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进（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金释银聚
——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设计解析

樊 进（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本文通过对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的设计研究，阐述了其设计的科学性和适人性。战国“鎏金银带钩”的设计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当时的一个高级定制的设计范例，这对于当今的个性化定制以及与带钩相关的设计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价值。

兽形鎏金银带钩；工艺；设计；定制

图1

一、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简述

带钩，是我国古人用来束腰或佩挂物品的挂钩，其功能相当于今天的腰带扣、钥匙扣之类系束、扣挂之物，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与装饰性。曾经是古人尤其是男性贵族、文人与士兵的日常用品，由于与带钩配套的各类材质的“带”多为皮革等有机物，易腐难存，故出土的此物件仅见金属、玉石之类的带钩。

本案例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图1），长12厘米，宽4.8厘米，重257克，银质底胎,鎏金钩面，青铜钩钮，采用分铸而成。1965年2月，于江苏涟水三里墩的战国墓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战国“鎏金银带钩”是较为典型的琵琶式带钩，从其结构、造型特征来看应为束腰带钩，从材质、纹饰及工艺复杂程度来看佩戴者应拥有雄厚的经济条件，身份地位也非常显赫。

二、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设计原理分析

（一）使用方式

带钩主要运用勾卡之力达成束解目的。首先，将“T”形或蘑菇形钩钮与革带勾卡在一起，即在革带一端切一条合适的缝隙，将钩钮卡入其中，这样皮革的坚韧与钮面的开阔硬朗便形成了一个勾卡力，将带钩与革带连接起来；其勾卡的原理尤其钩钮与革带的连接方式与今天的纽扣、盘扣如出一辙（图2）（图3）。其次，将钩首穿过革带另一端的孔眼中，利用钩首回望之“曲”形成另一个勾卡力，这是直接起收紧或放松作用——达成束解目的之力。

图2

图3

图4

图5

在钩钮与革带连接时，其开口方式有两种可能：1. 当钮柱的直径不大，受力较轻时，其开口可以是一条缝隙；2. 当钮柱直径较大，受力较重时，其开口方式可为 形。这主要让革带与钮柱更加吻合，增加钩钮与革带的摩擦受力面，不易脱扣。本案例由于钮柱直径、自重都较大，很可能采取第二种扣接方式；使用方法可从战国的铜造像及秦始皇兵马俑上的佩戴情况可以看出其概貌（图4、图5）。 “兽形鎏金银带钩”的佩戴情景应与这些造像的佩戴情形相类似，模拟如图所示（图6）。

图6

图7

图8

图9

关于带钩的使用方法，王仁湘先生归纳有单钩法、并钩法和环钩法三种使用方法：1. “单钩法”，即用一个钩来达成束解目的。这种用法非常普遍，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即是此连接手法；2. “并钩法”，将两个或更多相同规格的带钩并联起来使用，或使用几个带钩合为一体的联体带钩（图7），主要是增强带钩的承载力；3. “环钩法”，即带钩的钩首不是直接钩入革带，而是在革带的一端系一环状物。这样佩戴比较方便，又可避免革带因受力过于集中，导致变形开裂。考古发现也多有带钩与玉环同出共存的现象（图8）。

（二）应用范围

王仁湘先生曾按带钩的用途将带钩大致分为革带用钩、佩器用钩、佩物用钩、佩饰用钩四类，后归为束带和佩系两种用途。革带用钩即在革带的一端固定带钩，再用钩勾住革带另一端的孔眼或环里，起到束紧的作用，使用较为方便，可称为“钩钮式带钩”，此类带钩是束腰带钩发展的最终型制。“鎏金银带钩”即是束腰的钩钮式带钩。此类带钩，在春秋战国时代，带钩得到很大的改进并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应用，由于其出色的使用功效，到了秦朝成为重要的军需品之一。

图10

图11

图1 2a

图1 2b

佩系类的带钩其结构较为简单。一般体型较小，与革带垂直向下，可以勾挂剑、刀、削、弩等武器（图9）、（图10）；可以勾挂铜印、铜镜、铜钱等生活杂器；也可以勾挂玉髓、水晶、玛瑙等配饰，以致可以装饰到极致形成镶有金银珠宝的“钩络带”。根据功能来看，此类带钩可称为“器物带钩”，当然也是钩钮式带钩的一种，只不过它勾的是“器物”而已。

