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儿子刚出生，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被划为右派，这年我妻子21岁。

两年后，我被遣送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时的新疆遥远又荒凉，我担心自己戴着右派帽子去，此行也许再也回不来了。因此，与妻儿离别之际，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我被分在石河子的兵团工二师机修厂当钳工，每月生活费31元，发工资见自己拿钱仅为技工的一半，难免一阵伤感，我就以“志士之美在于无私，人不能让铜臭玷污灵魂”的中华美德来鞭策自己。想到家中经济困难，我一发工资就跑到3公里外的邮政局寄回18元给家里，余下13元便是我全月的生活费。为此，我早饭吃包谷馍，喝包谷糊糊，中、晚去食堂很少买荤菜。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兵团实行粮食“低标准，瓜菜代”，我没钱买高价食品，夜里常常饿得睡不着。为省3角钱，我连最爱看的电影也不看了。每当夜深或节假日空闲下来，对家人的强烈思念把我折磨得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心里憋得發慌。我多么盼望妻子来此工作，最好把儿子也带上。但立即想到自己右派帽子未摘，不允许有个人打算，再说她大学刚毕业，更应集中精力钻研本职。于是我每周都给她写长信。纸薄情长，倾注了我的满腔热情和深沉爱恋，有时都羡慕那小小的信笺，几天内便可越过万水千山去到我心爱的人身边。我一再叮嘱她不要想我，这样于事无补，也影响情绪，影响工作，在分开的日子里，双方在工作上和学习上多努力，就能为未来的幸福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