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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母慈父:家庭教育中的夫妻权力与行动逻辑

2017-05-31赵可欣张红

现代交际 2017年8期
关键词:家庭教育

赵可欣++张红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城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行为模式与态度差异,深入分析了夫妻权力与合作关系,探究家庭教育中夫妻的行动逻辑。研究发现,在城市家庭教育过程中,家庭内部形成“严母慈父”的分工与权力格局。这一权力格局的转变体现了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与新型家庭教育模式的转变,有利于优化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以及营造和谐健康的家庭环境。

关键词:夫妻权力 家庭教育 严母慈父

中图分类号:G7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8-0173-02

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分工模式是“嚴父慈母”,由父母分别担任社会性和生理性的抚育工作。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严父慈母”逐渐被“严母慈父”现象所取代。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经常性缺席,母亲则承担管理和教育子女的责任,这体现了现代社会女性职场参与度提高,当代家庭关系与家庭地位变化的新型构建。

一、家庭教育中夫妻权力与行动逻辑的表现

家庭中夫妻的权力角色与行动逻辑可成为子女心理发展认同和模仿的范本,从而影响子女社会化过程。以下通过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访谈案例来探讨家庭教育中夫妻权力与行动逻辑的具体表现:

(一)学业监管

对子女的学业监管愈来愈成为母亲的职能与责任,母亲对孩子的学业教育倾注很多心血,会很细致地监管学业的方方面面,父亲则倾向于对学习成果的关心。在笔者访谈的个案东东家对子女学业的监管是典型的例子。

东东母亲平日里跟上初二的东东交流最多的就是督促东东的学业问题,她说跟东东交流的口头禅就是“作业写完了吗”“你快赶紧写作业”等。东东父亲则因工作忙碌,周内基本都不在家,对东东的学业也难以进行监管,周末相处时会跟他讲几句道理,东东父亲说:“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工作太忙了,管东东学习的事情交给他妈妈就好了。”东东父亲也很在乎孩子学业,看到成绩不好也会着急,但很少会采取实际的措施对孩子进行学业教育。尽管东东母亲的教育程度并没东东父亲高,对孩子的学业辅导随着年级的升高也逐渐力不从心,但东东母亲会通过自学以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来辅导孩子。

多数家庭夫妻双方在子女学业监管上选择合作,夫妻平权的现象也体现女性家庭权力地位的上升。女性更多地在学业监管上负责,体现个人教育素质能力的提升,能够有能力去对子女课后问题进行相应解答;相应地男性则在子女学业监管上减少了权力的分配。

(二)人际交往

在子女的社会化过程中,同辈群体对青少年有很大影响。家庭教育中对子女的人际交往的指导体现着夫妻权力的分配和“严母慈父”的行动逻辑。在个案明明家我们可以看到父母对于子女的人际交往所体现出的“严母慈父”特点。

明明母亲讲述儿子和一个转学过来成绩差的朋友经常玩,后来明明的学习成绩下降,明明母亲便不允许儿子和他在一起玩。“他交什么样的朋友是很重要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就希望他能多交一些学习成绩好的乖孩子做朋友,能够共同进步最好,不能一起退步。”明明父亲在对儿子人际交往方面也有自己的理念:“人就要多交朋友,一方面自己能从不同的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一方面也能互相鼓励共同进步,交朋友也是人生过程中最美好的事情。”而对于在青少年时期是否会介意自己的孩子交异性朋友,是否担心自己的孩子早恋的问题,母亲表示更为在乎,希望孩子不要过早有情感困扰,父亲则表现得较为开放,并不那么严厉。

在子女的人际交往中,夫妻双方的权力关系偏向母亲分配的多一些,母亲参与子女人际交往的内容和范围更加广泛。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天生的情感较为丰富,面对参与子女的人际交往更具有亲和的性格优势,子女也更愿意与母亲分享自己的朋友关系。另一方面女性在家庭教育中更加主动,会主动去询问子女的朋友伙伴关系。

(三)金钱花销

对子女金钱花销的掌控与消费,体现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经济资源的占有情况,也体现夫妻在家庭教育中对子女消费的态度理念。个案贝贝的家庭中父母对于孩子金钱花销上的理念就很具有代表性。

贝贝的家庭条件不错,父亲主要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贝贝平时上学三餐都在家里吃,零花钱使用不多,一旦贝贝问父亲要零花钱,贝贝父亲会一下子给很多。贝贝母亲觉得对于孩子的零花钱这样处理并不是太好,“我不想让她觉得什么东西都来得太容易了,但她爸有时候会一下给她很多钱,这样不太好。”虽然都是本着对孩子好的出发点,夫妻双方在具体行动上则会表现出差异。而对于贝贝去上补习班和兴趣班这件事情就是由贝贝母亲提出并安排执行的,贝贝父亲在这种事情上就只发挥自己的经济能力,出资支持。