本案例侧面整体呈“S”形，有利于增加拉扯的力量（图11）。“S”形是几乎所有带钩的侧视形象，在保证有效拉力的同时又兼具曲线的柔美。

有些带钩出土于人架颈部和肩部的位置，因而将形体短小的带钩称为“襟钩”或“衣钩”。但古人有无襟钩以及与当今僧人袈裟上的衣钩有无联系，尚需可靠的论据和进一步的探讨：河南褚邱9号战国墓有长达20.6厘米的错金银铁带钩；湖北江陵藤店1号墓出土的长达46.2厘米的错金银大型铜带钩，这些出土于颈部或肩部的超大型带钩难作“襟钩”用。

图13

图14

三、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结构设计分析

“兽形鎏金银带钩”总长12厘米，宽4.8厘米，厚约3厘米，钩首宽约1.6厘米，钩颈宽约1厘米，厚度约3厘米，钩钮高度大于1厘米，钮柱直径约1厘米，钮面直径约1.85厘米，钩首与钩颈约0.44厘米的空间。（图12 a 、b）

“兽形鎏金银带钩”由钩首、钩颈、钩体、钩面、钩尾、钩背、钩钮七部分组成，钩钮又由钩柱、钮面两部分组成（图13）。本案例的钩首部位为一瞠目露齿小兽头，钩首即与钩体相望的部分，呈某种动物的头部形象，其下颚的突出造型可以加固带与钩牢固度；钩首的宽度显示了革带孔径应在1.6厘米以上；钩首与钩体连接部位为钩颈，是钩挂时主要的受力位置，钩首与钩颈的空间可显示革带的厚度应在0.44厘米以内；与钩首相对的另一端为钩尾：钩体的正面为钩面，常饰以各种纹饰和铭文，是起装饰作用的主要部分；钩体的反面为钩背，背上蘑菇状部分为钩钮，是带钩与革带连接的核心部位，生根借力的桥梁；钩钮由钮柱与钮面组成。钮柱是钮面与钩体相连部分，钮柱较粗，可见其承受的拉力较大；通过钮面的尺寸可看出与革带相连的开口应在1.85厘米以内。

本案例最有特色的结构在其背部，整个钩背一直到钩颈开始上弯之处内凹成腔,壁厚约0.2—0.5厘米不等，其结构类似今天的槽钢。这一结构设计先进而巧妙，虽然以前带钩的背部也出现类似的内凹的结构，但较为浅显，而“兽形鎏金银带钩”更进一步形成了类似槽钢的结构力学特征，钩面上的起伏不平的造型，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加强筋的作用（图14）。另，钩尾宽度为4.8厘米，长宽比为1:0.4，较宽的尾部可以增强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同时减少勒束感，增加舒适性；钩首与钩尾之间为钩体。

本案例整体有一定的圆曲度，当系于腰部时与人体结构较为吻合（图15），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本案例的侧面呈“S”形，有利于增加拉扯的力量，即“S”形结构有效的分散了钩体所承受的拉力，尤其是钩颈、钩钮处，可借用人体腹部有效的抵消部分拉力（见图11）。束腰带钩作为古人的日常用品，与今人对腰带扣的需求一样，主要是由人的着衣方式和生理结构决定的。就着衣方式而言，春秋战国时期流行深衣，上衣下裳连为一体，较商代更为宽博，中间需系束腰带。人体侧面呈多段“S”型，腰部前凸臀部后翘，为带钩的使用提供了天然平台，腰部处与人体中间部位，能最大限度地携“上” 提“下”；战国时期的腰带即束腰带钩与皮革等的组合，主要用于男性佩带，原因大致有三：其一，男性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创造力量，“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模式注定男性需要强有力的生产配备，束腰带钩便是其中之一。而女性通常居家从事轻体力劳作，只要用纺织品系解即可；其二，男女生理结构的差异：一般男性髋骨较女性的窄，而髋骨之上的腰部是系束衣物的核心部位。这样，男性由腰部到髋骨的落差远没有女性的大，尤其男性“发福”以后，更是如此，必须有强力的腰带才能系束住；其三，腰带在春秋战国时期充当了“杂物架”的作用，尤其王公贵族，佩刀系剑、挂镜带印等，就需要牢固性强的带钩相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男性束腰带钩的出现就成了必然趋势。

