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辰吴春来

刘占文博士的育种哲学

郭庆辰吴春来

笔者（右）、佟屏亚研究员（中）与刘占文博士（左）

（一）

在河北种子界，提起刘占文，几乎没人知道；在保定农业战线，说起刘占文，大家也直摇头。但在保定一带农民中，刘占文可是鼎鼎大名。刘占文的博斯公司位于河北省顺平县，距保定市只有40 km，他的甜糯玉米产业累计种植面积约6 666.7 hm2，带动了2万多户农户，纯增收2.8亿元。在国际甜糯玉米界，Boss Liu或Doctor Liu的名气更是让许多老板和专家伸大拇指。鲁迅先生说过，“名人的兴起由远及近”。屠呦呦在没获诺贝尔奖以前，在医学界都没有多少知名度，看来刘占文也需要“出口转内销”。

刘占文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农科院品资所工作。刘占文属于最早的一批外派学者。1981年被派到国际水稻研究所深造、工作，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植物育种研究所研究分子生物学与植物育种学，1995—1996年在日本佐竹制造所任市场部经理，1997年在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工作。当时办绿卡比办营业执照都容易，以他的渊博学识及工作能力，想在美国干出名堂也不难，但他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面对老板的挽留、亲朋好友的劝阻和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回国了。

出国早，回国早。1995年，海归博士绝对是稀缺资源，学历、能力业界公认，晋职晋级顺理成章，前程似锦，美好的未来等着他去创造和铺就。而刘占文却做出了一个至今仍令人不解、令人唏嘘、令人感叹的决定，辞去公职，自己创业。

刘占文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二）

2016年9月10号，刘占文博士打来一个电话：“9月14日开销售会，你过来捧捧场。”

“你又不愁销路，开什么会啊？”笔者不解地问。

“先富带后富嘛！闹闹动静，开拓一下大家的育种思路。”刘博士说话总能站到一定高度，而且富含哲理。

动静一闹就大。

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佟屏亚先生、玉米育种前辈潘才暹研究员（“黄早四”育成人）、全国政协委员孙宝啟博士、韩国金钟焕博士到会，还有众多的专家名流参加了会议。笔者是来凑数的：对普通玉米育种外的事知之甚少，甚至一片空白。笔者从事普通玉米育种工作多年，虽有一些搞甜糯玉米育种的朋友，但对甜糯玉米的认识极其肤浅。甜玉米——不就是甜吗？糯玉米——不就是糯吗？甜糯玉米——又甜又黏。再往深处讲，就不知道了。

（三）

刘占文博士反复强调，育种家首先必须要有哲学思想，否则出不了大品种。

这是否要求育种工作者去啃孔孟、老庄或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孔子说：“君子不器。”苏东坡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育种人勤奋苦干固然重要，但应学会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站在市场和生产的角度看育种，全方位、多角度分析育种，把育种看成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孤立地看问题。最起码，育种家面对的是一个生物，其每对生物施加一个动作，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回应。过去靠埋头苦干就可能碰出一个好品种，但在今天国际竞争如此激烈、育种技术日益发达、分子技术纵深介入、栽培管理技术和育种理念与实践结合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育种越来越成为一门多学科、多门类相互渗透的科学。没有辩证思维，没有综合协调、创新能力，没有前瞻的育种目标，想再出大品种，其难度可想而知。

笔者了解，目前国内甜糯玉米育种水平远不如普通玉米，许多人主攻普通玉米育种，甜糯玉米育种是副业。用行话来说，国内甜糯玉米育种专业化、系统化程度低，零敲碎打的多。加工方法和能力也跟不上，以供鲜穗和速冻为主，产品形式原始而粗糙；销售基本上是低档次、地摊式销售。

甜玉米起源于美国，后在美国以及欧洲大行其道。糯玉米起源于中国，已得到国际育种界的公认，但发展步伐却很缓慢。

（四）

笔者与刘占文博士认识时间不长，但接触不少，沟通交流更多，有共同语言，能“调到一个频道”，海阔天空，无话不谈，但谈得最多的还是玉米育种以及育种的哲学思维。

据说中国有30万育种大军，搞玉米育种的有20万人，能出品种的不超过千分之一，能出有影响力品种的，比如推广面积达到66.7万hm2的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工夫没少费，劲没少下，有些人还是高学历，为何出不了品种？

面对笔者的提问，刘占文认为，理论是实践的前奏。没有理论指导，光靠经验积累，成功的概率太小。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西方人重理论、重思维，东方人重经验、重实践。公元前240年前后，在希腊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当馆长的埃拉托色尼，发现冬至这一天阳光直射到雅典的一口井里，根据平行线同位角相同原理，估算出地球周长是4万km。元朝的郭守敬，测出了地球子午线的长度，但因没有“地球是球体”这一观念，算不出地球的周长。西方人很早就有“地球是圆的”这一概念，因此有麦哲伦航海的壮举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佳话。明朝郑和七下西洋，驾驶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无敌舰队，因为没有“圆球”这一概念，郑和没有给人类留下太多精神和物质财富。虽然我国玉米育种队伍庞大，但是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水平相去甚远，许多人搞了多年育种，连遗传学三大规律都说不出来，理论基础知之甚少。靠采材料、多组配，怎么会出品种？怎么会出一流品种？有中彩票、搏大赌心理的人为数不少，可好品种、大品种鲜见踪影。

