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姝

在以中国当代作家的“流氓书写”为视点，进行文学形象的梳理与打捞之前，有必要对“流氓”进行一个界定。从广义的词源学角度来看，流氓指居所不定的流浪者。《中文大辞典》中指出：“今谓扰乱社会秩序安宁、专事不良行为者，亦曰流氓，与无赖同”，可视为对流氓的狭义定义。历史学、民俗学学者完颜绍元在《流氓的变迁》中将“流氓”一词界定为“脱离生产不务正业而在社会上游荡，并以悖离传统道德文化和破坏社会秩序为基本行为特征的不良分子”，更侧重流氓的社会学意涵。本文将要探讨的“流氓书写”取狭义的“流氓”概念，意在考察在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中，作家如何进行“流氓书写”，从而呈现文化价值体系内的思想逻辑、文化心理和生存哲学。

在1949年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前二十七年，对流氓的书写，主要表现在无产者或敌对阶级的不良行径特别是性行为上，人物形象以政治流氓、市井流氓为主；新时期文学中，流氓形象的道德定义逐渐淡化，人性之恶被深入挖掘，文化流氓形象涌现，流氓书写得到了脱敏和狂欢，“流氓”逐渐内化为一种文化心理和美学风格。以当代作家流氓书写为视点，考察文学叙述中錯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更具有福柯所说的“讲述话语的时代”的意义。

阶级符码：宏大叙事下的流氓书写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以宏大叙事的概念来把握叙事与知识的关系，可以提供一个关照“十七年”文学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