图15

四、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材料工艺分析

(一)材料选择

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的主体材料是银合金，表面鎏金。在鎏金的过程中使用了金属汞。鎏金的材料：金与汞。本案例取金的色泽，用银做内部胎体，其应有如下考量：首先，节约了成本；其次，减轻了重量，利于佩戴，同体积的金银的重量几乎相差一半：金的比重为19.32，银的比重为10.49；再次，彰显了贵族的格调。

1. 金的选择：其鎏金层的含金量约94%－95%。鎏金层给银质带钩穿上一件真金的外衣，阻止了银质胎体的氧化。金的化学性质非常的稳定，在空气中不易被氧化，常温下有亘古不变的稳定特性。金的色泽富丽堂皇、熠熠生辉，是财富地位一种象征，是贵金属中最有视觉感受的材料之一。

2. 汞的选择：汞是鎏金工艺中的桥梁材料。俗称“水银”，是常温下唯一存在的液态金属，能将固态的金原料化成液态的金汞混合物“金汞齐”，利于涂抹。加热之后，汞挥发殆尽，留下黄金紧贴表面，数遍即成金色。

3. 银的选择：同为贵金属，具有较高的比重，合金具有丰富的选择性，银在这里是幕后英雄。本案例的银质勾体目前没有看到其具体成分含量的测定，在这里可以根据其带钩的实用性尝试性地进行一个推测：根据带钩勾颈造型较细来看，其实际所需的结构力度应该较高，其银胎应为银合金材料，其力度至少要达到“纹银”的结构力，通常首饰制作中的结构银含量在85%左右，属于较强的结构力，高于传统的“纹银”（银含量93%左右）力度，因此，本案例的银含量大致应该在80%—90%这个区间，另外的部分多以铜材料为主（铜可以与银以任意比例进行配比形成合金）。这样形成的结构力才能够满足束腰的使用需求。

由此可见，当时金银匠对金、银、汞、铜等材料性能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并能够根据其特性进行熟练应用。当然，这些经验的获得与春秋时期《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金有六齐”（铜与锡的不同配比产生六种不同需求的铜合金）的冶炼铸造实践有着密切关系。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带钩材料多以青铜、铁为主，金银、玉器不少，骨质、琉璃、木制等材料也有出土。两种以上材料结合的带钩不少，尤其鎏金、错金银、镶嵌各种玉石等等，而如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采用金、银、汞、铜等多种金属材料以上成形的带钩，较为少见，这也是战国时期金银贵金属加工工艺达到一定高度的见证。

(二)工艺造型

1.鎏金工艺

鎏金工艺，是我国在战国时期发明的一种传统的器物表面处理技术，最早的记载见于梁代。《本草纲目•水银条》引梁代陶弘景的话说：“水银，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首先，利用金与水银在常温状态下能够完全亲融达到液体状态的特性做成“金汞齐”；其次，利用水银极易气化的特性，施以温度加速其气化；再次，在鎏金层表面施以压力，顺势压缩水银分子气化后所形成的特殊负压区，使金分子与器物表面形成某种相互结合的机械力，即金分子与器物分子之间的吸附、扩散等结合力。这样器物表面会形成一层具有张力的金膜吸附在器物表面，即金衣。

其工艺流程大致如下：

（1）酸洗器件：清除工件表面垢渍，再用酸梅水刷洗，这样可使金泥与器面易于结合，不发“飘”。

（2）配制金泥：俗称“杀金”。鎏金需要用成色最好的金子，用水银和黄金合成“金汞齐”。将约1毫米厚的金箔剪碎，置于坩锅中加热至约400℃时，将约七倍左右的汞放入，待完全相熔后，倒入水中，成银白色膏状物，即“金泥”。

