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西方“1968”年一代人的弗雷泽与霍耐特，同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二人代表德国和美国在哲学发展完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都对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各自发展了一套独特的正义理论体系。弗雷泽以“参与性平等”为核心概念构建起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并重的一元多维正义论，而霍耐特以“承认”为核心概念构建了一种“为承认而斗争”的规范一元正义论。“承认”在弗雷泽和霍耐特的思想体系中都居于重要地位，同时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表现不同的内涵与特点。通过对弗雷泽与霍耐特关于承认思想的异同的研究，总结出两位的承认思想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和重大意义。

关键词：弗雷泽；霍耐特；承认；正义；异同

DOI：10.16640/j.cnki.37-1222/t.2017.10.183

追溯至1992年，霍耐特出版《为承认而斗争》一书，将“承认”再一次推到大众的面前。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学家们以“承认”为中心问题开展了10多年的争论。这场以“承认”为中心的争论存在于政治哲学整体框架层面，涉及到社会正义。K·奥尔森将这场争论在近年来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再分配与承认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如何把再分配与承认在理论和实践中结合起来、正义的含义是否还应扩展到政治维度、对霍耐特和弗雷泽理论各自的哲学基础进行探讨和评估。这场争论在哲学界掀起了巨大的浪潮，吸引了很多著名理论家参与。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争论中，弗雷泽与霍耐特在关于社会正义方面的分歧与对话显示了当代社会正义问题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研究二人关于承认思想的异同对我们探索社会正义实现的道路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1 “承认”的起源与发展

“承认”最早出现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是一个一直处于发展状态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概念。它突出了社会中的各种个体和共同体在全球多元化时代要求获得平等、自由的自我认可和肯定。

作为提出承认思想的第一人，费希特指出，主体只有让自己发生的行为存在于对另一方有利的范围之内，才能使自己的行为在特定的合法关系中获得客观有效性，这就通过互动形成一种承认关系。随后，黑格尔在其耶拿时期的思想中进一步将承认看成是人际之间伦理关系的内在结构所在。爱是人们之间最初的承认形式，为了生存，为了不失去爱，人们存在于一轮又一轮新的承认之中，人们在相互承认的引领下走向伦理的更佳状态。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承认而斗争的历史。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和制度改革实践崛起，L·谢普率先注意到费希特和耶那时期黑格尔的承认思想，发表《作为实践哲学之原则的承认》一书，紧接着，泰勒、W·金里卡等著名哲学家也提出自己关于承认思想观点和理论。“对承认的需要，有时候是对承认的要求，已经成为当今政治的一个热门话题。”[1]

借鉴分析早期黑格尔的承认思想，霍耐特认为规范人行为的动机性驱使和引发人际交往和冲突的动机性因素都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中，人际交往中主体必须具有的特定自主性也是主体间相互承认的结果，而建构自主主体也需要人们之间的承认。随后，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又被霍耐特从意识哲学层面推向了社会哲学。作为哈贝马斯的得意门生，霍耐特沿着老师的思路在对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思想的进一步分析和改造，弱化了哈氏交往行为说中作为预设前提的参与对等思想，使哈氏的交往行为说获得了规范性内涵，将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居于中心地位的政治—伦理维度及其表现形式（承认与蔑视的交互运动）勾勒了出来，把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看成是文化—伦理层面的冲突。

在霍耐特出版《为承认而斗争》后，弗雷泽明确否定霍耐特只用承认来切入当代社会的政治哲学问题，此后又多次发表文章和专著进一步阐述了她的观点。当然霍耐特对弗雷泽的质疑也一一做出回应。首先，弗雷泽指出分配不平等现象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消失，反而愈发严重，“分配正义问题不可能被漠视”[2]。弗雷泽富有创新意识地将再分配与承认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将二者构成现代正义的两个方面。2008年，弗雷泽在《正义的尺度》一书中又将政治上的代表权问题加入到其正义理论体系中。最终，弗雷泽经由包括承认和再分配两个方面的正义理论走向了包括承认、再分配和代表权三个方面的正义理论，并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反对霍耐特以承认为中心的一元正义论。