笔者又问，“据说甜玉米是西方人餐桌上的美食，美国人均年消费甜玉米10 kg。为何我国甜糯玉米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刘占文回答：“世界上没有人不追求健康，没有人拒绝美食。春节是中国人最大的节日，一个家庭不买几斤水果、不买些新鲜蔬菜似乎不是待客之道，就好像过年缺点什么，但甜玉米、糯玉米还不是日常所需。甜糯玉米没能走进千家万户，关键还是品种自身的问题。甜糯玉米是普通玉米的突变体，与普通玉米既有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都是由隐性基因控制的。这里有一套复杂的遗传变异规律。有些搞甜糯玉米育种的人还不知道这些规律，甜＋糯不等于甜糯，这不是简单的加法法则，甜和糯是两个概念，风味是第三个概念。实现甜糯基因的合理搭配和有效整合，有许多难以解释的理论和一整套复杂的技术。原理没搞清楚，机械地将其拼凑在一起，是很难出优秀品种的。也难怪市场上的许多甜糯玉米奇形怪状，花丝多，毛毛烘烘，口感差，吃起来塞牙，令人全然没有欣赏美食的感觉。博斯甜糯玉米‘果穗修长美观，籽粒质感如玉，口感清香甜黏，皮薄无渣，咽后回味留甘’，所有品种均是按照标准化、产业化设计、培育成功的。同行说我们的育种水平领先他们8～10年，并不夸张。”

▲博斯玉米新品种品鉴会

笔者好奇，“甜糯玉米市场潜力有多大？”刘占文笑着说：“北京市常住人口有2 400万，如果一个人一年吃10穗甜糯玉米，就是2.4亿个鲜穗。生产这么多鲜果穗，需要6 666.7 hm2土地，加上加工储藏，那将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如果每人平均2d吃一穗甜糯玉米，这个数字将大得惊人！如果甜糯玉米成了国人餐桌上的美食，市场之大可想而知。前景广阔，潜力无穷。”

谈到鲜穗出口，笔者曾问刘占文：“许多单位和育种人也认为自己有水平，但种子销不动，也没人赞助，资金链困难，他们归究于宣传力度不够，消费者对甜糯玉米的营养价值认识不足。而你以外贸为主，走高端市场，种子和鲜穗几乎全部出口，国内市场极少见到，你是怎么一步到位走向国际市场的？”刘占文若有所思，他说：“先正达一个甜玉米品种库普拉售价在600元/磅，严重供不应求，还有大量走私货。事实上，没有国际视野，不了解市场需求，技术标准不与国际市场接轨，闭门造车，育出的品种卖不出去、无人问津太正常了。出口鲜穗和速冻果穗，除了上面讲的口感和风味外，还得讲求果穗外观。国内生产的甜糯玉米锥形穗居多，长度不够、外观不美，不能加工成标准段，产品实现不了标准化。经销商和消费者每每对自己所需商品面临选择困惑，得不到国际市场的认可也就可想而知了。严格地讲，育种不仅是一门综合而高深的学问，数理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品种特性决定着鲜穗的市场和深加工能力，没有标准化就没有产业化，只有育出了适合加工的标准化品种，才能进行产业化加工和生产。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是饮食行业标准化生产的先行者和成功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标准化、系列化、差异化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将奋力追赶国际大公司。”

（五）

张世煌教授讲，“搞育种一定要有悟性”。“何为悟性？”笔者请教刘占文博士。

刘占文认为，悟是佛教用语，开悟，就是想明白了。悟性来源于自身学问的储备以及对专业理论的探讨和方向的准确把握，一个合格育种人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和他手中的育种材料进行对话。有些搞甜玉米育种的人，把高甜、超甜、加强甜说得有点神话。甜玉米也不是越甜越好，关键是适口性。搞糯玉米育种，如果定位在大锅一煮、地摊式销售，怎能搞出适合标准化生产的品种？

育种是一个智慧加勤劳的活儿，一辈子不出品种的大有人在。一旦道理弄明白了，育种就简单多了。

与刘占文博士的交往和深谈使笔者掌握了一些有关甜糯玉米的名词术语，了解了一些相关知识。笔者对博斯公司的总体印象概括为：定位准确、立意高远、技术超前、市场导向、蓄势待发。

（六）

多年前，笔者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怎样领导世界上最难领导的人》，作者认为，知识分子最难领导。刘占文领导的团队以博士、硕士为主，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他怎么驾驭他的团队呢？

刘占文引用了老子的一句话，“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科研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没有管理。最大程度地去行政化、去形式主义，是科研管理的精髓。如果一个外行领导一个科研团队，不懂科研管理的要义，强迫性地整齐划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就灭杀了科研充分发挥个性的本质。除非你想让专家都变成像你一样的外行！不能把管理变成管制，更多的情形是压而不服，适得其反。对科研人员进行差异化管理，发挥每个人的专长，调动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理性行动，才能打造出一个人才辈出、成果不断推陈出新、长盛不衰的企业。

刘占文说：“我不让大家怕我，也不让大家赞誉我，只要大家知道有我这么一个组长就行了。我要求每个科研人员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