（3）抹金：将鎏金胚胎打磨光细；将前端扁平和略翘起的铜棍用酸梅水洗净，端部抹汞使发白，称为“金棍”。用金棍沾起金泥再蘸着盐、矾的混合液体均匀涂抹于器表。用棕刷蘸酸液将金泥反复刷匀，边抹边压，即“拴”。这是使金层致密、帖附紧固的关键性操作，行话云：“三分抹，七分拴。”

（4）开金：用炽热木炭置铁丝笼均匀烘烤器物，令汞蒸发，边蒸边用鬃刷拍打，使金层紧贴器面。如此反复三四次，随着汞的蒸发，器物由银白色变为金黄色即可停火。此谓“开金”。

（5）清洗：开金器件先用酸梅水、杏干水逐次清洗，再用铜刷蘸呈碱性的皂角水刷洗，使器表光洁。

（6）找色：抹金的厚度与开金的温度不一，常会使器物颜色有差别，择标准后，再度抹金、开金，使成一色。

（7）压亮：用硬度较高的玉石、玛瑙“压子”碾压金层，使之致密、牢固，使器表金光灿烂。

一件理想的鎏金器往往需要反复涂抹几次金泥、烘烤几次，如果金子丰厚，就要进行三至五次或更多遍的鎏。

战国时期的青铜、金、银等金属的冶炼、铸造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本案例的鎏金、铸造等工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案例的鎏金层的含金量约94%－95%，可见当时黄金的冶炼、鎏金技术已相当成熟。不过由于重要媒介材料汞，对人体容易造成极大伤害，所以传统的鎏金工艺现已基本弃用，现代的贵金属的表面着色基本由电镀代替。

2.银胎铸造

“兽形鎏金银带钩”的铸造据公开资料为浑铸，即整体铸造。其带钩的主体结构，为银胎。其银胎铸造属于金属铸造的一类，金属铸造即将一定配比的金属原料加热熔炼成可以充分流动的液体并灌浇到特定材质的空腔内，待冷却凝固后形成预定的金属铸件，其形状尺寸与空腔一致。之后再对铸件进行打磨处理，以便继续后面的工艺处理。“兽形鎏金银带钩”的铸造原理也是如此。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青铜冶炼和铸造达到了新高度，已经出现了铁器的冶炼和铸造技术。相对而言，有了这些需要相对精准的控温技术，银的冶炼与铸造技术也相应变得纯熟：一方面，银材料属于贵金属，产量有限，工艺要求更高；另一方面，银质铸造的物件体量不大，工艺可控性更强。这一点可以从本案例整体造型的细腻程度可以看出来。

五、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装饰设计分析

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钩体呈S形，其纹样风格和同期青铜器纹样的风格相一致，颇有荡气回肠的力度之美（图16）。当从带钩侧上方观察时，整个形象为一瞠目利齿的大头长耳野兽作吞咬另一小头细身野兽身体之态，而小头野兽神态安然自得，毫无惊慌之感，整个布局颇为诙谐生动。其间，大头野兽两前肢作抓耳状，两后肢翻转到背上左右卷曲靠近，造型夸张风趣，两后肢下方各一条向外迂回张望之蛇。当将钩首朝上立起放置时，正视为一小兽坐立前观的形象：钩首为一带有双角的兽头，钩颈视为长颈，钩身视为躯干：两前肢向上蜷曲抱于胸部，两爪外翻；两下肢抬起向上收于腹部，两爪上张，小腿转折处各生一角状利爪，其尾部坐于云纹之中，整个神态威武有力，踌躇满志；当带钩首尾倒置，钩身中断呈现为一长耳银角的兽头，瞋目利齿，钩颈如其吐出长舌，而舌尖上卷呈一小露齿上视的兽头。这种“横看成岭侧呈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表现手法，多种图形相互共生关联、组合成双关语意的设计，也似有几分采用现代设计中同构的意味，使人产生诸多的观感联想。本案例的设计整个造型别具一格，它虽为怪兽却给人一种温柔可爱的奇妙感觉，线条圆润、流畅，做工精巧、细腻。纹饰虽有些繁芜，但格调清新瑰丽、高贵典雅，呈现轻松活泼、浪漫和谐的氛围。