针对弗雷泽的质疑，霍耐特表示，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维度确实是存在于现代社会正义中的，但是承认是“基础性的，统摄性的”，更具有规范意义，而分配是“派生的”。[3]弗雷泽立即否定霍耐特，指出承认、再分配和代表权这三者都是不能相互约化的，它们代表着文化、经济和政治三个存在领域并列地展现现代社会中。比如，在现代社会中，分配不公并不单纯地只是由错误承认导致，也可以由经济或政治因素导致。又如，承认也可能是由分配不公引起的[4]。

2 弗雷泽与霍耐特承认思想的异同比较

2.1 相同之处

第一，承认对于弗雷泽和霍耐特的正义理论体系都十分重要。随着文化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中社会冲突和变迁的重要因素，跨文化接触和价值多元情况不断涌现，后冷战时期政治、文化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增多，承认问题成为受关注的核心問题。弗雷泽和霍耐特都揭示了承认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认可承认概念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随着人们对承认思想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弗雷泽和霍耐特都认为承认和再分配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均不能被舍弃，因此目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分析承认和再分配在现实中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弗雷泽与霍耐特都明确将再分配范式的平等主义理想与承认范式中那些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内容相结合作为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

第三，弗雷泽和霍耐特的承认思想都已经涉及到社会正义。只不过霍耐特并不是直接切进正义而是在发展他的承认一元论的过程中完善正义；而弗雷泽是直接步入正义的主题，在发展其正义论的过程中完善承认思想。

2.2 不同之处

1）弗雷泽与霍耐特将其承认思想置于各自正义理论体系中不同的地位。

承认在霍耐特的正义概念中居于规范核心地位，社会正义的规范性需要在不同的承认领域中按照各自符合的承认原则才能得以实现。霍耐特对社会道德进步的辩护也需要在承认的各自领域内进行，同时在社会冲突中需要反思各个承认领域间互动的道德逻辑。

弗雷泽否定霍耐特的承认思想，她主张将承认理解成关于公正的道德问题。承认虽然在社会正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局限性的维度。弗雷泽认为霍耐特的思想体系中承认的基础地位得到夸大，霍耐特的承认思想是一种“准超验的道德心理学”。弗雷泽提出原初的经验参照点不应该是霍耐特抽象的“前政治苦难”，而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承认和再分配。弗雷泽通过“参与性平等”的概念使承认思想在全球多元价值的实际情况中产生超越宗派的道德约束力。

对于弗雷泽的质疑，霍耐特认为她曲解了自己的承认理论，没能在哲学层面上规范地解决经验参照点问题，不认同再分配和承认作为经验参照点。霍耐特表示，承认是人类正义感初级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道德哲学层面的承认在解决社会成员诉求的道德合理性问题上具有主要指导作用。

2）弗雷泽与霍耐特在各自的正义体系中对承认思想的性质和作用有不同的见解。

在霍耐特的正义理论体系中，爱、权利和团结是承认分别在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价值）领域的三种形式。其中，承认领域就是通过需要、平等和成就三个原则实现爱、权利和团结三种承认形式。霍耐特指出，之所以选择上面三种形式是因为它们的规范意义具有普遍性，能够正确全面地将当前发展社会中不同领域的规范要求反映和展现出来。霍耐特说：“从整体上说，爱、法律和团结，这三种承认形式构成了人类主体发展出肯定的自我观念的条件。因为，三种承认形式相继提供了基本的自信、自尊和自重，有了它们，一个人才能无条件地把自己看作是独立的个体存在，认同他或她的目标和理想。”[5]霍耐特指出，“好生活”对正义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之间桥梁的架构起了关键作用。具体来说，承认全部实现以后就意味着“好生活”的实现，正义社会也就真正地得到实现。在这个理想的正义社会里，每个社会个体都充分享有独立、自由、平等的权利，个体间的交往关系需要通过相互承认来维系，各自的价值也需要通过相互承认来维护。

弗雷泽批评霍耐特指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并不具有实实在在地帮助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立足的作用，只是单纯地将资本主义社会还原为它的承认秩序。弗雷泽认为霍耐特一直用一种简化的文化主义取代了一种简化的经济主义，夸张地表述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地位和作用，他这样单纯地靠承认一元思想发展正义理论会对制度机制缺乏判断力。只有将承认、分配和代表权三个维度相结合，才能更清楚地解释当今社会阶级矛盾、身份等级制和文化蔑视等现象，全面地阐述说明为分配、承认和所有权而斗争的三方面关系，构建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正义理论结构。

