫人员把我婆婆接到了办事处。

问：请您谈谈在中共代表团的情况。

答：组织上对我说，既然身份公开了，那就到中共代表团吧。1946年1月初，我被派到代表团，莫止留在南方局当秘书，整理地下党的材料。

这一时期，让我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叶挺、廖承志的出狱。中共代表团驻地在重庆中山三路，为迎接他们，开了一个小型欢迎会，并请叶挺讲话。叶挺还穿着入狱时的棉衣，衣服很破，手肘上的棉花都露出来了。

不久，发生了“四八”事件（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乘坐美式运输飞机返回延安，因飞机撞山，机上17人全部遇难——整理者注）。得知消息后，同志们都哭了。4月21日，在办事处礼堂召开的公开追悼会上，各界人士都参加了，一些国民党人士也送来挽联。但我们电台人员没有参加追悼会。

5月初，童小鹏带着机要电台人员，乘坐一架美国运输机到了南京。之前马歇尔给了我们一台4500千瓦的发电机和一部军用电台，难得有这么好的设备，也一同从重庆运到南京继续使用。

周恩来吸取教训，让大家分开走，他带领一批人，董老带领一批人。5月7日，全部人员抵达南京。

南京谈判失败后，邓大姐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驻机关？我不愿意。她说那不行啊，现在还得让你去上海。莫止的叔叔在上海开绸庄，这是比较有利的条件，可以做掩护。

我和莫止到了上海，进入吴克坚领导的情报系统。我负责建电台和机要工作，莫止担任吴克坚的内勤助手，领导4个电台，整理上报情报。我婆婆担任吴克坚与莫止的联络员，负责收转资料。莫止的弟弟李德宏，在银行工作，为吴克坚提供大量工作经费。莫止很善于利用公开报刊搜集情报，他从《时代》（苏联驻华使馆出版的期刊）杂志了解国共战场的战况，直到这本刊物停刊。

在上海期间，由于刘少文的两个秘书叛变，他的系统遭到破坏，并受到追捕。刘少文的组织和我们的组织有工作联系，那两个秘书我也认识，为此吴克坚要求我们赶紧搬家到杭州。那段时间，我们搬了3次家，常处于不安定的生活中。

1949年4月，我们得到消息：“我军将于4月20日零点渡江南下，敌人已溃不成军。”5月27日，上海中央公园附近终于打响了解放上海的枪声，上海终于获得了解放。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口述人审核，题目为整理者所加。整理者系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