图16

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的钩首部分采用圆雕造型手法，钩身的兽头、四肢、齿爪、夔龙等采用高浮雕的造型手法，整个造型饱满有力，纹饰高低错落有致，颇具跌宕起伏的层次之美；同时纹饰的跌宕起伏也增加金色的反射面，使其更加熠熠生辉、变幻迷离。纹饰风格倾向写实，在写实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夸张表现（图17）。

图17

本案例从表面看起来显得非常厚重，这应该是佩带者的初衷：彰显其雄厚财力与地位。春秋战国时期，金银普遍被王公贵族作为重要的饰物，金色是黄色系列中的最有光泽的色彩，为皇宫贵族等采用，作为尊严和高贵的象征。

六、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设计文化分析

（一）纹饰中的文化特点

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的纹饰既表现对称、严肃又追寻活泼、自由，既有张牙舞爪的狰狞，又具诙谐、轻松的慵懒，这些形态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矛盾心态。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政体日趋没落，周王室摇摇欲坠，地方诸侯列强跃跃欲试，既想称霸天下，又不愿背负“逆朝臣子”的罪名，“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出现谁占了先机谁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混乱局面。这种矛盾的社会状态似乎与钩体的三种不同的视觉效果有某种呼应关系。其一，大兽瞠目裂齿吞吃小兽的视觉效果，似有暗示当时诸侯列国相互攻占、各自为政的混乱景象之意；其二，倒立呈大兽吐舌舞爪，面露狰狞的画面，也让人产生诸侯列国相互逞强，不甘示弱之联想；其三，收腿抱胸的坐立形态，又不免让人产生各国正襟危坐、冠冕堂皇的联想，与相互倾轧、争斗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同时，这些纹样风格与“象征天命神权的青铜礼器让位于具有实用和装饰并重的生活器具”的历史背景有着莫大的关系。整个装饰纹样新巧活泼，虽有狞厉之态，但无凝滞之风。

兽形、夔龙等装饰纹饰内容表明佩带者身份地位的特殊性；纹样呈现的对称性也给人以庄重严肃之感，这些都暗示出其威猛的尊严与不可侵犯的高贵。从这一角度来说，纹饰便衍生出某种权力的象征意味。纹饰的“金质”精工制作，也体现佩戴者过着奢华富裕的生活。纹饰从侧面描述或影射社会现实的现象也透出淡淡的生活气息，有了世俗化的倾向，与秦汉时期，带钩出现直接描述生活、生产的历史进程遥相呼应，反映了当时人们开始关注和彰显自我的文化现象。

（二）造型中的文化特点

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婉转含蓄的造型与我国“温润内敛”的文化性格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这种“温润内敛”往往表现为举止言行比较含蓄，不直接，不露骨，注重礼节，常有某种“绕弯”、“客气”的感觉，甚至有“虚伪”之嫌，而这种“绕”与“弯”、“虚”与“伪”和视觉形象当中的“曲线”、“曲面”等“曲”的造型相互呼应。因此，“温润内敛”就是文化上的一种“曲”的表现。“S”形是“曲”的典型视觉形象，而“S”形是包括“鎏金银带钩”在内的几乎所有带钩的侧视造型，在保证有效拉力的同时，又兼具曲线的柔美。战国“鎏金银带钩”除侧视之“曲”外，也有兽型四肢之“曲”，兽角兽鼻之“曲”，夔龙之“曲”；还有大兽吞咬小兽亦假亦真之“曲”，小兽似坐立，大兽似吐舌的变幻逶迤之“曲”；以及借钩颈之曲达成束解目的之“曲”，透过纹饰内容暗示社会现实之“曲”等等。这种种之“曲”不能不说与我国文化上的“曲”有关系。