长期以来,男性掌握家庭中经济权力,高额开销基本都是男性做主,而随着女权崛起,女性就业比例攀升,自身拥有资源增多,在家中事务的权力影响增加。女性赚钱能力提升、夫妻资源差距越来越小的背后是夫妻权力越来越平等化。夫妻权力平等化是女性权力的提升,亦是“严母慈父”的资源理论基础。

(四)手机使用

进入信息时代,电子产品使用者的年龄逐渐降低,手机的功能亦由单一变得多元,对手机的使用几乎可以覆盖青少年对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个案豆豆其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对于孩子手机使用的态度很具有代表性。

豆豆母亲平时不允许孩子去学校带手机,只有豆豆父亲在的时候才可以让她玩一玩父亲的手机,豆豆母亲会规定她的手机使用时间:“基本上会让她玩一个小时,到时间了就要去看书学习了。”孩子讲到周围的同学很多都有带手机,但自己没有,就会有点委屈。但豆豆母亲对孩子带手机去学校这件事情的态度是:“想都别想,在家里偶尔玩一玩可以,但也必须要规定时间。”关于手机使用这种具体事宜上,母亲的态度都较为强硬,父亲对这类事情则较少过问。

对于子女“手机使用”这一方面的管控,出发点在于功利主义,母亲会理性地根据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会对子女的学业带来的利弊得失进行权衡,认为严格管控更有利于子女的学业进步,以此来巩固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力地位。

二、家庭教育中夫妻权力与行动逻辑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社会性别观念与分工的变化

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是男性威权的产物,随着社会性别观念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现代人更加注重独立和自主,妇女解放运动亦唤起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对夫权意识造成冲击,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渐获得社会大众的接受和认可。当夫妻为子女的现状与未来权衡利弊时,家庭中两性劳动分工相应产生变化,随着女性对于职业和受教育的诉求,对自身价值和情感的追求不断提升,开始不仅仅只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也承担了一部分经济责任,具备家庭教育的能力。女性连续就业使两性经济差距缩小,家庭地位的提高为两性家庭平等打下了基础,男性从家庭的经济责任中解脱一部分,夫妻间的权力关系不再是支配与顺从,而是趋向均衡化,这亦是家庭教育中“严母慈父”现象产生的社会基础。

(二)家庭结构与功能变化

主干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为“严母慈父”现象提供了结构基础。如今在城市的由夫妻和其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中,对于子女的社会化抚育则成为重要的一项功能,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夫妻共同对子女的教育。子女在家庭的社会化过程中受到父母的教育,而父亲与母亲在对待子女时会展现不同的行为方式与态度差异。

在本研究所访谈城市家庭的孩子们眼中,家里都是母亲较为严厉,管着家里的大小事务,承担着对子女的教育,以指示性的命令为主,而父亲则相对态度温和,以说服性的教育为主。家庭各功能之间也具有互补与增益的关系,例如家庭良好的生产功能与经济资源让夫妻更有能力去实现家庭的繁衍功能以及对子女的教育功能。

(三)个体本位与个人发展

传统社会以集体为本位,包括国家、民族、宗族以及家庭,儒学传统亦是父权制下的文化产物。随着现代社会自由主義的兴起,以个体为本位成为现代秩序的基础。以家族为本位时,家庭教育中的夫妻权力表现为“严父慈母”,父亲掌握家中大权,妇女作为一种附属存在,只能扮演日常照料的“慈母”。而自由主义的发展使女性的社会与家庭地位随之提高,女性个体拥有更多的决策与话语权,因而在个体本位发展的今天,女性也能够独自撑起一片天。在家庭事务和对子女的教育中,女性不仅通过个人的发展提高自身素质,拓展自身资源,具有了教育子女的能力,又同时拥有与子女亲近的传统天赋,对子女的管教则表现为“严母”。父亲在个人发展的情形下,对子女的爱与期望并未减少,但是对教育的不断缺席,使得在孩子眼中成为在母亲管教时能安慰自己的“慈父”。

(四)权力变迁与行动逻辑变化

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社会中家庭的一种行动逻辑,在家庭中,“严母慈父”也是一种行动的表现,与“严父慈母”不同的是,这种表现是传统的延续,其内部运作机制仍未变化,但母亲的责任范围增多,内涵与职能扩展,更主动地承担教育子女与未来规划的责任。在与孩子的相处中,父母进行工具性角色与表达性角色的分工,双方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行为态度与表达方式。两种角色之间的差异也能反映夫妻权力在家庭教育中的运作逻辑。同时,夫妻之间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着资源互补的关系,“主外”与“主内”正好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而各资源之间相互的这种影响也对双方有增益,女性更具有教育的实力,男性也更加懂得表达与照顾。

家庭中夫妻的互动过程中充满着对于权力分配与实践的微小体现,权力的运作过程是由在家庭中夫妻双方所占有的资源或者所采取的权力技术来进行选择和运用,由此,夫妻双方在家庭事务和家庭教育的决策与安排中所体现出来的行动逻辑也会因此而受调节影响与变化。由“严父慈母”到“严母慈父”的权力变化,便体现在夫妻双方对于这些教育互动过程中情境与事件的观念与处理技巧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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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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