对于弗雷泽的指责，霍耐特回应自己没有因为文化方面的承认而忽视对经济方面的分析。霍耐特将“社会整合”看做是社会个体间相互承认的结果，他认为包括分配在内的各个经济领域和所有其他领域都是通过明确规定的某些原则来制约和联系，以实现社会整合。因此，他把再分配放在从属于承认关系的位置上。除此以外，霍耐特批评弗雷泽把包含各个角度的经济领域一味地理解为分配正义的制度化是一种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的不规范理解和表达。

3）弗雷泽与霍耐特在政治分析层面上对承认思想的理解不同。

霍耐特研究承认问题的背景是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情况，研究承认问题的着手点是心理动因。而弗雷泽直接把承认问题牵涉进正义理论，认为承认思想是实现正义的一个重要维度，“即一个社会的价值模式和文化秩序是否能够让所有人以平等的身份和地位公平地参与社会生活。”[6]

弗雷泽认为，霍耐特与她始终坚持人类的平等自主和道德价值，即传统自由主义的核心，同时都认为承认思想在论证说明上述两方面核心概念的过程中具有重大的价值，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但是，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为承认而斗争”遮蔽了“为再分配而斗争”。费雷泽指出，为再分配而斗争绝对不应该被为承认而斗争取代，承认思想应该对再分配起到补充作用。

在政治分析上，霍耐特提出弗雷泽认为承认政治与再分配政治是完全对立的。自己也并不同意承认政治的地位已经完全跃居于再分配政治之上，而社会经济的斗争和进步依旧在今天的现实中占据重要地位。另外，霍耐特始终强调不应该将承认理论与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承认政治相等同或是相联系。

3 弗雷泽与霍耐特承认思想对社会正义实现的启示与贡献

第一，弗雷泽与霍耐特对承认思想的研究和发展开辟了批判理论的新方向，以一种新的形态展示批判理论，赋以正义理论新的含义和规范要求，成功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转型。虽然弗雷泽和霍耐特对于承认思想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为承认思想的发展和社会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所付出的努力成功提高了世界对当代全球化发展中政治伦理的关注度。

第二，弗雷泽和霍耐特在完善各自的承认思想的同时，也将再分配和政治代表权的问题进行分析以实现概念化和理论化，并通过对分配不公平和道德蔑视等非正义现象的归类和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全球化给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均带来的了严重的弊端，承认问题在当代政治中占据突出地位。

第三，弗雷泽和霍耐特在完善自己承认思想的过程中明确指出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境况，通过分析当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强调当今资本主义矛盾的新特点。二人在对承认思想进行争论的过程中，还赋予公平分配、文化平等、社会团结、政治代表权、平等尊重等概念更加丰富的含义，使我们对社会正义理念的理解更加贴近现实、符合时代特征。被承认思想充实的新的正义理论更加具有科学性和进步性，对我们解决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和矛盾产生更有效的指导作用。

第四，弗雷泽与霍耐特对承认思想的不断努力探索体现了二人追求新社会主义正义理想的积极态度和澎湃热情，对我们改正社会现代化所产生的道德层面的负面效应起了重大的建设作用。随着当前人们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不断探索，出现了社会道德无序、政治伦理缺乏严格规范等一系列消极现象，以弗雷泽和霍耐特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理论家们对于承认思想的研究和争论对上述消极现象有强烈的纠正作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积极完成对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建设工作，承认思想对于我国的建设也是一笔具有指导作用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參考文献：

[1]查尔斯·泰勒著，董之林，陈燕谷译.承认的政治[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90.

[2]南茜·弗雷泽，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

[3]刘子瑛.弗雷泽正义观.华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4]王才勇.承认还是再分配？——从霍耐特到弗雷泽[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04）.

[5]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75.

[6]汪行福.从“再分配政治”到“承认政治”？——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之争[J].天津社会科学，2006（06）.

作者简介：高洁（1992-），女，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