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出土于江苏涟水县，在地理位置上与鲁国并不是十分遥远，与后来的齐国更近一步。“涟水境春秋时，先属吴，后越、楚、吴相争，时而属越，时而属楚，周赧王九年(前306)。楚灭越，属楚。” 楚国是“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与中原有着频繁的交流。人民苦不堪言，厌倦了频繁的战争，向往安宁的生活。孔子周游列国，推崇“曲己待人”、“克己复礼”的思想理念，对当时纷乱嘈杂的社会现实而言，不啻为一股清新的空气，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排除战国涟水地区流行儒家文化的可能性。由此儒家的“内敛”、“儒雅”的文化性格，对当时的设计文化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在“曲”的线、面、体的应用上有所侧重。而且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也暗合了佩带者穿梭名流显贵中间展示其能力、背景等的心理需求，这也是一种“曲”的表现。总之，战国“鎏金银带钩”之“曲”与我国文化之“曲”有着种种曲径幽通的神似。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是以“曲”达到勾卡系束目的，达成身份地位的彰显与威慑，与文化上以“曲”达成儒雅修为，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案例鎏金银带钩是战国时期较为典型的琵琶型带钩，类似型制一直沿用到东汉，在各个朝代以不同的内容反复出现。

（三）文化寓意

装饰与实用合为一体的带钩所形成的带钩文化，在我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早在春秋年间，带钩就因其佩戴的位置而载入史册。《国语•齐语》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后来的《史记•齐太公世家》、《列子•力命》等著作都提及此事；《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隋书•礼仪志》：“（班固与弟超曰）遗仲升兽头金旁囊、金错钩”，许多的著作都从各个角度提及了带钩，可见带钩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很可能已带有某种祈福的意义。人们把带钩视为吉祥之物，极有可能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有关。尤其汉代以后，刻有各种吉祥用语的带钩时有出现，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著录有：“丙午神钩君高迁”、“丙午钩君高迁”等，都明确显示了与升迁有关的信息。追溯历史，战国时期，“鎏金银带钩”也不能排除具有“升迁”祈福的可能，尤其是想在仕途中有所作为的达官贵人更是乐此不疲。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战国应该也是这一吉祥寓意形成的发展或酝酿期，由此，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带有“升迁”等祈福意义的可能性也在情理之中。

战国时代，衣冠服饰作为统治阶级“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带钩自然也成了各自展示身份地位、彰显个性的一种方式。首先，佩戴黄金饰物的都是上流阶层：仆人伺候、车马陪伴，养尊处优，不会从事体力劳动，257克的重量不是设计者考虑不周，恰是佩带者的需求。黄金，因其灿烂辉煌的色彩和亘古不变的稳定性格，几千年来一直被奉为财富、地位的象征。《管子•乘马篇》“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黄金百镒为一箧”可见黄金所具备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基本职能在战国已基本具备。因此，本案例以这种较为张扬的“真实”方式展现出来，比较容易达到炫耀、威慑等目的。鎏金工艺的使用，也从侧面反映了黄金的稀有程度。当时各个阶级泾渭分明，佩戴如此夸张的带钩，更能体现拥有者的阶级属性，确立自身的优越位置，这也应该是佩戴者的目的所在。“兽形鎏金银带钩”正是拥有者过着奢华贵族生活的见证。其二，“兽形鎏金银带钩”上面出现两条夔龙，再加上两只猛兽的造型，显示佩带者的身份应为诸侯贵族之类人物。从金色纯度、工艺精湛程度、重量等方面来看，就不是一般贵族能够达到的。其三，深衣的系束方式，成就了“鎏金银带钩”。春秋战国流行深衣，形制博大，上衣下裳连为一体，束腰加带。无论男女贵贱、文职武别，均以深衣为尚。这样的服装外加装饰的位置不多，除了“冠”之外腰带就是重要部位了。带钩自然成了装饰的重点，“兽形鎏金银带钩”的背后离不开这种束衣方式和阶级判断的准则。其四，“兽形鎏金银带钩”精工考究显示出与其所束解服装也应在颜色、纹饰、质地、工艺等方面非常考究。仅就服装颜色来说，一般为“重色”或“深色”，这应与周代服饰等级差别有关。帝王冕服，“玄衣纁裳”，如图6（b）就是较为典型的“玄衣纁裳”。通常诸侯百官服装的颜色应弱之，为深色衣服的可能性较大。《司服》云：“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深色在视觉心理上给人以厚重之感，与其“重量级”的身份相配。在深色的背景之下，金质的色彩会更加的绚烂夺目，再画或绣以各种专用纹饰更能彰显其特有的地位。

