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静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小学校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把课后服务工作纳入中小学校考评体系，加强督导检查。防止让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严禁以课后服务的名义乱收费。新规的出台不禁令人反思———如何让课后服务“叫好又叫座”，真正化解“四点半难题”？

现状：“四点半难题”难倒家长

每天下午四点左右，很多小学的校门口总有一群人，他们举着牌子，让刚放学的小朋友排好队跟着走。他们不是老师，也不是家长，而是来自托管班的“阿姨”们。

学生放学了，父母还没下班。因此，这一现象被人们俗称为“四点半难题”。

“孩子一般下午4点放学，但我们夫妻俩下班要5点半，赶到家已经快7点了，根本赶不及去接孩子。”市民吴女士坦言，尽管孩子已上小学三年级，学校也离家不远，但想到孩子要自己过马路回家还是很担心。由于学校没有课后托管服务，她每月花1000元将孩子送到校外培训机构的托管班。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不少托管班问题重重：有的藏身居民楼，无证经营，人多拥挤，且逃生通道狭窄，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有的管理混乱，餐具无消毒、食品储存不规范，甚至炊事员连健康证都没有……由于行政管理权限不清，无证托管班几乎无人监管。一旦出了问题，家长投诉无门。

无证的托管班这么乱，“正规军”如何呢？正式持证的托管机构提供包括接送、午餐和午休等服务，从业教师必须持有教师资格证，每月的收费至少1500元以上，价格比非正式托管机构高出二分之一到一倍，很多家庭无力承受。

为了解决孩子放学后看护的问题，一些家长想出了各种“无奈的办法”：有的“拼家长”，由一名家长统一把孩子接回家，或者接到课外补习班上课；还有的“拼保姆”，一起花钱请一名保姆负责接送孩子……

“今年‘两会前，我在学校征集大会提案，很多青年教职工强烈希望我就中小学、幼儿园的作息时间问题做一个提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华北电力大学原校长刘吉臻对“四点半难题”特别关注。他的研究团队里也有这样的成员，哪怕是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一到下午三四点，他们就坐不住了，而且面露尴尬，最后说“实在对不起，我得去接孩子”。这种“孩子放了学，家长没下班”的情况催生了大量收费高昂的社会托管班、培训班，导致“家长增了负，孩子没减负”。

尝试：打破“四点半难题”僵局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回应了刘吉臻委员的关切：“基础教育阶段，放学之后，学生怎么办？这是件让人非常揪心的事。”

其实从2016年起，教育部已开始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解决“四点半难题”。日前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正是对试点地区学校课后托管服务进行规范。

为解决困扰市民多年的小学生放学后无人照管问题，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教育服务，威海市委、市政府從2016年起将小学生课后托管工作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纳入对各区市的目标绩效管理考核。目前，该市已实现小学生免费课后托管的“四个全面”，即市域全覆盖、财政全保障、服务全到位、监管全方位。

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南京市所有公办、民办小学从每学期开学第二周起实行“弹性离校”制度，学校提供延时照顾服务，合理安排专人照管学生自行复习、作业、预习和课外阅读，缓解“放学早、下班晚”导致的部分家长接孩子难题。

在长沙市，一些学校也在探索解决“四点半难题”上积累了经验。长沙市岳麓区博才卓越小学2013年春季推出“做作业+玩社团”模式的课后托管服务。每天四点半以后，学校提供了72个社团可供学生自由选择，而那些不愿意参加社团的学生则安排教师提供作业辅导服务。“现在已有95%的学生参加了学校的课后托管服务。在这个模式之下，学校的社团也蓬勃发展，特别是湘绣社团、网球社团已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博才卓越小学校长谢奇华告诉记者，正因为如此，学校附近的托管班生意非常冷清，几年下来，只有一两个托管班在营业。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全国各地的课后服务模式大概有四种方式：一是政府支持、学校组织；二是家长主导、学校配合；三是青少年校外教育场所组织；四是社区组织，为中小学生提供课后服务。

破题：课后服务应坚持公益性原则

相比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托管班，让中小学校主动承担课后服务责任，确实是解决“四点半难题”的好政策。此举也彰显了政府对中小学生健康成长高度负责的精神，是对民生问题的正面回应。

如何让好政策真正“叫好又叫座”？首先，财政补贴要到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不得以课后服务的名义乱收费。其次，学校管理要到位。《意见》明确指出，课后服务内容是做作业、自主阅读、体育、娱乐等。学校应对教师进行科学排班及统筹引入，管好社区、校外活动中心等资源。

教育界人士指出，要想真正解决家长的“四点半难题”，未来对于何为“适当收费”、何为“乱收费”、何为“课后服务”、何为“变相补课”等概念，还需要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界定。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李保强表示，《意见》提出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这就从政策层面决定了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属于教育福利范畴，应坚持公益性原则，是学校社会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表现形式，不能将其作为教育上的“补课”行为和“赢利”策略。

谢奇华认为，在推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教师是最关键的角色。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不变形、不走样地落实政策，不可或缺。确保补贴合理到位很重要，从制度上体现对教师劳动的尊重和信任同样重要。

因此，在这一课后服务政策即将在全国范围普遍推行之际，要提前规避服务与补课界限不清，提防课后自主异化为学校做主，避免公共服务的初衷被消解或扭曲，同时做好配套能力建设，追求多赢，才能真正形成课后服务工作的合力。

课后服务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才刚刚开了个头，需要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管理，也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体力行、积极探索，真正化解“四点半难题”，提高课后服务的水平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