图18

（四）传播与起源

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群雄逐鹿的社会氛围下，可以彰显道德情操与个人身份地位的带钩很快形成流行趋势，并流传到我国大部分地区（图18）。到东汉时期分布最广，魏晋以后范围开始缩小。从目前的考古挖掘来看，中原与关中地区最为集中，华东地区的黄河长江下游地区较为集中，其他区域也有不少的发现。带钩的材料、题材、风格也日益多样化，工艺考究，制作精美。到了西汉时期各式带钩甚为流行，如《淮南子•说林训》所描述的“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

关于带钩的起源，存在着几种观点：第一，认为带钩是北方游牧民族或域外传来的外来之物，跟战国中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有着密切关系。第二，王仁湘曾做过系统的综合分析和论证，认为：“早在春秋时代，我国中原与东部南部就已大量制作和服用带钩”，“东周带钩的起源只能在中国本土寻找”。笔者认同王仁湘的观点，需要结合不断出土相关器物做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应该从我国在玉器盛行的时代去分析与探索。

七、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设计评价

（一）典型意义

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在材料的选择与工艺处理上有其独特的考究。在带钩的沿革历史中为一标志性案例。其一，鎏金的选择符合了当时黄金在显贵及平民的心理判断，可以实现佩带者所要传达的心理暗示，同时避免了真实黄金材料的大量投入，又几乎减轻了一半的重量；其二，对黄金、白银、铜、汞等材料的认知程度高超。取黄金之色，用白银之重，采合金之坚，纳汞齐之散，可谓博采众长之典范；其三，型制是战国流行的类似琵琶的样式，上面的纹饰也与当时的纹饰风格比较吻合，反映了当时佩带者至少也是社会流行趋势的紧随者；同时其表现的内容及形式极具个性，反映了当时百家争鸣的文化状态，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这些都从侧面吻合了“设计当随时代”的思想理念。

（二）承传意义

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的纹饰设计既有商周的严谨对称,又有活泼灵动的清新气韵，在内容表现上甚至有些荒诞离奇的意味，而这些恰恰能够反映出当时激荡融合的社会现实。

在同类的琵琶型制的设计中，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继承和发扬了以前型制的优点，尤其是钩背面凹型结构的应用颇为成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槽形结构力学已有相当深入的认识。本案例既保证器物视觉效果和结构力度的同时又减轻了自重，节省了成本。这种结构设计在现代生产及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比如批量生产的金银首饰，常常采用类似的空腔结构设计，达到增强外观效果节省成本的目的；无论外观造型怎样变化，如汽车的表面大都是由数块外凸内凹的蒙皮组成，这些不仅是视觉审美的需要更是结构强度的内在要求。

本案例采用的鎏金、银胎铸造等工艺，是在前人做了大量技术积累后的一次集中呈现，对鎏金工艺的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至少为汉、唐鎏金工艺的大放异彩做了一定的技术探索与储备。

（三）启迪意义

带钩虽为小物件，但其背后可拓展的领域却极为广阔。战国“鎏金银带钩”的成功是建立在对材料、机械性能等领域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基础之上，直取设计本质的一种成功探索。对当今设计领域尤其金属工艺在应用型设计方面有着很好的示范作用：即在把握设计本质的基础上，着重对各种材料性能、结构形态等进行探索性的实践与创新，并以此作为设计创意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针对不同的设计需求进行选材或根据不同材料的特性进行扬长避短的设计制作，综合各材质的长处，以达到“物尽其用”、“材美工巧”之境界。

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以单件制作的个性化服装配件出现，可看成是当时金银匠为一个资财雄厚的贵族度身定做的个性化定制设计。这对于当今流行个性化定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兽形鎏金银带钩”的纹饰、造型、材质、工艺等多方面的考量与佩带者的身份地位、价值取向、审美追求以及社会状态等信息都有着近乎完美的结合。为特定需求的对象进行特殊的定制设计，因人而异的灵活性设计运作，这或许是设计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一种必然之路。尤其是对当今高端消费群体的定制设计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因此，战国“兽形鎏金银带钩”不失为一个遥远而真实的成功典范。

（责任编辑：王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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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675（2017）02-0174-07

2016-11-20

樊 进（1977-），男，江苏连云港人，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传统艺术设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